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新常态”下，由于经济减速和结构性减税的推进，政府的财政收入增速下降，而财政支出刚性增长，再加上日趋严峻的地方债务问题，财政的可持续发展面临巨大压力，部分地区的财政可持续性问题尤为严重。本文通过指标分析和跨时预算约束下的协整检验判断了我国的财政可持续性，发现我国的财政依存度已经超过合理区间，赤字率和债务率不断增加，新常态后的财政可持续性更弱，总体上财政可持续发展问题不容乐观。财政可持续发展和财政供给侧改革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供给侧改革需要可持续的财政助力，而财政的可持续发展则需要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稳定经济增长为前提。为了实现财政的可持续发展，新常态下推进供给侧改革的财政政策着力点在于减税清费、投融资模式创新、投资结构与资金效率的优化和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协调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建立中长期财政规划，加强财政与金融的协同配合。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关系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局，而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是经济发展转型的关键。经济的发展转型离不开政府的干预和调控，而在财政收入方面，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核心体现是政府对企业税收征管力度的控制。政府对企业的税收征管力度会直接影响企业的生产经营行为，从而影响企业的发展转型。本文利用断点回归方法实证检验了税收征管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借以揭示政府税收政策在促进企业生产转型中所发挥的作用。实证研究发现：税收征管力度的加强会对企业发展产生负向影响，降低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即由国税征收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平均比由地税征收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低了3%左右。由此，笔者认为，中央政府在制定税收政策时应当综合考虑利弊，在加强税收征管的同时应通过财政支出和补贴等手段弥补征税对企业造成的不利影响，充分发挥政府在调节经济发展中“看得见的手”的作用，促进企业发展转型。
笔者在小国开放经济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中，使用贝叶斯方法估计了中国的货币政策规则。通过引入人民币汇率的不完全传递效应和贸易顺差，笔者得出以下主要结论：第一，名义利率平滑特征并不明显，央行的货币政策除了考虑CPI通胀和产出缺口以外，还会针对汇率波动进行调整；第二，国内冲击是引起我国产出和通胀率波动的主要因素，技术冲击能够解释我国产出波动的67%，货币政策冲击能够解释PPI通胀波动的55%，CPI通胀波动的60%，而世界产出冲击能够很好地解释其他经济变量的波动；第三，汇率不完全传递效应虽然降低了我国CPI通胀和贸易顺差的波动，却显著地增加了外生冲击对一价定律缺口和实际汇率的影响。
结构调整一直是困扰我国经济发展的难题，产业的异质性会导致货币政策效应非对称，这导致了统一货币政策的选择困境。如果缺乏产业层面非对称的定量研究，我们很难进行政策协调与配合，从而限制了货币政策目标的实现。笔者对分行业的上市公司企业数据进行了检验，证明了行业间资本结构差异的显著性和稳定性；利用多层线性模型中的情境效应模型，以行业资本结构作为情境变量对宏观货币政策的微观效应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不管是直接效应还是交互效应，从回归系数和显著性两个方面来看，在4个财务指标中资本结构对货币政策的影响是最为显著的。笔者认为行业资本结构差异是影响我国货币政策产业效应的重要因素，要提升货币政策效果必须减少资本结构形成和调整中的体制约束，可在差异货币政策工具基础上，实施影响资本结构的政策进行协调和配合。
笔者研究中国商业银行市场集中度与风险的关系，分别选取郝氏指数、勒纳指数来表征商业银行的市场集中度与商业银行市场势力。通过对中国16家上市商业银行建立固定效应面板数据模型，分析2007—2015年间国内16家商业银行风险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商业银行的市场集中度越高、资产规模越大，商业银行信用风险越小；中国商业银行的市场集中度和市场势力正在逐步降低；商业银行金融创新会提升商业银行信用风险与破产风险。笔者认为，中国上市商业银行的市场化进程正在逐步加深，风险控制能力应该进一步提升。同时，对于商业银行的去行政化应该加速推进，继续深入市场化运作，最终形成制度完善、市场化运作的商业银行市场。
中美作为亚太最大的加工生产国和消费中心主导着亚太区域合作的发展。本文在介绍亚太生产链发展及TPP与RCEP两大亚太合作机制基础上，基于生产链视角，利用拓展的GTAP比较静态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模拟比较了TPP和RCEP协议。结果显示，无论是加入TPP或是加入RCEP均有助于提高区内成员国当期贸易进出口总额、当期国内生产总值与社会总福利水平。然而，单独加入TPP或RCEP对各成员国会产生不同程度的机会成本；TPP与RCEP协议在推动自贸区内加工产业由中国向其他发展中国家转移的同时，也会促进这些国家与中国中间投入品贸易的增长；我国在持续提升本国比较优势及在全球生产链中位次的同时，不断整合周边国家产业，逐渐从“两极互补”转向“承上启下”。全球产业链向广度与深度的不断延伸符合我国利益。
