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推动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科技创新中心城市作为科技创新的集聚地和增长极,形成了不同于经济中心城市的城市群空间结构特征。本文构造了中国19大城市群的科技创新中心指数,对城市群科技创新中心城市的空间结构及其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1)基于科技创新中心城市的空间结构越趋于单中心结构,越有利于城市群的产业协作。(2)科技创新中心城市空间结构通过提高城市合作倾向和产业专业化水平,促进了城市群产业协作。(3)异质性分析表明,基于科技创新中心城市形成的空间结构对西部地区、发展基础薄弱以及创新型城市数量较少城市群的产业协作具有显著影响。因此,应进一步加快科技创新中心城市建设,并借助其创新增长极效应推动城市群高质量发展。

财政可持续性关系到国家财政安全及政府职能履行,进而影响到国家战略目标的实现及经济社会发展。研究影响财政可持续性因素的联动机制,进而探究实现高水平财政可持续性的有效路径是值得研究的重要问题。笔者基于组态视角以我国30个省级地方政府为案例,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对影响财政可持续性因素的联动机制以及实现高水平财政可持续性的驱动路径进行研究。研究发现:(1)单个因素并不构成实现高水平财政可持续性的必要条件。这充分表明财政可持续性水平是多因素联动作用的结果。(2)3种路径可以实现高水平财政可持续性。这反映出不同省级地方政府实现高水平财政可持续性的驱动机制存在显著差异。(3)在实现高水平财政可持续性的3种路径中,有2种路径包含了高人口老龄化。这说明在现阶段,相比于其他因素,人口老龄化对实现高水平财政可持续性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充分发挥政府采购支持绿色发展的政策功能,是落实“双碳”目标,推动经济社会绿色转型的重要举措。基于2015—2022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笔者考察了政府绿色采购对企业绿色转型的影响。研究表明,政府绿色采购能够推动企业绿色转型。机制分析表明,提升绿色创新水平、强化高管绿色认知和增加市场竞争程度是促进企业实现绿色转型的关键。异质性分析发现,这种正向效应对地方环境治理力度较强的地区、非污染行业、低融资约束和治理水平较高的企业更为显著。因此,政府应制定更具针对性的绿色采购政策,引导并持续推动我国企业绿色转型。同时,企业应积极参与政府绿色采购活动,实现自身绿色转型与国家绿色发展同频共振。

农险分散农业风险,稳定农业生产,是促进农民增收的重要保障工具。根据理论分析和模型推导,本文运用我国2008—2021年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农险的“增收效应”及传导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农险可以促进农民经营收入、工资收入和可支配收入增长,具有直接、间接和广义的“增收效应”。异质性分析发现在种植业欠发达地区农险的直接、间接、广义“增收效应”更明显。在牧业发达地区农险的广义“增收效应”发挥较好。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农险的直接、广义“增收效应”更显著。机制研究发现农业规模化和机械化分别是农险直接“增收效应”和间接“增收效应”的有效传输渠道。农险通过服务于农业生产促进农民可支配收入增长。基于本文研究,我国应继续坚定地推进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适当增加农险在支农政策中的比例,将农业直接补贴转为间接补贴。优化保险合约设计,构建满足不同农户需求的多层次农险保障体系,并将农险保费补贴适当向种植业欠发达、牧业发达以及经济欠发达地区倾斜。

农业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是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而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不断提高是农业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根本路径。本文基于30个省份2010—2022年的面板数据结合中介效应模型,系统诠释农业保险能够有效配置劳动力资源进而推动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农业保险具有劳动力要素配置效应和生产普惠效应,农业保险的保障性表现为分散风险和改变农户生产预期,提升劳动力的经济效率和生产活动的灵活性,促进劳动力资源合理配置,形成劳动力要素配置效应;农业保险的政策性表现为减轻农民负担和促进农业生产投资与技术创新、优化劳动力资源配置和增强市场活力,推动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发展,形成生产普惠效应。劳动力资源配置是农业保险推动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发展的中介机制。同时进一步的拓展分析发现,农业保险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因农村现代产业融合程度、农村人力资本水平和农村自然禀赋程度的不同而存在异质性。此外,通过对农业保险多维生产普惠效应的研究发现:农业保险对农业技术进步、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农产品市场标准化和农业生产绿色化都具有重要影响。

当前海外人才回国热潮对于国内企业数字技术应用有何影响？本文使用2008—2022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了高管海外经历是否以及怎样影响企业数字技术应用。考虑了内生性问题的实证结果发现,高管海外经历显著促进了企业应用数字技术。机制分析表明,高管海外经历在知识和技术溢出效应、战略决策能力提升效应、公司治理改善效应以及公司业务国际化效应的影响下对企业应用数字技术产生了积极影响。异质性分析发现,高管海外工作经历更能促进企业应用数字技术,并且在内外部薪酬差距较大的企业,以及所在地区市场化程度低、营商环境差的企业,高管海外经历的助推作用更强。相关发现从人力资本视角提供了企业数字技术应用动因的新证据,同时从公司治理视角为相关部门和企业推动数字技术应用提供了政策建议。

