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有关于政府引导基金的论述大多就事论事，缺乏宏观层面的分析。本文在考察政府引导基金产生背景后发现，政府引导基金经历了“否定之否定”的演变过程，匹配要素资源和风险防范是其产生的两大逻辑，前者是事权、财权和财力的匹配，而不仅仅是事权和财力的匹配；后者是合理分担财政风险和市场风险，而不仅仅是防范财政风险本身。从现实的政府引导基金管理和运行来看，要实现政府要素匹配和防范系统风险并非易事，政府引导基金的效果并未达到预期目标。最后，本文在对比借鉴国外经验的基础上，运用系统论的思维方式，探索政府引导基金管理中要素匹配和风险防范的平衡点，并就政府引导基金的发展趋势进行了展望。
“营改增”全面推行使得全国近七成的税收收入来自于共享税，我国已名副其实地进入“大共享税”时代。大共享税的收入格局对我国现有分税制体制提出了严峻挑战：“营改增”全面推进中过渡期增值税分享体制不利于地区间财力平衡，增值税税收与税源背离问题加剧，地方主体税种缺失，分税制向分成制退化等，上述一系列问题与风险都亟需从进一步完善分税制制度框架设计的战略高度统筹兼顾地予以综合化解。通过考察共享分税制的国际实践发现，中德在共享税税种范围、共享税的收入规模以及所得税共享制度等方面存在相似之处，但在增值税收入分配标准和政府间收入划分方面存在较大差异，而德国的增值税收入分配的独特做法对解决我国现行增值税收入分享过渡方案带来的诸多问题极具启发意义。借鉴德国共享分税制经验，设计适合我国国情的共享分税制，现行需重点解决增值税共享造成的税收分成体制弊端及税收与税源相背离问题，通过坐实地方税体系来夯实分税制的基础。
互联网金融近年来在我国蓬勃发展的同时，其不当行为风险问题引起了社会的普遍关注，如虚假产品宣传、违规销售、泄露客户信息、绑架银行信誉、提现困难、卷款跑路等不当行为，给金融市场诚信、公平竞争和互联网金融消费者权益带来了损害。笔者首次探讨了互联网金融的不当行为风险及其规制问题，该风险的产生源于交易双方信息不对称和地位不平等、行业羊群行为以及道德风险和不当激励，也形成了巨大的社会成本，动摇了公众对互联网金融行业的信心。在借鉴梯诺尔新规制理论基础上，提出从监管机构角度实施穿透式监管，堵塞监管漏洞和监管套利，加强产品治理和产品干预，构建资金第三方存管和风险补偿机制等监管底线，同时，还需要从互联网金融机构角度重塑诚信为核心的企业文化，改革与消费者保护挂钩的薪酬激励制度以及建立常态化的风险培训机制。
受技术进步、电商和网购日益成熟等因素的共同影响，第三方互联网支付兴起得以迅速发展，至2015年体量规模已达到十万亿级别。由于第三方互联网支付对于通货和存款的取代作用日益明显，其对我国传统金融行业以及金融理论都带来了极大的挑战。基于费雪方程和市场第三方咨询机构艾瑞咨询的统计数据，笔者构建了以不同层次的货币流通速度作为因变量的计量经济模型，以探索第三方互联网支付对于货币流通速度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2007—2015年间，第三方互联网支付对于中国M0、M1以及M2货币流通速度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同时从力度大小来看，第三方互联网支付对M0和M1层次的货币流通速度的加速效果大于对M2层次的货币流通速度。进一步研究发现，2010年9月以来央行规范整个第三方互联网支付行业发展对不同层次的货币流通速度有一定影响，但影响在统计上并不显著。最后，根据实证结果为监管机构加强第三方互联网支付的政策监管提出对策建议。
笔者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拓展银行业系统性风险预警备选指标，采用FR模型构建我国银行业系统性风险压力指数，实现对银行业系统性风险的时间、空间两维度监测预警，为银行业系统风险的动态预警做出重要尝试。实证分析显示：模型入选指标从信用风险和流动性风险两个风险维度诱发银行业系统性风险，说明目前我国银行业系统性风险导火索主要来自信用风险和流动性风险；入选指标从领先、日频和事后三个时间维度预测银行业系统性风险；2009年第四季度至2010年第一季度、2013年下半年、2015年前三季度三个时段我国银行业系统性风险偏高；特别是近年来，受经济增速持续下滑影响，银行信用风险持续上升，银行业系统性风险压力也呈上升趋势。我国监管当局有必要重视建立银行业系统性风险预警指数，用来跟踪风险的集聚、上升、扩散、爆发过程，通过全流程管理，预防系统性风险发生，缓解或降低其破坏力。
