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积极发展科技金融、数字金融”,并强调“健全系统性金融风险防控机制”,为金融科技发展与风险防控提供了政策支持。金融科技的兴起丰富了金融业态,也加剧了风险溢出的复杂性。本文采用高阶矩GARCHSK模型和广义预测误差方差分解指数法,从均值、波动、偏度和峰度这四个维度,系统分析金融行业及机构之间的风险溢出效应,重点关注金融科技与其他金融行业间的风险溢出。研究发现,金融市场存在显著的高阶矩风险溢出特征,证券行业是主要的风险释放行业,在低阶矩维度尤为突出;金融科技行业在低阶矩下为风险吸收方,在高阶矩下则表现出显著溢出效应,尤其对跨业务金融行业影响显著;多元金融和跨业务金融行业是主要的风险吸收行业。各金融行业的溢出效应呈现明显的差异性和阶段性特征,易受到极端金融事件的影响。部分高中心性机构既有较强风险外溢能力,又与多家机构高度关联,亟需引起监管部门重视。

增值税制度自诞生一个世纪以来,凭借便于征收、避免重复征税以及税收中性等独特优势,在世界范围内迅速普及,对国家税收制度的深度和广度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本文系统梳理了近年来国内外主流期刊上发表的相关文献,在总结增值税推动社会经济发展重要作用的同时,分析了当前增值税领域日益凸显的问题,并结合特定场景下的应用实践进行深入分析。通过细化研究问题发现,增值税在重构政府间分配制度、完善抵扣链条、遏制虚开发票、简并税率等方面仍拥有较大的改革空间。最后,本文指出了现有文献在研究视角、政策实施等方面存在的不足,并尝试勾勒出增值税研究的未来发展方向和拓展领域,期望能够为增值税制度的不断完善提供有益的改革思路。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做出进一步部署,将健全预算制度作为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的重要一环。基线预算有望成为完善我国预算制度的有力方法和程序。相对于基数法,基线预算在中期视角下区分现行政策和政策变化。通过在预算过程早期计量并确定政策成本,并将各个宏观变量约束在均衡水平上,加强了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和财政纪律;通过将现行政策作为现实可行的参考点,增加对政策变化的关注,改善预算配置效率和绩效;通过分离政策变化的净效应,提高预算透明度。另外,基线明确了未来可用资源预期,有利于减少利益冲突从而完善零基预算改革。分析相关条件后发现,我国应用基线预算的可行性较高。具体实践转化上,应遵循宏观预算、配置预算和运营预算的次序,从“自上而下”启动预算程序,并结合“自下而上”的预算申请和反复磨合的过程,同时明确相关部门职责。

国债收益率曲线对于金融机构资产配置与风险管理有着重要参考价值,然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于我国国债收益率曲线及其波动究竟有何影响在学术研究中尚属空白,本文借助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和动态Nelson-Siegel(DNS)利率期限结构模型首次对这一问题开展研究。首先,本文在传统DNS利率期限结构模型的状态方程引入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来分析其对收益率曲线的影响,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对水平因子有显著负向影响,随着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收益率曲线下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导致收益率曲线远端下降幅度超过近端,收益率曲线变得更加平缓。其次,本文创新性地基于得分驱动时变参数建模方法,在DNS模型中引入一个共同的时变波动因子,在波动方程中考察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国债收益率曲线波动率的影响,结果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显著降低了收益率曲线的波动率,显示了我国国债具有“风浪越大,航行越稳”的特征。

《反垄断法》作为匡正市场秩序的竞争政策,也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治理效用。本文以《反垄断法》的实施作为加强市场竞争发展的政策冲击,采用双重差分法探究《反垄断法》的实施对高管在职消费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反垄断法》实施后,相对于垄断势力低的企业,垄断势力高的企业高管在职消费水平降低。机制检验发现,《反垄断法》实施后,处理组企业的市场势力和自由现金流水平降低,企业信息质量提高。同时,《反垄断法》对高管在职消费的抑制作用会受到企业股权集中度、审计监督力度以及经营风险的影响。进一步检验表明,《反垄断法》实施后,垄断势力高的企业高管货币性私有收益也呈现下降趋势,且新《反垄断法》也产生了一定的治理效果。本文对《反垄断法》实施的微观经济后果进行量化研究,为评价竞争政策的实施效果提供微观证据,对构建竞争政策制度体系具有启示意义。

