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现行的增值税是共享税，地方分成部分按生产地原则确定收入归属地，由此产生了一些负面经济影响，而当下营改增改革进一步扩大了这种影响。笔者认为，保障地方政府财力须在增值税改革上着手，在借鉴VIVAT、CVAT和DVAT基础上，提出改革增值税三种方案：一是开征零售税并将其作为地方主体税种，同时降低增值税税率、增值税收入全额划归中央；二是增值税实行60∶40共享，地方政府分享增值税的依据是当地消费占全国消费的比例；三是根据增值税发票信息将商品销售分为辖区内销售和辖区外销售两部分，根据两者比值分割增值税，前者为中央税，后者为地方税。改革的本质是促使流转税收入的分配原则由生产地原则向消费地原则转变，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作用，由此会产生一些积极的经济影响，并解决地方税建设和政府间财政关系调整的困境。
地方政府有限借债放开之后，如何使得地方政府合理借债是规范的地方政府债务融资体制建立的关键。只有找到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膨胀的原因，才能有效控制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笔者建立了关于地方政府的财政激励、官员晋升激励对债务扩张影响的研究框架，通过对2003—2010年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主要发现：第一，财政集权的不断深化，加重了地方财政负担和债务水平；第二，土地财政与预算内市政投资中的借债资金之间表现出收入上的互补性；第三，省级官员的政治网络形成了地方政府债务的软约束，且省长比省委书记更为显著。在现行体制下，地方政府面临的财政激励背离了地方政府应有的职能目标是造成地方债务膨胀的重要原因。规范政府融资渠道、转变“土地财政”模式和变革官员考核机制是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关键。
笔者利用省级统计数据解析我国地方政府土地出让市场分割的现状及未来变化趋势。研究结论表明分割市场出让土地的定价差距将随经济发展水平呈现“倒U型”的趋势，未来我国发达地区土地出让市场趋于整合，而欠发达地区将表现出先分化后整合的规律；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在不同时期表现出土地出让分化或者整合的趋势，其实质是地方政府在特定禀赋条件下追求地方经济增长，动态优化配量资源的结果；经验数据表明地方政府“囤地征而不用”是地方财政获得高额土地出让金收入的重要手段，高昂的用地成本则直接导致房地产价格的居高不下；现行的计税标准增强了地方政府粗放利用土地、依靠增量环节增加土地财政的激励，表现出“重预算外、轻预算内”、“重转用、轻保有”的特征，土地财政的结构性失衡决定了依靠土地增量扩张的财政增长方式可能难以为继，在土地资源稀缺的约束下甚至可能引发严重的财政危机。
中国实体经济融资贵成为一种顽疾。那么，实体经济融资成本到底有多高，其决定因素有哪些，如何降低融资成本？笔者首次将银行信贷市场、企业债券市场和民间借贷市场纳入实体经济完整融资结构体系，以2005年1月至2014年12月为窗口期，测度企业在三类不同债务市场的融资成本，并通过多因素模型检验决定企业融资成本的因素。研究发现银行信贷市场存在资金配置的垄断，企业/公司债券市场存在严格管制，民间借贷市场不充分竞争，三元分离市场难以有效达到均衡，导致中国实体经济中融资成本过高。因此，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需要推进差别化货币政策和促进银行体制改革，构建起普惠广大企业的金融服务体系。
从城乡金融互动的角度研究城乡金融非均衡发展收敛的内在机制是二元金融结构研究的新视角。笔者在二元结构框架下，从城乡金融互动的角度探讨城乡金融非均衡发展的内在机制，提出城乡金融非均衡发展存在“分化—收敛”门槛效应的理论假说，并利用2003—2012年省际面板数据进行实证验证。研究发现：经济转型过程中，城乡金融发展存在由农村金融促进城市金融发展向城市金融带动农村金融发展演进的“门槛效应”；城镇化和市场化因素对缩短城乡金融收敛过程具有积极作用。本文的结论解释了城乡金融非均衡发展过程对于外部干预和矫正不敏感的原因，并进一步证明了金融结构演进与经济结构转型的内在关系。因此，城乡金融均衡发展有赖于经济结构优化调整而不是仅仅通过增加农村金融供给来实现。
笔者利用2003年1月—2014年6月的月度数据，分析了不同市场环境下货币市场利率水平及长短期预期波动对股票收益率的冲击效应，并对其进行了分解研究。结果显示：货币市场即期利率水平、短期和长期利率预期都会对股市收益率和投资者情绪等多个中介变量产生显著影响，但长期利率预期的冲击效应相对较弱；不同市场环境下的冲击效应显示出非对称性，熊市中股票市场收益率和情绪更容易受到货币市场利率及预期波动的影响；进一步的冲击效应分解表明，对投资者情绪、信贷环境预期、系统风险、期限溢价更敏感的股票的收益率，更容易受到货币市场利率及预期波动的冲击。这些结果表明货币市场利率波动对股票收益率的影响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对投资者情绪、信贷环境预期等中介变量的影响来实现的。
当前的财务危机预警研究主要着眼点是基于财务指标建立模型，然而会计舞弊或者会计不作为现象的存在，导致各个财务预警模型在以往的经济危机中纷纷失效。引入了非财务指标的一些模型中，选取的指标相对片面，难以适应对各种非财务指标具有不同敏感度的公司样本。大数据技术的出现，使得获得全面而客观信息成为可能，笔者提出了以网民为企业“传感器”的思想，即基于互联网上的相关在线信息，通过情感分析处理，以及统计网民信息发布频次，融合后形成传感器信号，在此基础上结合财务指标，尝试建立引入大数据指标的财务风险预警模型，并对模型的预测效果进行比较分析。检验显示基于大数据的财务风险预警模型具有更好的有效性。实验结果为相关方面预测我国上市公司财务危机提供了大数据方面的理论依据。