随着大数据在各领域的广泛应用，“数据密集型科学”成为新的研究范式，也为投资者群体行为的度量提供了新的数据和方法支持。本文以网络大数据的来源和投资者行为为分类标准，从投资者关注、信息需求、情绪和公司盈利预测四个方面对基于网络大数据的投资者群体行为及其与股票市场的关系的相关研究进行了梳理、总结和述评，发现网络大数据对资本市场具有重要的信息价值，网络大数据中所反映的个体偏好和预期及其传播和演化为市场信息反馈和投资者行为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实证数据。同时，计算机科学与金融学的交叉研究在其中具有重要的作用。本文在现有研究的梳理上提出基于网络大数据的投资者观点和行为的演变、交互，资产配置策略，市场参与者的情绪及其影响机制，资本市场的监管以及结合公司金融、外汇市场等其他金融市场的研究可能是未来的研究发展方向。
反倾销是我国产业保护的重要措施，如何确定符合公共利益原则、实现本国整体福利最大化的反倾销税率水平，是反倾销实践中一个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笔者以市场结构为切入点，考虑产业关联效应，构建动态博弈模型，运用逆向归纳法求解最优反倾销税率，并通过比较分析，重点考察市场结构对最优反倾销税率的影响。研究发现：（1）在不同的市场结构下，反倾销税总体现出负的贸易抑制效应和正的产业救济效应。与完全垄断的国内市场结构相比，在完全竞争的国内市场结构下，贸易抑制效应和产业救济效应均更为明显。（2）在不同的市场结构下，基于公共利益的政府总会选择征收适当的反倾销税。当市场容量充分大时，与完全垄断的国内市场结构相比，在完全竞争的国内市场结构下，最优反倾销税率较高。（3）在政府对各方利益平均赋权的前提下，最优税率与国内市场容量正相关，与国内厂商及其上游厂商的边际成本负相关，与国外厂商及其上游厂商的边际成本负相关。
金融素养是一种重要的人力资本，是消费者所拥有的为其一生金融福祉而有效管理其金融资源的知识和能力。本研究运用2012年中国城市居民消费金融调查数据，采用删截数据模型、离散选择模型及分位数回归模型，研究了金融素养对家庭理财规划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金融素养与家庭理财规划选择及理财规划时间跨度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客观金融素养高的家庭比客观金融素养低的家庭制定理财规划的概率高116%；金融素养水平提高一单位，在理财规划时间跨度长274年；客观金融素养对理财规划时间跨度的影响存在非对称性，随着理财规划时间跨度由低分位到高分位，金融素养的影响呈现先上升后下降再上升的趋势；采用倾向分值匹配法对实证结论的稳健性进行了检验。基于倾向分值匹配法的进一步验证，实证结论是稳健的。结论的启示是消费者需要客观评估自身金融素养水平，加强金融知识学习，政府部门应该增加金融教育的公共供给。
以往研究都认为后悔与愤怒等消极情绪会导致消极行为意向，但却鲜有学者剖析前者影响后者的内在机制。笔者关注后悔与愤怒这两种典型的消极情绪，综合压力应对理论与沉思理论，构建网络购物中后悔、愤怒与行为意向的传导机制模型；采用问卷调查法，收集435份有效样本，使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法，对理论模型进行统计检验。研究发现：消费者越后悔，越会进行积极与表达应对，而不会进行回避应对；消费者越愤怒，越会进行表达与回避应对，而不会进行积极应对；表达与回避应对既会增加侵入沉思，又会增加反省深思，但积极应对只会增加反省深思；无论是侵入沉思，还是反省深思，都会提高负面口碑相传与转换意向。本研究率先提出并验证顾客沉思包括侵入沉思和反省深思，并进一步对比揭示后悔和愤怒依次通过应对策略与顾客沉思作用于行为意向的差异化机制，对消费者调节后悔与愤怒以及网商优化服务补救均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供应链信息共享能否提升订货决策质量、降低库存或缺货成本目前尚存争议，而这类问题由于关系到企业合作、供应链信息化等重要实践又亟待解决。