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信息公开是一个国家或一个社会良好治理的前提和重要标志，而财政信息公开则是政府信息公开的核心内容。近年来，中国在财政公开透明上的进步令人瞩目，但也存在不容忽视的问题。通过对我国31个省级政府财政信息公开状况连续多年的调查和评估，我们发现我国财政信息公开中仍然存在公开信息不全面、不详细、不规范、不便利等问题，由此导致我国财政透明度较低，公开的信息占所调查信息的比重不到40%，有多达60%的财政信息没有公开。那些详细地反映公共资金如何花费的经济分类信息、各级政府的资产负债信息以及具体的项目、基金和国有企业预决算信息几乎都没有公开。虽然影响政府财政信息公开的因素多且复杂，但调查显示，我国政府信息公开制度方面的不足与缺陷是阻碍财政透明度进一步提升的主要原因。明确我国政府财政信息公开的目标及内容，并分步实施，从制度建设入手，近期通过新《预算法》实施条例的制定，远期通过《政府信息公开法》的立法，完善、细化财政信息公开的内容，是推动我国政府财政透明度进一步提高的有效途径。
随着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大量调控政策的出台，人们越来越关注宏观经济政策在微观层面的传导机制，并期望基于此判断政策的实施效果。基于企业融资约束的变化，有利于理解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效果。积极的财政政策分别通过挤入效应与挤出效应两个渠道影响了企业的融资约束。其中，挤入效应通过直接渠道与间接渠道影响企业的融资约束。挤出效应通过利率传导机制和信贷配给机制影响企业的融资约束。实证研究发现：在积极财政政策背景下，国有企业受益于挤入效应，融资约束程度下降。然而，民营企业在受益于挤入效应的同时受制于挤出效应，融资约束却无显著改善。因此，基于积极财政政策的双重效应，对于政策制定者而言，国家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不仅要注重总量控制，更要注重结构化调整。对于企业而言，要采取差异化的措施来灵活应对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
“马拉松霾”与“APEC蓝”凸显了中央与地方的利益冲突和中国的环境治理困境。在政治与财政等的多重激励下，利益的强化导致地方政府具有获得GDP政绩、税收收入、腐败收入并吸引资本流入进而放松环境管制的内在动力，产生环境污染。除非中央政府采取类似“APEC蓝”似的非常规的行政强制手段，否则，地方政府缺乏治理环境污染的积极性。这也从侧面证明当前地方主导型环境治理的弊端，使环境污染成为被过度滥用的“公共池”而恶化。未来的改革必须从中央政府层面对环境污染治理进行“顶层设计”，通过确定合理的中央与地方环境治理分权、建立科学合理的地方官员考核机制、优化地方财政激励结构、强化对地方政府的监督制约作用，使地方政府在注重经济增长的同时更加注重环境保护，从而在和谐包容的发展中重现碧水蓝天。
笔者利用2001—2011年中国省级数据，运用GMM动态面板估计方法检验了金融发展对收入分配的影响，结果表明：现阶段我国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间不存在倒U型关系，同时金融发展能缩小收入差距，有利于提高低收入家庭的相对收入。其中，收入差距下降的28.53%可归因于金融发展的收入分配效应，而剩下的71.47%是由于金融发展的增长效应所致。从区域上来看，金融发展均缩小了收入差距，但影响程度存在地区差异。其中东部金融发展水平最高，对降低收入分配差距影响也最大，中西部的影响效应依次递减。本文最后从发展普惠金融、优化政府支出结构和加强金融对教育均等化的引导等方面提出了缩小收入差距的政策建议。
笔者首先建立了包含价格操纵者、动量投资者和非知情投资者的博弈模型，阐述了信息不对称情形下市场操纵的实施过程以及博弈各主体的最终损益，说明了市场操纵为操纵者创造了获利机会，并使得无法辨别操纵者身份的众多动量投资者蒙受损失；继而收集了2008—2014年中国证监会公布的市场操纵案例，运用倍差法考察了中国股票市场的操纵行为，结果发现被操纵股票在操纵期间存在异象，其日收益率、有效价差、价格影响和交易规模等均显著上升；在此基础上，利用Logit模型设计了市场操纵预警机制，并以制造业行业股票为例阐述了预警指数的构建方法，从而为大数据时代我国监管机构发现并查处市场操纵行为提供了有益借鉴。
