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交易成本和投资效益影响企业运营过程中作为在一定资源、条件和环境下实现目标能力和结果的绩效。笔者在依据经济学生产理论关于生产过程和要素配置理论构建一个企业数字化转型影响绩效机制研究模型的基础上,以2007—2022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相关有效数据,实证检验了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交易成本和投资效益两个基本中介变量与企业绩效之间的结构关系及其受制于其他相关要素发生方向和程度变化的运行方式。实证检验结果证实:企业数字化转型与绩效正相关;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绩效的影响通过交易成本和投资效益完成,又受制于知识产权保护、高新技术企业资质、劳动密集程度等因素的调节。本研究遵循企业通过组合要素和创新技术实现产出增长和效率提高的基本原理,实证研究企业数字化转型影响绩效的机制,拓展了经济学生产理论的运用边界,丰富了有关企业投资和成本管理方面的现有文献,研究结论有助于为企业以加快数字化转型改善企业绩效提供理论依据。

本研究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构建投资者信息互动网络,探讨散户投资者在网络社交金融平台上的互动行为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研究发现,投资者在股吧论坛中的交流互动显著增加了股价崩盘风险,并通过机制分析验证了社交互动所引发的情绪效应对股价崩盘的推动作用。此外,社交互动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在不同宏观经济情境下表现出显著的非对称性,尤其在熊市、经济下行及高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时期,该效应更加明显。进一步分析表明,分析师关注能够有效缓解由社交互动引起的股价崩盘风险,而新闻媒体报道则会加剧这一风险。本研究为理解社交媒体时代投资者行为对市场稳定性的影响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并对防范金融市场系统性风险及完善信息传播监管机制具有一定的政策启示意义。

发展供应链金融是改善中小企业融资环境、完善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重要抓手。本文以2011—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政策引导下的供应链数字化对企业开展供应链金融业务的影响。研究发现,供应链数字化对企业开展供应链金融业务具有明显的激励效应。机制检验表明,供应链数字化通过金融资源获取效应和融资成本控制效应推动企业开展供应链金融业务。异质性分析表明,当金融科技发展水平较低、银行竞争强度较高时,以及对于行业竞争强度较低、声誉较好的企业,供应链数字化对企业开展供应链金融业务的激励效应更加明显。此外,企业开展供应链金融业务有利于改善企业绩效表现、提高企业供应链运行效率。本文结论为推动供应链金融发展提供了现实指引,同时也为全面认识供应链数字化的微观效果、促进企业供应链安全稳定提供了经验证据。

在经济下行、财政紧平衡的背景下,财政可持续性成为社会各界高度关注的热点问题,土地财政作为地方政府获取财政资金的重要手段,一方面拓展了地方政府收入来源,另一方面也加剧了地方财政潜在的风险。笔者以2011—2021年地市级数据为样本,探究土地财政对地方财政可持续性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会对财政可持续性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且能够从人口规模和基础设施建设两方面影响地方财政可持续性,这一影响在区位和人口因素上也呈现异质性。笔者认为,地方政府出让土地应当综合考虑居民生活、人口政策、城市建设等多方面问题,使土地出让与地区的经济发展方向以及城市建设规划相适应,实现获得财政收入和推动城市发展一举两得的政策效果。

推进高水平金融开放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战略任务。随着我国金融市场对外开放程度深化,与国际市场联动性增强,外部风险冲击传导渠道日趋多元。本文基于2004—2020年26个国家6 168只全球股票型基金的微观跨国面板数据,构建纳入地缘政治风险双重传导机制的国际资产定价模型,考察国别地缘政治风险对跨境股票资本流动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国别地缘政治风险通过影响全球股票型基金的追逐风险溢价和避险行为对跨境股票资本流动产生倒U型非线性影响,当风险低于临界值时促进资本流入,超过临界值则导致资本流出。该影响在被动型基金、新兴市场国家和低资本开放度国家表现得更为显著。通过构建基金网络溢出指标,本文进一步发现一国地缘政治风险会通过全球股票型基金网络对其他国家跨境股票资本流动产生显著的正向溢出效应。本文丰富了跨境资本流动理论,为我国防范地缘政治风险引发的跨境资本流动冲击提供理论依据与政策启示,对维护国家金融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以2011—2022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算力基础设施投入对企业新质生产力水平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地区算力基础设施投入增加能够显著提升企业新质生产力水平,数智化水平与内部控制质量提升是促进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机制。进一步分析发现,有为政府、有效市场及有志企业能够协同发力强化算力基础设施投入对企业新质生产力水平的促进作用,即获得政府补贴与税收优惠较多的企业、市场竞争激烈与市场一体化程度较高地区的企业、管理层具有战略眼光与CEO具有信息技术背景的企业更能运用算力基础设施促进自身新质生产力发展。此外,算力基础设施投入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促进作用在高科技行业与战略新兴产业尤为显著。本文有助于理解算力基础设施投入的作用机制与效果,为地方政府筑算促新提供了经验证据和政策启示。

