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质生产力强调颠覆性技术革命、产业转型升级与生产要素的创新配置。新质生产力不仅重塑了产业链与供应链的格局，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在这一变革的浪潮中，颠覆性技术革命引领产业转型升级，深度融合的新业态推动产业链形态向网络化演进，新型要素的应用促进供应链智能化转型。数字平台等新兴模式的崛起，进一步催生了供应链组织形式的深刻变革。与此同时，新质生产力也从主体、结构、环境三层面对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提出了新要求。新质生产力的加快发展，以及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与稳定，都依赖于财政的坚实基础与有力支撑。在此背景下，笔者探讨了财税政策在促进产业协调发展、推动企业创新融合、保障链条循环畅通、构建统一大市场、优化营商环境以及吸引新型要素流入等多方面的着力点，并对当前财税政策存在的问题和不足进行了系统分析。为此，应从新阵地、新转换、新基础、新格局、新循环、新环境和新协同七个方面谋划财税政策，以期达到产业链供应链安全与发展新质生产力协同共进的战略目标。

财政治理现代化决定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分税制财政体制已经从“适应市场经济体制”转型为“匹配国家治理现代化”，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分税制下财政治理现代化具有纵横协同治理体系现代化和权、责、利相统一的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双重内涵，前者呈现出治理主体间的三重结构，后者则呈现出治理功能上的四重维度。纵横协同的治理体系优化需要实施“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衔接配合、增强统一领导与“两个积极性”的有机联动以及落实“省负总责”与“分级负责”，而权、责、利相统一的治理能力现代化则需要优化配置事权、支出责任与财力、财权，将纵横协同的治理体系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的效能。结构功能主义的研究范式有助于阐释中国式财政治理现代化的规范内涵，并为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提供理论依据和制度支撑。

公共预算稳定调节机制是我国2007年以来设置的跨年度预算平衡机制。笔者以2015—2021年我国内地31个省级政府为研究样本，根据现行财政预算管理体制特点，实证检验地方公共预算稳定调节能力对债务风险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地方公共预算稳定调节能力可显著抑制债务风险，该影响通过增强财政韧性、缓解财政压力发挥作用。且在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和数智化程度偏低的地区，地方公共预算稳定调节能力对债务风险的抑制作用更明显。进一步分析表明，公共预算稳定调节能力还可抑制债务率和增加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的空间留存率，该结论对一般债务率和一般债务限额的空间留存率仍旧成立。据此建议优化预算稳定调节基金补充机制，构建预算稳定调节基金动用与债务风险的关联机制，通过财政金融的协调治理，发挥公共预算稳定调节机制对中长期债务风险波动的“调节器”作用。

本文首先使用Hamilton滤波估算我国的信贷周期和经济周期，然后使用TVPVAR模型探讨我国信贷周期与经济周期的双向互动机制及其内在机理，发现信贷周期与经济周期具有良性的“负反馈机制”，这很大程度上是货币政策逆周期调控的结果，而市场信心渠道是信贷周期影响经济周期的重要方式，使得信贷周期对经济周期的影响大大增加。最后，本文探讨了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交互作用对各自调控产出和调控信贷的边际效率的影响，发现货币政策在宏观审慎政策收紧时对产出和信贷的边际影响减弱了，而宏观审慎政策在货币宽松时期对产出和信贷的边际效应增强了，这意味着必须建立起“双支柱”政策的协调配合模式和效率互补机制。

本文将数字金融对抵押品的影响引入包含理性泡沫和企业投资效率异质性的DSGE模型中，以探究资产泡沫在经济周期时的作用机制以及数字金融如何通过抵押品渠道对上述作用机制产生影响。结果表明：（1）在经济周期中，资产泡沫通过正反馈循环机制和再分配机制发挥作用。正反馈循环机制是资产泡沫增加引发的投资和企业价值波动性增强，形成自我强化的资产泡沫膨胀循环。再分配机制则是资产泡沫通过影响信贷资源分配提高了投资门槛。（2）在经济周期中，数字金融利用抵押品渠道对内生信贷约束进行调节，不仅能削弱资产泡沫的正反馈循环机制，还通过降低投资门槛改变其再分配机制，最终有效应对经济周期的波动。进一步看，数字金融借助抵押品渠道还能缓冲市场负面情绪冲击，并削弱金融加速器的放大作用。本文的研究结论可为优化数字金融的发展以及防范金融体系风险提供新的理论视角。