投资者情绪通过迎合渠道影响公司投资的隐含前提是高管利益与资本市场股价密切相关。笔者结合高管薪酬结构中对股价较为敏感的高管持股以及股权激励计划中授予高管的股票期权，并考虑权益激励相对强度，研究权益激励对高管迎合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高管持股比例与股权激励计划中是否授予股票期权，并不显著影响迎合作用的发挥，而高管持股激励强度对迎合行为存在显著为正的调节作用，这种调节作用在高成长性公司表现更为显著。最后，基于上述分析，分别对上市公司股权激励计划设计、薪酬结构制度安排以及证券投资者非理性行为规范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以尽量降低投资者情绪及其与权益激励交互作用对公司投资效率产生的不利影响。
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相比，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很少拥有先进的技术和管理，不具有较强的所有权优势，甚至在国际化中还遭受了所有权劣势。在这种情况下，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为什么如此激进地从事对外直接投资，甚至在发达国家进行跨国并购呢？与战略资产寻求、比较所有权优势、价值链延伸、制度促进或逃避等理论观点不同，笔者从生产阶段与所需制度环境的匹配视角，对这一“异常”现象进行了探讨。基本结论是：在产品内分工条件下，资产专用性投资、不完全契约和生产的超模特征使全球生产链对制度环境的依赖性更强，不同制度环境的国家在不同生产阶段表现出了不同的比较优势；为了利用东道国制度环境获取高附加值生产环节的比较优势，发展中国家企业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生产阶段与所需制度环境匹配，从而引致了大规模的对外直接投资。
在现代海洋渔业管理中，针对过度捕捞问题而确立的总量控制制度及其衍生制度，都涉及TAC（可允许捕捞总量）的确定。确定TAC需要考虑多方面因素，其中着重是海洋生态因素和经济因素。尽管在实践中，采用TAC制度的各国都有各自的确定TAC的方法，但目前学术界尚未见到完善的确定TAC方法的研究。我国虽早已提出海洋捕捞要进行总量控制，但直至今日仍没能贯彻实施，其原因之一就是TAC确定的困难。笔者同时考虑海洋生态因素和经济因素，构建了一个连续时间的单鱼种动态渔业经济模型，给出了TAC的动态调整路径。最后，利用我国渤海湾的渔业数据，对模型中的参数做了校准，并运用倒向递推法对相关TAC的调整路径进行了数值模拟。本文所构建的模型可作为海洋渔业制定TAC的一种基准模型，其核心价值在于提供了一种制定TAC的指导原则和思维视角，具有方法论意义。在此基础上，可进行多鱼种的拓展。本文对于我国海洋渔业部门制定TAC具有参考价值。
商业银行作为市场经济中一个特殊的参与者，由于其准入门槛高、风险大、要求规模经济效应高等特点，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行业垄断经营的现象。笔者在归纳和梳理国内外相关文献基础之上，从规制商业银行垄断获利的视角，采用博弈论的方法分别针对商业银行产品在同质、存在一定差异和完全不同质情况下银行间达成垄断合谋协议获得垄断利润的情况进行了分析。论证了对于完全同质的金融产品，银行之间合谋的积极性并不高，规制政策应该让银行公布收费细则，防止商业银行之间达成合谋协议；对于完全不同质的金融产品，银行之间存在合谋的动机，但是合谋协议并不稳定，政府应该建立稳定的信息服务平台，防止其通过合谋获得超额利润；对于存在一定程度差异化，但是又没有实质性差异的金融产品，政府应该在加强监管的前提下，逐步放开金融市场，引入外部竞争者，通过竞争提高金融市场效率，减弱商业银行之间的合谋动机。
笔者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8年、2010年的数据，实证分析了全球化背景下英语能力对个体收入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不考虑全球化因素时，英语能力对个体年收入的影响并不显著，此时，英语能力对收入的提高，主要是通过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而体现；进一步按照受教育程度分组之后，英语能力特别是口语能力和阅读能力对于低技能劳动者收入的提高具有一定程度的影响，然而英语能力对高技能劳动者收入的影响仍然不显著；引入地域层面全球化的因素后，在贸易开放和FDI进入的条件下，英语能力的提高对个体收入起到了显著正向的影响，并且FDI进入条件下，学习英语的回报相对更大；引入企业层面全球化的因素后，英语能力的提高对个体收入也起到显著正向的影响。因此，在中国融入全球化的进程中，强调英语能力仍然是必要的，但是英语教学需要因地制宜，因人而异，不能一概而论。
自20世纪中期以来，公司绩效与投资关系研究一直是公司金融理论的核心内容之一，而传统公司金融理论都是建立在理性人假设基础上的，可是企业实际情况却并不与理性假设完全重合。由此，引入行为公司金融理论进行完善，选取领导层过度自信作为研究对象，探索其是否会造成投资行为异化，进而影响了公司绩效。笔者在充分考虑资本市场环境及企业现金流的基础上，以行为公司金融为视角，以领导层过度自信为研究起点和企业绩效为终点，用企业投资水平为研究中介连接点，利用深沪两市2008—2011年的A股上市公司动态面板数据为样本，深入探讨领导层过度自信、投资水平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内在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在资本市场较为低迷、企业现金流较为短缺的情况下，领导层过度自信的公司容易表现为投资不足且领导层过度自信与企业价值负相关，投资水平在领导层过度自信与企业绩效之间起到完全中介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