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利盒”政策的流行表现出有关政府在促进技术商业化开发、应用方面的良好意图和积极态度，但各国政策的横向差异和设计缺陷却成为跨国公司避税安排的有力工具，进而受到有害税收竞争的质疑。本文从要素设计的主要方面对比了欧洲国家“专利盒”政策的异同，进行了有效税收负担的测算。结合BEPS项目背景下对实施国政策的社会效应分析，笔者认为目前实施的“专利盒”与企业创新投入、跨国公司投资和与流动性税基作用机制都存在不确定性。为了进一步改进我国“类专利盒”政策，提出从扩大政策受益面、增加防止滥用条款、提高政策间协调性和把握国际政策调整动态等方面进行完善的思路。
金砖国家开发银行是金砖国家集体行动的结果，其产生的收益具有跨国公共性，能够为金砖各国所共享，因此在经济学本质上属于国际公共品。然而，国际公共品的非排他属性意味着在成立过程中，金砖各国可能因参与激励不足而产生“搭便车”倾向和机会主义行为，陷入集体行动困境。但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的成立实践表明，这一困境并非不可克服。金砖国家在弥补基础设施融资不足、实现外汇储备盈利以及促进国际货币金融体系改革上的共同利益，为其设立开发银行奠定了前提基础，促使各国为此展开“讨价还价”；在“讨价还价”博弈过程中建立的成本分担制度和收益分享制度通过重塑各国所面临的成本—收益结构，增强合作激励，最终将非合作博弈转化为合作博弈，进而成功克服了集体行动困境，这便构成了金砖国家开发银行成立的路径和机制，也是其得以成立的经济与逻辑所在。
公用事业是城市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关系国计民生，长期以来，我国的公用事业存在融资渠道单一的问题。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提供公共基础设施资产和公共服务，对于缓解财政资金不足，发挥私营部门竞争优势，撬动民间资本具有重大意义，也符合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透明规范的城市建设投融资机制，允许地方政府通过发债等多种方式拓宽城市建设融资渠道”的要求。政府在可能的职权范围内，将城市公用事业的外部收益内部化，从社会获得建设资本或与私人部门合作提供产品/服务，能够较好地处理城市建设中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基于公用事业具有公益性、自然垄断性、区域垄断性以及生产环节的可分性的行业特征，PPP模式是不需要大量财政拨款而有利于公用事业发展的融资模式，这种模式在新的预算法实施后应在公用事业领域广泛推行。本文针对我国公用事业领域存在的问题，分析了在公用事业领域推行PPP模式的政府角色及应该发挥的作用，为了顺利推行PPP模式，笔者提出了建立合理的收费和补贴制度、完善财税管理制度和完善管理体制和监管体系等制度安排，同时提出了建立适用的法律框架和规则体系、建立维护公共利益的机制、保护私人部门的正当权利、建立合作中的相互信任关系等配套措施。
笔者以不同要素集中度行业结构调整为研究对象，以对外贸易和FDI作为人民币汇率变动调整行业结构的传导路径，建立了FDI、对外贸易和产业结构的联立方程模型，在分析不同地区不同要素集中度行业结构变化指数的基础上，利用2SLS、3SLS和GMM三种估计方法对联立方程进行了模型估计与分析，结论表明：对外贸易和FDI是人民币有效汇率影响资本密集型行业和技术密集型行业的两条路径，首先人民币有效汇率对资本密集型行业和技术密集型行业的FDI流入产生正向促进作用，但FDI却只对技术密集型行业的结构调整产生影响；人民币有效汇率对资本密集型行业和技术密集型行业的对外贸易产生显著影响，而对外贸易对资本密集型行业和技术密集型行业的产业结构产生显著影响。
笔者采用DCC-MVGARCH和BEKK-MVGARCH模型，研究次贷危机冲击前后中美股票市场时变联动关系和美国金融风险向中国传染的途径。研究发现，危机前中美股票市场保持着较弱的正向联动关系，次贷危机后两个市场联动性明显增强；同时，研究发现美国金融风险主要通过贸易溢出和投资者预期的净传染效应进行传染，金融溢出的传染效果不太明显。笔者认为应当注重投资者预期管理，疏导金融风险；建议管理当局采用灵活的汇率机制增强人民币汇率政策的自主性，实施有效的宏观审慎监管，抵御金融危机传染，确保金融安全。
