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把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确立为基本国策,把可持续发展确立为国家战略,大力推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是基于中华文明“天人合一”的历史文化传承,结合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时代化,致力于实现经济社会与绿色发展的和谐统一。笔者通过文献调查,梳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生态文明思想的传承发展脉络。生态文明建设经历了从起步、发展到完善三个阶段:起步阶段,在我国生态文明思想史上具有开创与先驱作用,集中体现为毛泽东林业建设思想;发展阶段,我国生态文明思想呈现出接续性、连贯性和发展性,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完善阶段,我国生态文明思想体现了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灵活运用,对前代探索成果的继承,对于实践经验的高度概括,对于时代发展的创新开拓,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生态文明思想体系。在各个阶段的实践中,生态文明建设成效显著,尤其是新时代10年来生态文明建设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和标志性成果,为世界各国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社会性别预算深入考量预算决策对不同性别群体的影响,有助于促进社会公平与性别平等。浙江温岭创新参与式性别预算之后,社会性别预算改革的推进略显顿挫,仅有个别地方的妇女发展规划对社会性别预算有所提及。笔者认为,通过强化绩效管理,有助于确定财政支出优先次序、评估性别目标的有效性、追踪性别预算成果进展。今后可以考虑从绩效管理视角出发来推动社会性别预算改革,在制度层面进一步健全包含性别统计、性别影响绩效评估、性别审计的性别预算绩效管理制度框架,在技术层面通过执行性别平等资源分配绩效评估、推进社会性别预算绩效评价、编制社会性别预算相关报表来提升性别预算绩效管理水平。
环境规制是政府引导绿色转型的重要政策。本文基于结构转型框架刻画出环境规制通过成本效应和激励效应影响绿色转型,并将传导渠道分解为绿色福利性财税支出和生产性财税支出两条路径。数值模拟发现,环境规制对绿色转型呈现“倒U型”影响,两条路径是实现非线性影响的重要原因。在此基础上,结合2007—2020年944家中国上市企业数据与269个城市的数据,并选取政府环境治理水平作为减缓环境规制内生性的工具变量,最后运用面板门槛模型明晰环境规制与绿色转型的非线性关系。结果表明,当前中国环境规制处于低水平,环境规制能够显著促进绿色转型,这主要是通过绿色福利性财税支出和生产性财税支出两条渠道来实现,且绿色福利性财税支出的推动作用要强于生产性财税支出;政治集权和经济分权背景下,上级政府环境治理力度会有效提高地方环境规制强度来加快绿色转型;当环境规制和经济发展水平分别作为门槛变量时,环境规制对绿色转型的正向促进作用将随着规制强度和经济发展水平的上升而下降。本文研究有助于在结构转型框架下识别环境规制影响绿色转型的理论机制,为从绿色财税视角全面评估政府环境治理效果提供支持。
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是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的重要工作,描述资产价格规律、准确度量尾部风险是风险管理的前提。为研究非对称性和非高斯性对我国股市收益率预测和尾部风险度量的影响,本文使用20种Levy-GARCH模型对上证综合指数进行实证分析,计算噪声服从跳跃过程时的VaR和CVaR值,结合快速傅里叶变换数值计算和回溯测试进行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在中国股市中,非高斯性和非对称性是不可忽视的重要特征,跳跃行为在收益率拟合、预测和风险度量方面有重要影响;在尾部风险度量上,带跳跃的非仿射结构条件方差模型表现稳定地优于仿射结构模型,而且有限跳跃过程模型的综合表现优于带无限活动率跳跃过程的模型。总的来说,非对称、非高斯、非仿射的Levy-GARCH模型在收益率拟合与尾部风险测度上表现更好,而且有限跳跃形态可以更准确地解释中国股票市场的尾部风险。