本文以2011—2022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发现参加异地商会能够显著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机制检验表明,异地商会能够发挥“监督效应”和“资源效应”,主要通过减轻委托代理冲突、缓解企业融资约束、降低决策信息不确定性和提升高管信息技术能力四种渠道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拓展性研究显示,异地商会可以有效弥补政府和市场职能的不足,具体表现为当企业所在地区的政府数字注意力水平和市场化水平较低时,异地商会对数字化转型的促进效应更强。此外,异地商会与儒家文化、社会信任所形成的非正式治理机制在赋能企业数字化转型方面呈现替代效应。本文从推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视角揭示了商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具体路径,为赋能企业数字化转型、促进商会健康发展、完善社会治理体系提供有益参考。

为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中国陆续推出沪港通、深港通和债券通等一系列制度,这不仅增强了内外股市的互通互联,同时还强化了跨境资本流动进而可能对人民币汇率稳定产生冲击。在此,本文构建包含沪市、深市、港市和汇市的拓展投资组合模型,并通过时变溢出指数来识别互联互通下的内外股市波动对人民币汇率的风险溢出影响。研究表明,互联互通机制会增强股市风险溢出,其中人民币汇率市场是风险溢出的净接收方。从改革的影响看,2014年沪港通和2016年深港通推出均在短期内增强内地股市对人民币汇率的风险溢出,而2018年港股IPO改革吸引内地企业赴港上市,这也增强了港股对人民币汇率的风险溢出影响。从作用机理看,互联互通下北向资金和南向资金的规模变化会直接增强内外股市对汇市的风险溢出,而地缘政治风险和股市恐慌情绪则通过信息渠道强化风险冲击。此外,资本市场流动性紧张以及失业率上升等基本面利空会加剧股市波动,进而对人民币汇率产生风险溢出。基于此,本文提出降低股市风险溢出和维持人民币汇率稳定的若干建议。

“双碳”背景下,越来越多消费者接受低碳产品理念,企业需通过碳减排改造生产低碳产品以满足消费者低碳偏好,获取更大消费者市场。我国中小微企业居多,而碳减排改造所需资金量较大,需通过融资实现碳减排。笔者针对两对称竞争性制造商向内外部融资进行碳减排的不同情况,构建单一企业银行借贷融资、单一企业内部股权融资、两企业银行借贷融资、两企业内部股权融资四种模型,探究消费者低碳偏好、借贷利率、分红比例对各决策变量影响,以及通过对比分析四种情况得出供应链成员最优定价与融资决策。研究发现:(1)借贷利率增大并不总会损害企业利润,两企业银行借贷融资时,利率增加反而会为企业树立“保护屏障”,避免过度碳减排投入从而实现两企业利润增加。(2)对零售商而言,内部股权融资并不一定为优择,两企业碳减排融资时,单一的内部股权融资模式可能使供应链整体利润受损。(3)消费者低碳偏好与融资模式无关,与企业碳减排策略相关,单一企业碳减排融资易形成良性低碳循环经济,两企业碳减排融资会出现“碳减排失灵”现象。(4)内部股权融资较银行借贷模式更易激励企业碳减排,单一企业融资采取内部股权融资最优,两企业采取银行借贷融资最优。

企业团队动机氛围与员工主动创新行为二者之间的内在关联,体现出一种在团队领导政治技能调节下通过员工和谐型工作激情运行的方式。笔者依据资源保存理论,在构建了一个“企业团队动机氛围影响员工主动创新行为机制研究模型”的基础上,以478份来自问卷调查不同企业团队领导和员工的有效数据,运用层次回归和Bootstrap方法,分别从团队精熟动机氛围和团队绩效动机氛围两个维度实证检验了企业团队动机氛围与员工主动创新行为的内在关联及其变化。检验结果证实:团队精熟动机氛围与员工主动创新行为正相关,团队绩效动机氛围与员工主动创新行为负相关;员工和谐型工作激情分别相应地中介了团队精熟氛围和团队绩效氛围与员工主动创新行为的关联性;团队领导政治技能既正向调节团队精熟动机氛围与员工主动创新行为的正相关性,也负向调节团队绩效动机氛围与员工主动创新行为的负相关性。本文拓展性地将资源保存理论运用于实证研究企业团队动机氛围与员工主动创新行为之间的影响机制上,丰富了企业内部治理方面的现有文献,研究结论有助于为企业通过建设良好的团队动机氛围激发员工主动创新积极性提供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