发展农村金融机构促进农村经济进步是中国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而发展农村金融机构的重要手段就是激励机制的建立。笔者首先对农村金融机构、政府、农户这三种主体的相互行为进行了分析：在研究了农村金融机构与政府之间的作用关系和博弈关系后，理论上提出如何使得政策激励得以改进；在研究了农村金融机构与农户之间的博弈关系之后，指出在存在信用约束下的策略组合最优；对农村金融机构自身的行为偏好研究中指出了在其经济人前提下所导致的实际目标与服务宗旨的背离。其次对上述各主体间现存的激励不相容问题进行了分析。最后对三种主体之间的激励机制的构建提出了若干较具实际意义的对策建议。
透明度是衡量会计信息质量的核心指标，现有文献孤立地考察媒体关注和独立审计对会计信息透明度的影响。笔者以2009—2013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动态考察媒体关注和独立审计在提高会计信息透明度方面是否具有协同治理效应。研究表明，媒体负面报道越多，会计信息透明度越差；被出具非标审计意见的公司，会计信息透明度较差；只有当媒体关注和审计意见协同起来，即媒体负面报道具有风险警示作用，审计意见实证了媒体的风险警示，媒体关注和独立审计的协同治理才能提高会计信息透明度。本文的研究拓展了媒体关注和审计治理在会计信息披露领域的文献，为资本市场解读媒体关注和审计意见的信息含量提供了经验证据。
公司资本结构决策及其经济后果历来是学术界与实务研究的热点问题。现有研究通常假设公司财务决策是自身特征的函数且不受同行业公司影响，而笔者的研究表明同行公司的资本结构决策行为是公司财务政策的重要参考依据。使用中国上市公司2007—2013年的数据，构建固定效应模型，研究发现公司短期借款和商业信用与同行公司特质回报显著负相关，上市公司通过短期债务学习同行公司的资本结构调整行为。研究进一步发现公司资本结构决策变化是对同行业公司资本结构决策行为的反应，而非应对同行公司其他特征变化所做的调整，且盈利性较低以及规模较小公司作为效仿者会学习盈利性较高以及规模较大公司等行业领袖资本结构决策行为，但反之不成立。研究结论表明上市公司间资本决策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学习效应，这将有助于我们在我国特殊制度情境下更为深刻地理解上市公司资本结构行为，同时亦为国内现有相关研究提供补充性的经验证据。
需求结构变动是导致产出周期波动的重要因素。笔者对货币效用模型（MIU）进行了修正，使之包含家庭、厂商和对外贸易三部门，并将单一生产部门扩展到包含耐用品和非耐用品两个生产部门，以研究消费者对耐用品和非耐用品偏好的改变所导致的需求结构变化。随后，笔者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DSGE）的框架下，应用数值模拟的方法，研究了消费偏好冲击对资本积累和劳动力供给所产生的不同影响，以及由此导致的产出波动情况。为了验证耐用品部门投资的增加是否会通过促进资本积累提高产出水平，笔者在文中还利用中国1979—2014年的数据进行了更深入的实证分析。研究表明：消费者偏好的改变，特别是对耐用品偏好的增强，是导致中国资本积累加速和资本形成占GDP比重上升，并最终促使中国经济保持了较长时期高速增长的重要因素；偏好冲击的易变性也会带来产出过度波动的隐患，特别是耐用品偏好的逆向变化，容易带来部分行业产能的严重过剩，诱致经济增速不断趋降。这一研究结论给予我们的启示是：应该注重但不能过度依赖耐用品需求拉动经济的作用。
