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深化城市安全韧性提升行动”,对完善城市建设运营管理提出了基本要求。绿色基础设施由自然生态系统、人造生态系统和生态化的市政工程设施三大要素构成,为支撑城市韧性能力、促进绿色低碳发展提供了方向。绿色基础设施的韧性塑造体现在结构优化、功能改善和阈值拓宽三方面,以生态保护修复和市政设施改造来提升城市的空间韧性、生态韧性和工程韧性,增强城市复合生态系统整体的抗风险、自控制和自适应能力,进而支撑更广泛的社会韧性和经济韧性。人工设施和生态系统的耦合程度应与城市风险水平相适应,构成深绿、中绿、浅绿的绿色基础设施谱系。以绿色基础设施塑造城市多维韧性,可从韧性评估规划、人工与自然协同治理、自然资本管理等方面着手,综合评价长期和短期效益、生态和经济效益、投资成本和避险价值等,创新投融资机制,提升绿色基础设施服务的普及性。

探究数字化驱动下的财税政策响应机制,揭示数字化背景下政策激励与企业行为之间的复杂互动,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本文以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为研究对象,利用2011至2017年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构建双重差分模型,分析此政策对企业投资的影响,特别关注企业数字化水平如何影响政策效果的差异化表现。研究发现:一方面,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普遍促进了制造业企业的投资;另一方面,当企业数字化水平较高时,此政策对企业投资的正向影响更为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该政策对于投资机会较多、国有企业、现金流充足和企业所得税实际税率较低的企业,投资促进效果更明显。考虑数字化因素后发现,对于投资机会较少、非国有、现金流受限及所得税实际税率较高的企业,高度的数字化水平显著提升了该政策对投资的激励效果,凸显了数字化激发政策响应的重要作用。本研究的发现强调了在设计、实施财税激励政策时,应进一步考虑企业数字化水平,以确保政策实施的最优效果。

发展供应链金融是改善中小企业融资环境、完善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重要抓手。本文以2011—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政策引导下的供应链数字化对企业开展供应链金融业务的影响。研究发现,供应链数字化对企业开展供应链金融业务具有明显的激励效应。机制检验表明,供应链数字化通过金融资源获取效应和融资成本控制效应推动企业开展供应链金融业务。异质性分析表明,当金融科技发展水平较低、银行竞争强度较高时,以及对于行业竞争强度较低、声誉较好的企业,供应链数字化对企业开展供应链金融业务的激励效应更加明显。此外,企业开展供应链金融业务有利于改善企业绩效表现、提高企业供应链运行效率。本文结论为推动供应链金融发展提供了现实指引,同时也为全面认识供应链数字化的微观效果、促进企业供应链安全稳定提供了经验证据。

在消除了绝对贫困的“后扶贫时代”,如何为脱贫不稳固的边缘群体织牢防范返贫的“保障网”,降低返贫风险,防止规模返贫,是我国下一阶段社会治理的重要命题。数字金融工具的应用因其具有的普惠性,被认为是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抓手。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微观数据,本文构建了贫困脆弱性指标测量返贫风险,并对数字金融使用行为何以降低农户返贫风险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1)数字金融使用行为总体上降低了农户返贫风险,但其防范返贫作用主要来自普及率较高的移动支付业务;(2)在不同的贫困线划定标准下,数字金融使用行为均能降低返贫风险,但作用强度呈现出异质性;(3)机制分析表明,数字金融会通过促进农户家庭自主创业、缓解信贷约束与减少预防性储蓄来防止返贫,并且建档立卡贫困户在家庭经济方面的相对弱势地位会制约数字金融减缓返贫风险的作用;(4)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金融使用行为对于非少数民族自治区、失业风险更高、收入更高、社会网络强度更高的农户家庭具有更加强烈的防范返贫效果。本文为数字金融发展降低返贫风险提供了重要的经验证据,为防范返贫的政策制定提供了重要启示。

气候变暖已成为人类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对企业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为识别气候变暖风险与企业盈利的因果关系,本文基于2001—2021年A股上市企业样本,系统考察气候变暖风险对企业盈利的影响机制及应对策略。研究发现,气候变暖风险显著抑制了企业的盈利,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气候变暖风险通过降低企业收入、提高企业成本进而抑制企业盈利。进一步分析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绿色化发展以及ESG评级有助于缓解气候风险的负面冲击。本文拓展了气候风险微观经济后果的相关研究,就采取有效适应性措施,应对气候风险的盈利抑制效应,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实践启示。