承诺公告作为上市公司依法披露的公开信息，其发布将产生何种经济后果受到理论界与实务界的广泛关注。本文基于承诺公告发布的动机，探讨了承诺公告对财务报告质量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公司承诺公告的发布显著降低了财务报告质量。机制检验发现，这种降低作用的产生主要是因为：在信号传递动机下，大股东可能产生“支持”行为；在机会主义动机下，大股东可能产生“掏空”行为。进一步分析发现，当公司受到较强的外部监督时，承诺公告发布对财务报告质量产生的负面影响会被削弱，而当公司信息环境较差时，这种负面影响会被增强。本文的结论表明，承诺公告的发布可能违背了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初衷，对承诺公告的引导和监管仍需进一步加强。

为解决公立医院预算管理缺乏预算和管理底层逻辑支撑而导致预算责任不明、绩效管理流于形式等现实问题，本文基于社会交换理论，聚焦于公立医院预算绩效管理问责，从责任标准、执行、激励、监督四个维度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对这一重要管理举措影响预算绩效的机制展开研究。228份公立医院预算参与人员的问卷数据结果证实：(1)公立医院预算绩效管理问责能够有效提升预算绩效，其中责任激励的软性引导作用相对更明显；(2)公立医院预算绩效管理问责有利于建立高质量的员工-组织关系，其中社会交换关系的作用效果相对优于经济交换关系的作用效果；(3)员工-组织关系在预算绩效管理问责大幅提升预算绩效的过程中发挥中介作用。这为我国公立医院更好地围绕共同目标开展预算绩效管理提供了实践指导，实现绩效管理“事半功倍”。

目前，中国经济增长复苏偏弱，并呈现出区域分化态势。从纵深维度对省级增长不确定性进行分解，并对其产出效应和通胀效应进行测度是实现宏观经济波动精准溯源的基本前提，亦是实现宏观经济分层治理的必要保障。为此，本文运用SVTVPDF模型将中国各省份增长不确定性分解为全国一致成分、区域协同成分以及省级个体成分，随后利用方差分解和PCHVAR模型考察了各级不确定性对产出波动和物价波动的异质性影响，研究发现：第一，重大危机事件发生后，各级不确定性均迅速攀升，其中东部各省份不确定性变动较大，是增长不确定性的主要引领者；第二，全国增长不确定性和省级个体不确定性是产出和物价波动的核心驱动因素，其中产出波动主要受全国一致成分影响，物价波动则由省级不确定性撬动；第三，就防范和化解增长不确定性而言，现阶段应采取适度积极的财政政策配合合理宽松的信贷政策来引导经济复苏。这不仅可以有效提振经济活力，而且也能够把物价波动控制在适宜范围，同时还能增强经济复苏的确定性和稳定性。

加大企业研发经费（R&D经费）投入会对就业产生何种影响是非常值得关注的问题。本文首先建立了基于研发而形成的资本品上下游行业模型，从理论上分析企业R&D经费对就业的影响。然后，基于我国2012—2021年制造业行业数据，运用空间计量的方法对企业R&D经费的就业规模总效应和上下游行业就业结构变化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我国企业R&D经费对就业规模总效应不显著；但资本品上游行业企业R&D经费增加会负向影响下游行业就业，使上游行业就业占比增加，发生就业结构上迁。异质性分析表明，设备型上游行业组的就业结构上迁效应明显。机制分析表明，上游行业产品创新增加促进了下游行业的资本品使用，对下游行业劳动力产生替代，促使就业结构向上迁移。研究结论对优化创新和就业政策、减缓摩擦性失业有一定现实意义和参考价值。

企业竞争战略选择影响全要素生产率且因企业所处生命周期阶段不同而存在差异。笔者在依据企业生命周期理论和竞争战略理论构建相关论题研究模型的基础上，采用2009—2021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的有效数据，利用固定效应模型、Tobit模型及工具变量法，分别从差异化战略和成本领先战略实证检验了企业竞争战略在企业生命周期的成长期、成熟期和衰退期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具体影响。检验结果证实：在企业竞争战略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关联中,企业差异化战略与全要素生产率正相关,企业成本领先战略与全要素生产率负相关；差异化战略和成本领先战略在企业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具有差异性。进一步的样本分组实证检验证实：企业竞争战略对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异质性存在于企业技术水平、内部控制质量及所在省份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市场化程度等组别中。本研究基于企业生命周期理论的实证检验，对企业竞争战略影响全要素生产率机制的探讨，拓展了企业竞争战略与全要素生产率关联研究领域的边界，丰富了企业生命周期理论、企业竞争战略理论、全要素生产率理论方面的现有文献，研究结论有助于为企业在其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通过选择不同竞争战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提供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