本文从隐私信息供需分析出发,通过拆解CBDC与实物现金使用净效用差异阐明社会平均隐私偏好强度与CBDC使用情况的基本逻辑;将社会平均隐私偏好纳入货币搜寻框架构建含隐私因素的货币替代模型,考察社会平均隐私偏好与CBDC替代现金的关系;借助数值分析手段对强保密型、弱保密型和可控保密型CBDC技术进行情景模拟。研究发现,社会平均隐私偏好变化通过商家交易激励影响CBDC和现金的流动性,若商家(消费者)平均隐私偏好更强,CBDC相对现金的比例增加(下降);福利最大化的一种情形是CBDC-现金结构与社会平均隐私偏好强度相匹配且商品均匀分布;可控保密型CBDC在抵御强隐私偏好冲击和福利效应维度占有相对优势;引入可控保密型CBDC后中国情景的最大化社会福利水平最高,一般经济体次之,发达经济体最小。
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前提。在并购重组市场化改革进程中,并购估值失实问题日渐受到资本市场各方关注。本文以近年来迅速发展的并购重组市场为背景,考察并购资产评估偏差是否加剧了股价崩盘风险,并从信息不透明视角和代理问题视角分析其作用机制。基于2009—2017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股权收购资产评估数据,研究表明,并购资产评估偏差与股价崩盘风险显著正相关,而资产评估机构的高声誉能够抑制这一正向关系。机制分析表明,并购资产评估偏差增大了公司和外部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异质性检验表明,并购资产评估偏差与股价崩盘风险的正向关系在两权分离度较高时更显著,在股权制衡度较高、公司外部治理较强时则减弱。本文丰富了公司并购与股价崩盘风险的研究,为并购资产评估偏差的经济后果提供了新的实证证据,并且提醒监管方和投资者重视资产评估信息质量,对于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具有一定启示。
基于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被监管处罚事件,本文研究监管约束如何影响其他信用评级机构的市场公信力,即信用评级对投资者的价值相关性。实证研究发现:其他评级机构给出的信用评级对债券发行成本的降低作用在大公事件后明显加强,即信用评级的债券融资成本效应增强。机制分析表明,当发行人所获信用评级来自声誉较低的评级机构、所在地区法律环境较为薄弱、为国有企业以及所获信用评级为高评级时,声誉冲击事件对整个行业信用评级债券融资成本效应的增强作用更为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股票市场投资者对信用评级调整的市场反应在大公事件后变得更为强烈。本文研究结论丰富了信用评级市场声誉机制和监管效应的相关研究,为我国深化评级行业监管提供了参考依据。
本文首先尝试构建一个同时包含普惠保险、农民工返乡创业和地区差距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模型,系统诠释普惠保险通过农民工返乡创业缩小地区差距的作用机理;其次基于CHFS数据结合中介效应模型,实证考察了普惠保险对地区差距的作用效果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普惠保险的渗透性和可得性提高农民工风险偏好,激发农民工返乡创业意愿和多渠道促进就业,产生就业效应;普惠保险的使用性提供更具针对性的细化业务,激发农民工返乡创业意愿和扩展增收渠道,产生增收效应;农民工返乡创业是普惠保险缩小地区差距的中介机制;普惠保险对地区差距的影响,会因农民工受教育水平和普惠保险总体发展水平不同而存在差异。对普惠保险的多维增收效应研究发现,普惠保险对提高欠发达地区的返乡农民工家庭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均有重要影响。
企业多元化经营受益于银行发放多元化经营所需资金贷款,受制于银行发挥债权人治理作用的外部监督。笔者基于资源基础理论和代理理论,以2004—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结合城市商业银行分支机构数据,利用多元线性回归方法,实证检验了银行分支机构准入管制放松对企业多元化经营是否有影响以及影响的方式、方向和程度。检验结果证实:银行分支机构准入管制放松与企业多元化经营显著正相关;在银行分支机构准入管制放松正向影响企业多元化经营过程中,银行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和增加企业管理层攫取私利行为具有中介效应;企业聘请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质量和企业的内部控制质量发挥调节作用。本研究尝试性地将银行管制体制改革与企业多元化经营结合起来探究银行分支机构准入管制放松对企业多元化经营的影响机理,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资源基础理论和代理理论的应用边界,丰富了银行管制和企业多元化经营的相关文献,研究结论能够为银行业体制改革和企业多元化经营提供理论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