笔者运用1993—2007年中国30个省份27个工业行业的面板数据，借助Wurgler（2000）的估算资本配置效率模型，并基于此检验产业升级和金融发展及其两者之间的交互项对地区资本配置的影响。研究证实了我国的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并未提高地区的资本配置效率，由政府主导推动的产业结构调整实际上产生了资源配置的扭曲效应，相比较股票市场，中国的信贷市场并未起到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作用，金融发展的滞后对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造成了障碍性效应。主要的政策含义是摒弃以政府替代市场和限制竞争的管制性产业政策，进一步放松金融管制和坚定地实行国企改革。
笔者基于我国2007—2011年中央企业上市公司的并购数据，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和多元回归分析模型考察中央企业上市公司并购和经营绩效之间的关系；作为对比，也分析了同时期民企上市公司并购和经营绩效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并购对于中央企业上市公司的综合绩效从并购当年一直到并购后四年内的影响为负，但同时期并购对于民营企业的绩效影响则略有不同。我们认为中央企业和民营企业在公司治理和代理成本上的差异可能是导致两类企业在并购完成后的绩效有显著不同的原因。稳健性检验的结果和文中多元回归分析的结果一致。研究结果表明，我国中央企业上市公司的并购战略并没有达到提升企业综合绩效的目的。
笔者以2007—2013年我国主板上市企业数据为研究样本，采用盈余反应系数衡量盈余质量，实证研究了不同CEO权力维度与CEO综合权力对盈余质量的影响，以及不同产品市场竞争环境下，CEO权力对盈余质量影响的变化。实证结果表明，在不同的产品市场竞争环境下，CEO权力对盈余质量的影响各不相同。在激烈的产品市场竞争环境中，CEO拥有的综合权力越大，盈余质量越好，任职年限长、学历水平高以及持有本企业股份的CEO能带来更好的盈余质量，两职兼任、董事会独立性以及董事会规模三个权力维度对盈余质量不具有显著影响。产品市场竞争较弱时，盈余质量与CEO综合权力以及不同CEO权力维度之间均不存在显著相关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提高产品市场竞争程度，同时赋予CEO适当权力，能有效改善上市企业盈余质量。
债务期限结构在中小企业的成长中有着重要作用，对债务期限结构及其影响因素进行深入研究，有利于提高中小企业金融支持政策的针对性和有效性。笔者以2007—2012年中小企业板和创业板上市公司组成的混合面板数据为样本，研究我国中小企业债务期限结构的影响因素，并着重探讨企业生命周期与债务期限结构的关系。作者发现，生命周期对债务期限结构有重要影响，长期负债占比在企业初创和成长期不断上升，在企业成熟期逐渐下降。资产期限、公司规模和杠杆率与债务期限正相关，自由现金流量与债务期限显著负相关。在制造业企业中，实际税率与债务期限结构正相关。但是，成长期权对债务期限结构的影响不显著。此外，不同行业债务期限结构存在一定差异。
日本经济增长的悖论存在制度性根源。日本经济政策在国际经济秩序发生重大变革后，没有做出很好的适应性调整。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和国际贸易摩擦升级后，日本国内经济开始投机行为盛行，“炼金术”大行其道。高增长的日本经济逐渐演变成泡沫经济。日本经济最终触发“明斯基”时刻，跌入通货紧缩的泥沼。借鉴日本经验，持续发挥中国经济增长的制度优势，有效激发经济增长的新动力，避免日本经济泡沫之路，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关系到亿万中国人的福祉，意义重大。中日经济模式比较分析表明，尽管中日经济在增长绩效、管理方式和增长路径上存在高度的相似性，但中国经济不会重蹈日本的覆辙。中国尚存在改革的“时间窗口”，有效遏制经济泡沫的蔓延，妥善处理产能过剩、转型升级、房地产泡沫、信贷资产时间错配等核心问题，中国经济增长将进入更加健康的“新常态”。
主流经济学的委托代理理论难以解释员工针对组织的利他行为，而组织认同理论和身份经济学揭示的组织身份认同机制可以对此做出合理的解释，值得深入研究。笔者通过梳理整合相关理论和研究发现：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组织身份认同能降低员工的认知决策成本并提升其幸福感，进而对员工行为发挥内在激励约束作用；组织身份具有的群体共享性和外部经济性使组织成员有动力相互监督激励约束各自行为以维护组织身份价值，从而使组织身份认同发挥对员工的外在协调激励作用。在此基础上我们得出以下基本结论：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组织身份认同机制可以克服委托代理机制无法克服的员工机会主义行为问题，通过对员工行为发挥内外在激励约束作用来降低对员工的监督激励约束成本，因此比委托代理机制更有效。
