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首次把财政提高到国家治理的高度,为财税改革提出了新的要求。在生态文明建设和公共财政制度背景下,针对财税制度本身的结构失衡问题,结合效益型、公共型财政观念转变,提出全面深化财税改革,构建现代财政制度应着重考虑有利于生态环境补偿、资源有偿使用、能源集约节约利用,以及节能环保市场的培育壮大。按照兼顾公平和效率原则,完善财政收入制度,改进预算管理制度,增强财政公开透明等政策建议。
巴西税制历经100多年的发展演变,由间接税为主体转变为直接税与间接税相辅相成的双主体结构;且自20世纪80年代至今,呈现“基本稳定、结构调整”的所得税与货劳税为双主体的税制结构。研究巴西税制变迁过程,发现巴西税收以经济发展和税收征管为条件,通过“提高直接税、优化间接税”的路径而实现。笔者通过比较中巴税制结构,对优化我国税制结构的必要性、方向、时机、路径选择等提出四点启示。
“营改增”作为结构性减税的重要内容,在总体上达到减税效应的同时,对不同行业,处于不同经营期的企业税负会产生有增有减的不同影响。自2012年交通运输业及部分现代服务业开展“营改增”试点以来,电信行业于2014年6月也纳入改革范畴,电信行业“营改增”势必对其税负、经营模式等产生重要影响,笔者对电信行业“营改增”后的税负水平进行估算,并对影响电信行业税负上升的主要因素以及“营改增”对电信行业现行业务模式带来的冲击进行分析,以期提出电信行业应对“营改增”的策略与建议。
笔者构建了包含货币政策工具、资产价格和共同因子的马尔可夫体制转移的因子扩展的向量自回归(MS-FAVAR) 模型。并运用广义脉冲响应函数研究了不同货币政策工具对资产价格冲击的非对称性动态特征。实证分析表明,货币政策工具对资本价格影响显著,需要将资本价格纳入到货币政策中。不同的货币政策工具对资本价格的影响不同,而且随着经济所处状态的不同也会存在显著差异,这为货币当局根据不同的经济环境选择恰当的货币政策工具调控资本价格提供了科学依据。
笔者在泰勒规则和IS曲线的基础上,利用中国1992—2012年间季度数据对扩展的Phillips-IS曲线进行实证检验。通过以房价和股价作为资产价格变量,将其纳入扩展的IS曲线和货币政策反应函数进行分析,并与原始模型进行比较分析来构建我国央行货币政策反应函数。通过检验结果分析表明,在我国,资产价格因素对产出有显著影响,其包含的有用信息能更好地提高对通货膨胀预期,纳入资产价格的货币政策反应函数也能更好地模拟我国的实际情况。因此,通过逐步推动利率市场化水平,将资产价格纳入到货币政策考虑范围之中应成为未来我国的政策选择。
随着银行理财业务的快速发展,服务失败的情况时而发生。当出现服务失败时,银行理财顾客往往会采取相应的应对行为。而银行声誉又是影响理财顾客应对行为的关键变量。因此,笔者关注服务失败情境下银行声誉对理财顾客应对行为的影响作用机制。通过实证检验了银行声誉对理财顾客应对行为的直接影响,及其通过消极情绪和责任归因对理财顾客应对行为产生的间接影响,并检验了购买经历满意度的调节作用,以期为银行在服务失败情境下的相关实践提供有效的指导与借鉴。
金融深化和银行业垄断影响中小企业在创业时的融资能力,是中小企业创业的重要决定因素。我们以中国大陆30个省、市、自治区1990—2012年历年个体和私营企业数量来衡量民营中小企业创业,建立面板数据结构模型,采用完全信息极大似然估计法和三阶段最小二乘法进行估计,实证检验了金融深化、银行业垄断等因素对于我国中小企业创业行为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提高金融深化程度可以有效降低银行业的垄断水平,对区域内民营中小企业创业的间接促进效应大于直接促进效应;银行业垄断会阻碍中小企业创业;分东、中、西三大区域的回归结果显示,中西部地区金融深化和银行业垄断对民营中小企业创业的影响要显著高于东部地区。
已有研究表明不可验证性会计估计易受经理人机会主义动机的操控,从而降低会计信息决策的有用性。笔者以长期资产减值准备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了信息环境对经理人操控不可验证性会计估计的机会主义动机的约束效应。研究发现,通过变更会计准则约束经理人管理盈余的机会主义动机,改善不可验证性会计估计质量的效果并不显著;信息环境对经理人的机会主义动机具有约束效应,当信息环境越透明,公司的长期资产减值会计估计质量越高;进一步的研究发现,信息环境的约束效应主要存在于“大清洗”动机的公司之中。笔者的研究拓展了会计信息决策有用性的研究视角,为提高会计准则实施效果提供了经验证据的支持。