共享对象、共享形式等均存在不同类别，供应链信息共享的效用不能一概而论，需结合具体情境进行专门、细致的分析。笔者基于常见的4级供应链模型，分析并且检验在POS数据和下游库存数据不同的共享情境下，企业、供应链成本以及订货决策的变化。实证结果显示：信息共享显著降低企业及供应链整体成本的均值，增加上游企业的成本方差；从成本的均值和方差角度看，库存数据共享比其他类型的数据共享更有效；共享的信息并非越多越好；信息共享会影响订货决策，不同层级企业对这些数据的利用也存在差异。这些结果同时说明：共享的信息不能超出企业处理信息的能力范围，其价值只有在正确、合理利用信息的基础上才能实现；上游企业的决策更加倚重市场信息，它们应当是供应链信息化、一体化的主要受益者和推动者。
遵循关系质量理论和“移情-利他”假说的基本逻辑，笔者突破以往研究重点关注企业危机后补救行为的静态视域局限，系统分析产品伤害危机情境下危机前顾客参与对危机后消费者宽恕意愿的动态影响及其内在机制，并对危机性质的差异化调节机制进行探讨。通过两个组间实验检验顾客参与对消费者宽恕意愿的动态驱动效应，结果表明：就参与类型而言，与信息交流行为相比，合作责任行为对危机爆发前“消费者-商家”关系质量和危机爆发后消费者宽恕意愿具有更强的正向影响；就参与方式而言，与被动参与相比，主动参与对危机爆发前“消费者-商家”关系质量和危机爆发后消费者宽恕意愿具有更强的正向影响；危机性质不同时，“消费者-商家”关系质量会对消费者宽恕意愿产生差异化影响。笔者建议企业应从危机前参与类型和参与方式双元动态视角切入，着重通过合作责任式参与和吸引顾客主动参与来完善顾客参与的内容设计，对企业基于顾客参与视角动态管控产品危机提供决策启发。
笔者使用2003—2014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和联合国UNCOMTRADE双边贸易数据，深入考察了OFDI对中国出口（包括产品层面二元边际）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OFDI对出口的影响呈现倒U型，即其随着投资规模的扩大，对出口产生先促进后降低的作用。笔者通过构建目的地加权“建设许可”指标作为OFDI的工具变量，在有效解决内生性问题后，这一结果依然稳健。从出口二元边际的角度看，中国OFDI对集约边际的影响不显著，而对扩展边际呈显著的倒U型影响。这种倒U型关系主要表现在向非OECD国家（地区）的OFDI对出口产品种类的影响，但向OECD国家（地区）的OFDI对出口产品种类的增加呈现显著促进作用。基于上述结论，笔者认为：深入探究中国OFDI对出口产生倒U型影响的原因，是今后相关研究拓展的方向；不仅要关注OFDI对出口的促进作用，还应从供给方面肯定OFDI对国内过剩产能向境外转移的贡献；需进一步加快对外投资便利化进程，增强企业“走出去”的内生动力；企业更应关注OFDI对提升生产效率、自主创新能力与盈利水平的长期影响。
大量全球知名企业利用中国元素开展本土化战略，而关于此战略的运用效果研究甚少。现有不多的研究讨论了中国元素的使用对消费者品牌态度的影响，但并未对案例进行分类研究，也缺乏对其影响因素的探究。笔者在多案例分析和消费者深度访谈基础上发现：可辨识性是影响国际品牌中国元素使用效果的第一关键因素，基于色彩视认性和品牌识别，将其界定为“中国元素辨识度”这一概念；结合消费者深度访谈和现有文献，将中国元素辨识度作为自变量、品牌联想作为中介变量、文化认同作为调节变量，构建了理论研究模型。从案例成败和辨识度高低两个维度形成2×2的实验案例组合，以品牌熟悉度为分组依据，形成八个实验组，研究发现：中国元素辨识度显著影响国际品牌的消费者购买意愿，且在元素运用不当或低品牌熟悉度情境下更为明显；同样，低品牌熟悉度情境下品牌联想和文化认同的中介及调节作用显著，但与案例类别（产品造型案例和产品宣传）无明显相关。最后从中国元素的选择和使用、引导消费者联想途径和市场定位三方面提出了企业正确运用中国元素的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