笔者根据经济学均衡原则，在以家庭文化经济内涵为基础，分析家庭文化构建中的女性角色变迁中发现，传统社会女性角色主要在家庭内，家庭期待男性多于女性；现代社会女性角色从家庭延伸到社会，家庭对男女期待逐渐平等；从经济学的边际收益递减和主客观结合思想分析发现，女性角色变迁的实质是实现男女平等;女性受教育水平和参与就业为女性角色变迁和性别平等奠定了基础，也是家庭文化构建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从现代女性接受小学、初中、高中等教育状况分析发现，接受高层次教育的女性逐渐增加且一定条件下超过男性；从分行业女性就业分析发现，女性就业涉及行业多，各行业就业不断增加且在某些行业的就业率高于男性；现代社会女性接受高层次教育和参与就业状况表明，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增强且逐渐被重视。笔者认为，在家庭文化构建中女性的作用具有递增的路径依赖，即女性依次发挥环境营造者、事业帮协者和精神传感者的作用。
笔者通过选取消费者对自身健康的关注程度、对有机食品的熟悉程度和态度、购买偏好和购买行为等指标，对国内消费者有机食品购买行为进行了探讨。通过市场调研对消费者购买行为特征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分析，并运用因子分析法和二元Logistic模型分析了消费者购买行为的影响因素。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大部分消费者对自身健康很关注但对目前国内的食品质量并不放心，对有机食品的了解程度和信任程度都处于较低的水平。通过实证分析还发现消费者的性别、婚姻状况以及消费者的态度对其购买行为产生重要影响，而消费者的年龄、受教育程度以及家庭年收入等变量对购买行为的影响并不显著。据此笔者认为政府应加强对有机食品市场的监管和规范，完善有机食品的认证体系；生产经营企业要提高自身的技术水平，加强与国内高校及相关研究机构的合作与联系，重视有机食品的市场推广，把握消费者的消费特点，以期促进我国有机食品行业的发展。
中国作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国，改革开放以来贸易增长的速度有目共睹。然而随着我国的环境污染问题日趋严重，贸易活动对资源的不断需求使得人们开始认为贸易扩张或许是我国环境污染状况难以改善的原因之一。关于贸易开放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问题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重要议题之一，尽管有很多实证研究，但结论并非一致，至今尚存争议。笔者在中国31个省份(不包括香港、澳门及台湾)1993—2012年面板数据的基础上研究贸易开放对环境污染的程度影响，考虑到污染物质的排放存在连续性，使用了动态面板模型进行系统GMM估计。实证结果表明，贸易开放对中国环境污染的影响是积极的。而进一步分地区回归的结果表明贸易开放对中国中西部地区污染水平的降低将起到更大的促进作用。环境污染对各地区贸易开放弹性的绝对值相比整体回归时有所下降，表明当所有省份作为一个整体时，贸易开放对污染减排的积极影响将更大。笔者认为应该进一步扩大我国对外开放的程度，同时重点加强对我国中西部地区的开放力度，大力促进不同地区之间的贸易合作，并加快绿色进口贸易的发展。
市场一体化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至关重要，需要地方政府制定相互协调的经济发展政策。笔者基于组织经济学的分析框架，构建理论模型来考察集权、平行、序贯、单边四种区域政策协调模式的效果，并研究不同政策选择对区域市场一体化的影响。结果表明：在上级政府统一制定政策的集权模式下，市场整合程度较高且协调损失最小，但考虑到上下级政府之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可行性不强；以某一地区为中心的单边模式能够实现区域市场完全一体化，但会对非中心地区造成巨大的效率损失，因而并非好的政策选择；相较之下，平行模式和序贯模式是可行性较强的两种区域政策协调模式。当市场一体化对不同地区的重要程度差异较小时，应采取平行模式，地方政府同时制定政策并自发协调；反之，则应采取序贯模式，且由市场一体化重要程度较强的地区先行制定政策。从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现实情况来看，上述结论得到了实践层面的部分印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