2003年以来，我国粮食进口需求不断增长，粮食进出口大致平衡的状态已发生了根本改变，粮食总量和主要粮食品种已经全面净进口，进口的快速增长引发了关于我国粮食安全的担忧，进口需求及增长原因值得深入探讨。笔者分析了我国粮食进口需求的增长趋势及原因，并选取了2003—2013年的数据，建立粮食进口需求模型，并采用有界协整的方法，重点分析了小麦、玉米和大米三大品种的进口需求，以及各自的收入和价格弹性。研究发现：在长期，国际国内相对价格、收入以及粮食进口需求三者之间存在着稳定均衡的关系；相对价格对进口需求的影响更为显著，价格下降，玉米、大米以及小麦的进口需求会显著增加，其中小麦最敏感；在长期，收入增长将进一步促进玉米进口增长，但对大米和小麦的进口影响有限。与短期相比，长期内相对价格对各品种的进口需求影响更大。因此，我国需要从长期和短期两个期间，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并基于品种差异来防范进口过快增长风险。
本文构建了2008—2013年262个地级市的土地出让、财政分权和官员晋升数据集，研究财政分权、晋升激励对地方政府土地出让的作用机制。我们发现，在中国财政分权体制和官员锦标赛下，晋升激励、财政分权使土地出让面积、新增出让面积显著增加，并带来滞后期内土地出让面积20%~30%的增加。与“低价出让工业用地、高价出让商住用地”的差异化土地出让策略的论断不同，主管官员的晋升激励使“招拍挂”出让面积和出让金额均显著增加，但协议出让面积受影响不显著，地方政府存在差异化的土地出让手法；党委书记的晋升激励使当地土地出让总价格平均降低约137%，“招拍挂”出让价格下降约128%，工业土地价格上涨不显著，并且土地收入占当年财政收入比重降低约1%。财政分权程度同样影响了出让行为。我们认为，地方政府倾向于通过压低土地出让金以“逐底竞争”，增加土地出让面积而牺牲了部分土地的价格。
国际差别定价是跨国企业常用的定价策略，以适应不同的国际条件。随着国际价格透明度逐渐提升，消费者更容易进行价格比较，进而影响购买意愿。然而，面对相同的国际差别定价，消费者的反应却存在较大差异。基于此，笔者引入感知公平理论和来源国理论，揭示其中的原理。通过实验设计收集数据，并运用多因素方差分析以及Bootstrap检验法验证了研究假设。研究结果表明：感知公平中介差别定价对购买意愿的影响；来源国会调节差别定价对购买意愿的相对影响强度。对于本国品牌而言，高价策略、同价策略对购买意愿影响的差异相对较大，而低价策略、同价策略对购买意愿影响的差异相对较小。对于外国品牌而言，低价策略、同价策略对购买意愿影响的差异相对较大；来源国通过改变感知公平的影响强度，进而影响购买意愿。据此，笔者认为企业在进行差别定价之前，需提前预判消费者对差别定价的反应，进而确定合适的定价策略。此外，还应预先制定相应的应对策略，弱化差别定价导致的负面影响。
笔者以我国五大国家级中心城市和六大国家区域中心城市作为地理位置的替代变量，研究了地理位置与公司高管薪酬之间的关系。地理位置对高管薪酬的影响主要通过两个途径：一个途径是企业总部、中介机构、各类人才在中心城市的集聚，促进了高管人力资本的积累，从而提高了位于中心城市的企业的高管薪酬；另一个途径是在公司高管薪酬制定的过程中，会以周围企业的高管薪酬作为参照点，这使得高管薪酬受到本地区其他企业的影响。研究发现，在控制人均GDP、CPI指数等变量的情况下，注册地为中心城市的上市公司，其CEO薪酬要高于其他地区的CEO薪酬，且距离中心城市越近的上市公司，CEO薪酬越高；一个地区上一年的平均高管薪酬，以及该地区领导企业的高管薪酬，均对其他上市公司的高管薪酬有显著影响。本文的发现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在中国，地理位置是公司高管薪酬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上市公司制定合理的高管薪酬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本文从融资约束对民营企业OFDI目的地的影响出发，梳理了融资约束在OFDI影响民营企业技术创新中的作用。首先以融资约束为门槛变量实证考察了OFDI影响民营企业技术创新的门槛效应，再检验不同投资目的地的民营企业OFDI和融资约束对技术创新影响的差异。研究表明：受不同融资约束的民营企业，OFDI对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存在差异，随着融资约束程度的缓解，OFDI对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逐渐增大。民营企业投资目的地不同时，OFDI和融资约束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存在一定差异。投资目的地为发达国家时，OFDI对民营企业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较大，而融资约束对技术创新没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投资目的地为转型及发展中国家时，OFDI对民营企业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较小，融资约束会显著阻碍技术创新。
民营上市公司聘用外部高管存在改善公司治理、获取认证利益或提升管理水平等目的。笔者以2007—2014年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通过考察外部高管与公司业绩的关系来检验民营上市公司聘用外部高管的真实目的。研究发现：外部高管或外部董事可提高公司股市业绩，但不能改善经营业绩；外部CEO不能提高公司股市业绩，但可以改善公司经营业绩；经理市场较发达时，外部高管或外部董事才可提升公司股市业绩，外部CEO才可改善经营业绩。研究结果表明：目前民营上市公司聘请外部高管的主要目的是获取认证利益而不是改善公司治理或管理水平；唯有具有企业管理经验的外部高管才可提升企业管理水平；发育良好的经理市场可促使外部高管提升企业业绩、校正企业聘用外部高管的目的。
笔者利用2010—2014年沪市上市公司数据，从政治关联的角度出发，研究了反腐败对企业捐赠的影响。在中国，寻求政治关联是企业发展主要手段之一，捐赠也被认为是企业谋求政治关联的重要方式。反腐败势必会通过削弱企业谋求政治关联的激励，影响企业的捐赠行为。以2012年末以来中国政府反腐败的政策实验为契机，笔者采用双重差分的方法（DID）研究了反腐败对于企业的捐赠的影响。结果发现，反腐败降低了企业捐赠，对于政治关联强的企业，反腐败的作用更大。进一步研究表明，反腐败对企业捐赠的削弱作用仅存在于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而在市场化程度低的地区，企业发展方式单一，对政治关联的依赖性较大，反腐败没能够显著地削弱企业谋求政治关联的激励，降低企业的捐赠水平。笔者的研究不仅为反腐败如何影响企业捐赠提供了一个微观视角，对重新理解反腐败的经济效果也具有一定启发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