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要保持合理的宏观税负水平,是对2013年以来稳定及降低宏观税负政策基调的重大调整与深化。本文通过分析这一时期我国宏观税负的演变历程,指出这一战略举措虽在特定时期激发了市场活力,但也导致了财政收支矛盾加剧、债务利息负担上升、地方财政紧平衡等现实挑战。当前我国宏观税负显著低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平均水平,进而影响到现阶段的财政可持续性。本文认为,优化宏观税负的路径应根据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采取分步实施的策略。短期看,宏观税负调整应聚焦深化消费税改革、稳定税基、提升征管效能。长期看,建议通过适度提高增值税税率或利用地方附加税立法契机,推动宏观税负回归至匹配国家治理能力的合理区间。

在“脱钩断链”风险提升的背景下,以耐心资本促进企业战略转型进而提升供应链韧性,是确保经济安全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本文探讨了耐心资本促进企业战略转型、提升供应链韧性的内在机理。研究表明:耐心资本显著增强了企业供应链韧性,这源于耐心资本能引导企业实现两大战略转型:一是创新战略转型,表现为融资约束缓解、长期研发投入增加、技术深耕与关键核心技术突破;二是运营战略转型,表现为管理层短视弱化,超额现金持有增加,总资产周转率提升与管理费用下降。异质性分析发现,在市场势力大的企业、国有企业及海外业务暴露度高和所处地区营商环境相对良好的企业中,耐心资本对供应链韧性的赋能效应更强。进一步分析发现,耐心资本引致的供应链韧性增强显著提升了企业价值及其绩效表现;以政府引导基金和国有资本参股为代表的“有为政府”能够与耐心资本形成合力,强化耐心资本对供应链韧性的赋能效应。本文回答了企业应如何依托耐心资本,提升供应链韧性,为培育和壮大耐心资本,优化国家供应链安全治理体系提供了理论依据与政策参考。

产学研融合能否将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知识、技术与人才优势转化为企业新质生产力水平的提升,是实现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关键所在。本文基于2011—2022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考察了产学研融合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影响。研究发现,产学研融合能够显著提升企业新质生产力水平,主要作用机制在于优化人力资本配置和提高资金可得性。异质性分析显示,良好的知识产权保护措施以及较强的区域高校基础研究能力有助于强化这一促进作用。进一步研究显示,相较于股权形式的产学研融合,契约形式的产学研融合因其高效灵活性对企业新质生产力水平的提升效应更强;从经济后果来看,产学研融合伴随的新质生产力水平提升使得企业的总体获利能力得以改善。研究结论对于相关部门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和四中全会作出的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部署具有一定借鉴和参考意义。

优化供应链配置对增强企业竞争力和保障产业安全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政府采购网披露的合同订单信息构建政府数字采购指标,考察其对企业供应链配置的影响。研究发现,政府数字采购可以降低客户、供应商和供应链整体集中度,促进供应链配置多元化。机制检验发现,政府数字采购通过增强企业供应链协调能力和降低供应链整合成本,促进供应链配置多元化。异质性分析表明,当政府数字采购形式为中央采购和公开招标时,政府数字采购对供应链配置多元化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经济后果检验表明,政府数字采购促进供应链配置多元化后,进一步提升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本文研究为我国政府数字采购完善和企业供应链配置优化提供参考,为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提供证据。

劳动力市场不完全竞争使企业对劳动要素配置和工资议价具有一定的市场势力,是影响收入分配格局的重要微观机制。在新一轮科技革命背景下,以“机器换人”为代表的自动化浪潮重塑了企业要素需求结构,对企业劳动力市场势力的影响亟需系统分析。本文构建了一个包含机器人和劳动力市场不完全竞争的理论模型,分析工业机器人应用对企业劳动力市场势力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并利用全国税收调查数据库和中国海关数据库的匹配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工业机器人应用会显著增强企业劳动力市场势力。机制分析表明,工业机器人应用通过规模扩张和资本替代威胁增强企业劳动力市场势力,但劳动节约效应会部分抵消这一影响。异质性分析显示,工业机器人应用对低技术行业、高资本边际收益行业、出口企业及外资企业的劳动力市场势力提升作用更为显著。本文深化了对自动化背景下收入分配问题的理解,为推进共同富裕提供了重要政策启示。

本文基于金融地理结构视角,结合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和银保监会披露的商业银行网点数据,以企业周边银行网点数量测度企业面临的银行业竞争程度,实证检验了银行业竞争对工业企业污染排放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表明,银行业竞争能够显著降低工业企业污染排放,企业周边10公里内银行网点数量增加100家,工业企业SO₂排放平均降低6.77%。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检验得到的估计结果仍然稳健。机制分析表明,银行业竞争通过增强银行贷款的环境监督、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以及改善企业间生产资源配置效率等渠道降低了企业污染排放。相比于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股份制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和农村商业银行网点扩张的污染减排效果更明显;相比于低环境规制地区,银行业竞争的污染减排效果在高环境规制地区更显著。本文的研究表明银行业竞争是推动我国企业污染减排的重要因素,对于我国生态环境治理和绿色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家族企业面临代际传承与治理结构调整的转型背景下,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已成为亟待关注的重要议题。本文关注了“去家族化”行为对家族企业ESG表现的影响,研究发现“去家族化”程度的增加会显著降低家族企业ESG表现,且这一负面影响主要体现在环境和公司治理两个维度。机制检验表明,“去家族化”行为会通过减少环保投资和加大代理成本两条路径削弱家族企业ESG表现。进一步研究发现,从企业属性看,该负面影响对非重污染行业企业更显著。此外,当家族成员学历较低、股权集中度较低以及企业处于衰退期时,“去家族化”行为对家族企业ESG表现的负面作用更为突出。从外部环境看,当企业面临较高市场竞争压力,或所在地区环境规制强度、环境执法力度较低时,“去家族化”对ESG表现的抑制作用更加明显。本文结论为讨论家族企业代际传承中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提供了经验证据。

预算绩效管理改革是提升地方政府治理能力与公共资源配置效率的重要制度安排,而其成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策执行的实际效果。本研究构建外部情境—内在动机—执行结果的整合分析框架,以地方政府为研究对象,基于问卷调查数据开展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一方面,组织准备度与工作动机均显著促进预算绩效管理改革的政策有效执行;另一方面,工作动机在组织准备度与政策有效执行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揭示了组织条件通过激发行动意愿进而影响执行结果的传导机制。进一步分析表明,组织准备度中的制度环境与管理特征可通过工作动机对政策有效执行产生显著影响,而技术条件的中介路径未获支持,说明单纯的技术供给尚不足以改变执行者的工作动机。研究从政策执行视角深化了对预算绩效管理改革运行逻辑的理解,并为改革优化推进提供了实践启示。

本文构建了一个包含穷人和富人两类异质性个体的跨期叠代模型,相对于穷人而言,富人具有更高的耐心程度和技能水平。理论模型分析表明,延迟退休使得收入不平等程度下降,国民收入分配更多地向穷人倾斜;社保缴费率上升使得收入不平等程度上升,国民收入分配更多地向富人倾斜。相应的作用机制是,延迟退休使得富人劳动供给增加的数量小于穷人劳动供给增加的数量,社保缴费率上升使得富人劳动供给减少的数量小于穷人劳动供给减少的数量。敏感性分析的结果表明,延迟退休和社保缴费率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是稳健的。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社保账户收支平衡面临较大的压力,延迟退休和提高社保缴费率是经济决策者实现社保账户收支平衡的重要手段。基于此,本文认为从减缓收入不平等的角度考虑,相较于提高社保缴费率,延迟退休是一个更好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