本文以2014—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上市公司所在地空气质量与内部薪酬差距的关系。研究发现空气质量的恶化显著扩大了企业内部薪酬差距,具体原因是空气质量恶化带来了高管薪酬水平的显著提升但未对普通员工薪酬产生显著影响。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高管议价能力的提升强化了空气质量恶化对内部薪酬差距的扩大效应,而员工议价能力和企业工会势力的提升弱化了空气质量恶化对内部薪酬差距的扩大效应。拓展性检验结果表明,随着空气质量的恶化,内部薪酬差距的扩大会导致企业市场绩效和财务绩效均发生显著下降。

预期管理政策的成效取决于公众能否对经济环境形成正确的认知,并根据经济环境变化形成合理的预期。中国公众对宏观经济冲击是“一无所知”还是“了如指掌”？为此,本文利用符号约束识别的SVAR模型考察中国公众对宏观经济冲击的认知以及预期形成机制。结果表明:(1)公众能够正确区分供给冲击、需求冲击和货币政策冲击,而且公众在冲击下的预期变化符合宏观经济理论的预测;(2)在三种宏观经济冲击下,公众更多关心物价和利率而不是就业的变化,因此通胀预期和利率预期更容易出现大的波动;(3)公众的预期形成机制更多表现为适应性预期,而不是对经济环境综合判断后的理性预期。研究结果表明政府可以通过增强政策透明度与前瞻性指引,主动引导公众向理性预期调整,提高宏观经济政策有效性。

金融摩擦是影响资本配置效率的重要因素,也使得信贷渠道成为货币政策传导的重要渠道。有鉴于此,本文构建了一个包含双重金融摩擦和企业生产效率异质性的DSGE模型,研究了货币政策如何通过信贷渠道对产出和资本配置效率产生影响。研究发现:(1)双重金融摩擦环境下,逆周期性的企业外部融资溢价由顺周期的银行和企业资产负债表共同推动,从而货币政策对投资、产出等具有双重金融加速器效应。(2)由于信贷需求端存在金融摩擦异质性,紧缩性货币政策对民企融资的影响更为显著,并且通过信贷供给端摩擦产生的金融加速器效应放大,这会导致民营企业融资成本大幅上升。此时,信贷配置背离了企业生产效率与其借贷成本相匹配的原则,从而恶化企业间资本配置效率。对此,政府实施货币政策应充分考虑 “双重金融加速器”效应,避免政策调控力度过大或过小;要改善民企融资困境,除了缓解金融摩擦异质性问题外,政府还应该关注政策对银行资产负债稳定性的影响,这有利于改善资本配置效率。

多源评论差异不一致情景中的评论效价影响消费者购买决策机制,是通过消费者感知并受制于个体文化倾向调节,反映产品整体价值评价和情感倾向的一种以多维形式形成结构化评论效价,作用于消费者购买决策的运行模式。笔者基于认知一致性理论和消费者行为研究的相关成果,构建了一个由个体文化倾向调节的评论效价影响消费者购买决策机制的研究模型,采用来自调查问卷和线上线下的系列情境实验,实证检验购物平台和第三方平台多源评论差异不一致情景下评论效价与消费者购买决策二者之间以及相关要素相互关联的运行方式。实验证实:反映产品整体价值评价和情感倾向的结构化评论效价,以多维形式影响消费者购买决策;在多源评论差异不一致多维影响消费者购买决策的过程中,消费者的风险感知和独特性感知具有中介效应;消费者个体文化倾向调节评论效价与消费者感知之间的关联关系。本文将评论效价研究拓展到网络购物条件下的多源评论差异不一致情境中,通过实证研究证实了个体文化倾向调节下评论效价影响消费者购买决策机制,研究结论有助于为企业更好理解消费者决策逻辑以及制定最优市场营销战略提供理论依据。

通过博弈均衡分析,笔者探讨了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实践中“嵌入式购买”的发生场域、内生性演化机制和治理逻辑。研究发现:“嵌入式购买”是政府域、市场交易域、共用资源域和社会交换域相互作用的结果,其形成的基本条件为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的非对称依赖关系、关系型合同的合法性连接、社会交换域的嵌入以及意会知识的维系。“嵌入式购买”作为购买主体的政府部门在关系型相机治理结构中的一种策略选择,其本质是政府购买公共服务过程中实际控制权在政府域和市场交易域转移的结果。在“嵌入式购买”的内生性约束下,购买主体需做到“非必要、不嵌入,既嵌入、要克制”。因此,要在评估政策规则之间联动产生的复合影响后,对政府域、市场交易域、共用资源域、社会交换域进行“四域”的系统性、整体性制度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