绿色创新是中国保持高质量且可持续经济增长的重要影响因素。已有研究多聚焦外部市场环境规制对绿色创新的影响,而新兴市场中广泛存在的企业集团是否能够激发集团公司主动绿色创新的活力值得探索。本文基于2008—2022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研究发现,企业集团能够促进集团控股上市公司的绿色创新;尤其能促进实质性绿色创新,而非策略性绿色创新。当集团公司本身,或集团内其他公司面临越高的环境风险时,集团识别环境风险,治理并促进公司绿色创新的效果越显著;企业集团对于环境风险的治理,主要通过提高风险承担、内部控制、数字化转型程度来推动集团公司绿色创新。拓展研究显示,产权性质为国有、分析师关注少、行业竞争度低、公司不属于重点环境监控单位时,企业集团能促进控股上市公司绿色创新的程度更显著。经济后果检验表明,企业集团能促进绿色创新,也提高了集团公司的环境评级、全要素生产率与企业价值。

市场条件下资产泡沫的形成不可避免,其对企业创新与经济发展存在复杂的影响机制。我国现实经验以及模型脉冲分析表明,一方面资产泡沫过度膨胀会扭曲资源配置抑制企业创新,并且一旦破裂会引发经济深度衰退,但是另一方面资产泡沫能够提高企业融资能力,适度的泡沫可以很好地“润滑”经济,大幅提升企业创新资源投入与经济运行水平。而对于“双支柱”调控政策,复杂经济形势下紧缩的宏观审慎可能导致资产泡沫反常膨胀,而收紧货币政策虽然能够控制资产泡沫但是也会降低企业创新投入以及社会总体福利,现阶段我国更适合实施“双宽松”的政策组合,保持适度的泡沫活跃经济。本文可以为拓展资产泡沫相关研究以及完善优化“双支柱”调控框架提供一定的启示。

农村居民城镇化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城乡共同富裕和高质量发展的有效举措。本文运用中国家庭微观调查数据,实证分析农村居民城镇化如何影响消费不平等。研究结果表明,农村居民户籍身份转换显著降低消费不平等。进一步分析发现,户籍身份转换主要通过提高家庭消费多样性、降低收入不平等和拓宽消费平滑渠道来缓解消费不平等。异质性分析表明,农村居民户籍身份转换对高年龄户主、低教育程度、低收入水平和低财富水平家庭的消费不平等更敏感。本文研究证实了户籍人口城镇化能有效缓解家庭消费不平等,能够为相关部门推进户籍制度改革,且更好共享发展成果提供有益参考。

中国现行的“绿色工厂”认定,是政府以一系列政策措施和标准引导企业通过资源整合增强组织韧性,实现生产过程绿色化的一种运行模式。笔者依据企业动态能力理论和企业创新理论,基于中国“绿色工厂”认定准自然实验的经验证据,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了“绿色工厂”认定与企业增强组织韧性之间的关联性。检验结果证实:“绿色工厂”认定正向影响企业增强组织韧性;企业人力、技术、管理和资金等资源整合中介“绿色工厂”认定与企业增强组织韧性之间的关联;“绿色工厂”认定与企业增强组织韧性之间的关系又分别受制于“绿色工厂”认定数量和被认定“绿色工厂”环境违规的正、反向调节。本研究将企业创新和动态能力原理拓展性地应用于实证“绿色工厂”认定影响企业提高组织韧性的机制,丰富了现有政府宏观政策与企业微观发展关系方面的相关文献,研究结论有助于为政府激发企业绿色制造的内生动力以及企业通过资源整合提高组织韧性提供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