第三方物流企业（3PLs）作为推动物流产业健康发展的核心生力军，其物流服务运营能力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我国物流产业整体服务水平和服务质量。笔者在对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归纳和总结的基础上，基于运营管理和资源基础观（OM-RBV）双重理论，对我国3PLs物流服务运营能力进行了重新识别和界定，并构建了包含基础能力、应用能力和战略能力三个子维度的3PLs服务运营能力理论模型，以及包含3个一级指标、19项二级测量指标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借助于结构方程模型等定量研究方法进行验证。结果表明：我们所构建的理论模型及相应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兼具良好的无偏性、一致性、有效性、测量不变性及样本充足性等特征。各二级测量指标均能对相应的能力维度给予很好的解释，各能力维度也能很好地对总体物流服务能力加以反映。这一研究结论可以为我国3PLs物流服务运营能力的构建与培养提供有益的借鉴，也为我国3PLs衡量其自身及竞争对手物流服务运营能力的高低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手段。
笔者以保险业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为研究基础，以中国沿海地区作为研究对象，探寻沿海地区保险业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影响路径。根据局部多项式估计结果，对区域保险密度与人均GDP之间的拟合效果、单调性、凹凸性及动态变化特征进行分析后得出的结论是：保险业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的效率及边际收益在沿海不同地区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各区域两变量的关系在2003年前后呈现出由复杂到简单的动态变化过程。以沿海地区整体保险业发展与经济增长的拟合曲线作为参照标准，北部沿海地区与南部沿海地区的拟合曲线变化相对稳定，东部沿海地区拟合曲线的变化较为复杂。总体上，沿海地区保险业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正向作用是可以肯定的，边际产出递减规律在大多数情况下也成立。在此基础上，笔者从政策制定的针对性、产业发展的优先性等方面提出有关各沿海地区促进保险业发展的对策性建议。
笔者引入马基雅维利主义个性特征，与传统的预算松弛影响因素相结合，研究马基雅维利主义个性特征与信息不对称、报酬方案对预算松弛所产生的影响。在信息不对称的基础上，增加对社会压力的测量，并研究社会压力对预算松弛的影响。通过实验研究方法研究发现：（1）信息不对称水平与下级的压力感知负相关；（2）社会压力和预算松弛负相关；（3）信息不对称在马基雅维利主义个性特征与预算松弛之间不具有调节作用，无论是否存在信息不对称，下级马基雅维利主义个性特征与预算松弛显著正相关；（4）报酬方案对马基雅维利主义个性特征与预算松弛的关系有显著的调节作用，在松弛导向型报酬方案下，高马基雅维利维利主义制造更多的预算松弛。上述研究结果表明：基于行为科学和心理学理论的社会压力和下级个性特征都会对预算松弛产生影响。企业在预算管理实务中，除了强化信息沟通，减少信息不对称和改进报酬模式以外，还应该关注员工的内在心理，依靠人的心理因素来有效减少预算松弛。
笔者运用“差异中差异”的估计方法，结合2008年中国省际细分行业的数据，考察了契约制度对制造业利用生产性服务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地区契约制度是影响制造业利用生产性服务的重要因素，在契约制度较为完善的地区，制造业对生产性服务的利用率更高，较好的契约制度有助于提高制造业企业投入生产性服务的积极性，并且这种正向作用在契约密集度高的行业会得到进一步强化。在控制了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外商直接投资、对外贸易等因素后，以上结论依然稳健。此外，对生产性服务业细分行业样本进行估计发现：契约制度并不是影响制造业利用金融服务和租赁、商务服务的主要因素，这可能是由于我国金融业和租赁、商务服务发展相对滞后，导致制造业对其利用率偏低，或者是由于其更容易受到宏观经济形势和政策导向的影响，使得契约制度的作用被弱化。这些结论表明：应通过优化契约环境、完善司法制度、建设契约“软环境”来提高生产性服务利用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