虽然专利技术的损耗形式不同于其他有形资产,但其也存在使用寿命,而剩余使用年限是影响专利技术评估值的重要因素。专利技术的价值取决于其超额收益创造能力,这种能力通常以特定路径,依托专利产品来实现。笔者基于专利技术视角,以生命周期理论的有效方法和模型将其定位于成长路径中所对应的发展阶段,并以此作为量化专利技术剩余使用年限的基础,进而获取本文的研究结论。
笔者基于我国2003年1季度至2011年2季度的经验数据,在生命周期理论和持久收入假说基础上,应用门限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了我国城镇居民消费行为特征。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我国高收入居民和低收入居民的消费行为并不一致,高收入居民不具有过度敏感性,而低收入居民具有过度敏感性。进一步分析表明:低收入居民对收入的过度敏感性不是由消费者的短视行为所引起的,而是由于流动性约束所导致。此外研究还发现:利率变动对居民的消费行为并不显著,这表明在我国当前的经济环境下,施行利率调控政策将难以影响居民消费行为。
基于1978—2011年中国农村居民收入区域差距基尼系数,运用二次指数平滑法和ARMA 模型,对2012—2015年农村居民收入省际间差距和区际间差距进行了预测分析,探寻差距未来发展趋势。研究结论为:第一,农村居民收入区域差距遵循倒“U”轨迹趋势,且区际间差距下降速度快于省际间差距;第二,农村居民收入区际间基尼系数长期并继续位于省际间基尼系数下方运行,即区际间农村居民收入差距小于省际间农村居民收入差距。
笔者运用我国1990年1月至2012年12月CPI的月度环比数据, 基于两区制LSTAR-TGARCH(1,1)模型同时考察了通货膨胀以及通货膨胀不确定性的非线性变化特征,
并借助Granger因果检验分析了通货膨胀与通货膨胀不确定性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样本期内,我国通货膨胀呈现显著的非线性平滑转移特征, 而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则具备明显的门槛GARCH 效应。同时,通货膨胀对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存在单向的影响关系,表明央行可以通过控制通货膨胀间接控制通货膨胀不确定性。
笔者在本文中区分并分解了房地产价格对均衡价格偏离中的周期性成分和泡沫成分, 认为房地产价格上涨是均衡价格上涨、 价格周期波动和泡沫三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首先就制度性因素对房地产价格上涨的影响机制进行了理论分析, 然后建立省际面板模型并进行了实证检验, 利用实证结果对我国房地产价格的泡沫程度进行了测度。研究结果表明: 制度性因素对房 地产价格周期性波动有重要的影响, 是房地产价格上涨的重要原因, 考虑到房地产价格上涨中的周期性成分, 我国房地产价格泡沫是局部性的, 主要发生在经济不发达地区, 但泡沫程度较低。
自主研发和“干中学”是技术进步的两种根本来源途径。“技术后发优势”使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干中学”加强对引进技术的学习模仿,促进技术进步。“干中学”使得生产现场成为提升技术能力的重要来源地,也为企业从工资竞争转向长久竞争提供了有效途径。笔者以装备制造业为例,分析了我国企业“干中学” 的路径偏差;在此基础上指出:要想通过“干中学”促进技术进步,必须进行广泛而持续的渐进式创新;渐进式创新来源于生产现场,一套可行体制的建立:隐性知识内部化、熟练工人在部门之间迅速进行转换的能力、建议机制、小团队活动、质量圈等有助于保障生产现场技术能力的提升。
笔者根据微型企业特质对UTAUT模型进行了修正拓展,重新构建了对微型企业行为有重大影响的企业家性格特质变量。实证结果显示:企业家特质、绩效期望、努力期望对微型企业电子商务采用意愿有显著影响,采用意愿进而对采用行为产生重要影响。依据研究结论,笔者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