鉴于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低消费、高储蓄”现象,本文使用2013—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深入探讨家庭金融脆弱性与购房行为如何共同作用于家庭消费。研究结果表明,家庭金融脆弱性指数对其消费产生了显著的负向影响,且购房行为在其中表现出显著的负向调节效应。我国家庭消费普遍存在的“黏性”特征能够削弱购房行为对家庭消费的负向调节效应。不同类型信贷约束在金融脆弱性、购房行为及消费之间的中介效应表现出明显的异质性特征。具体而言,金融脆弱性家庭的购房行为通过减轻资产型信贷约束,缓解了消费的下滑趋势;相反,通过加剧脆弱型信贷约束,推动消费进一步缩减。此外,在不同社保支出极化水平和城乡差异下,家庭金融脆弱性及其购房行为对消费的影响表现出显著的异质性特征。因此,为有效促进家庭消费,缓解经济发展中的“低消费”现象,应高度重视提升家庭财务健康水平,并采取有效措施减轻“房奴效应”给家庭带来的沉重债务负担。

银行业是我国金融业的主体,系统重要性银行的稳健经营关乎金融安全与社会稳定。本文基于TENET方法,通过引入非线性连通性函数,探究了在极端事件冲击下我国系统重要性银行的网络特征及其风险贡献。研究发现,系统重要性银行的尾部风险网络展示出明显的动态关联性和网络中心性特征。在极端事件期间,国有大型银行的网络关联强度更为突出,并在风险贡献中占据主导地位,而股份制商业银行的风险吸收能力则逐渐增强。本文的启示在于,在我国加快建设金融强国的大背景下,监管部门应充分考虑尾部风险网络的时变特征,藉此加强对危机时期系统重要性银行的识别和认定,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增值税制度自诞生一个世纪以来,凭借便于征收、避免重复征税以及税收中性等独特优势,在世界范围内迅速普及,对国家税收制度的深度和广度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本文系统梳理了近年来国内外主流期刊上发表的相关文献,在总结增值税推动社会经济发展重要作用的同时,分析了当前增值税领域日益凸显的问题,并结合特定场景下的应用实践进行深入分析。通过细化研究问题发现,增值税在重构政府间分配制度、完善抵扣链条、遏制虚开发票、简并税率等方面仍拥有较大的改革空间。最后,本文指出了现有文献在研究视角、政策实施等方面存在的不足,并尝试勾勒出增值税研究的未来发展方向和拓展领域,期望能够为增值税制度的不断完善提供有益的改革思路。

金融摩擦是影响资本配置效率的重要因素,也使得信贷渠道成为货币政策传导的重要渠道。有鉴于此,本文构建了一个包含双重金融摩擦和企业生产效率异质性的DSGE模型,研究了货币政策如何通过信贷渠道对产出和资本配置效率产生影响。研究发现:(1)双重金融摩擦环境下,逆周期性的企业外部融资溢价由顺周期的银行和企业资产负债表共同推动,从而货币政策对投资、产出等具有双重金融加速器效应。(2)由于信贷需求端存在金融摩擦异质性,紧缩性货币政策对民企融资的影响更为显著,并且通过信贷供给端摩擦产生的金融加速器效应放大,这会导致民营企业融资成本大幅上升。此时,信贷配置背离了企业生产效率与其借贷成本相匹配的原则,从而恶化企业间资本配置效率。对此,政府实施货币政策应充分考虑 “双重金融加速器”效应,避免政策调控力度过大或过小;要改善民企融资困境,除了缓解金融摩擦异质性问题外,政府还应该关注政策对银行资产负债稳定性的影响,这有利于改善资本配置效率。

在消除了绝对贫困的“后扶贫时代”,如何为脱贫不稳固的边缘群体织牢防范返贫的“保障网”,降低返贫风险,防止规模返贫,是我国下一阶段社会治理的重要命题。数字金融工具的应用因其具有的普惠性,被认为是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抓手。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微观数据,本文构建了贫困脆弱性指标测量返贫风险,并对数字金融使用行为何以降低农户返贫风险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1)数字金融使用行为总体上降低了农户返贫风险,但其防范返贫作用主要来自普及率较高的移动支付业务;(2)在不同的贫困线划定标准下,数字金融使用行为均能降低返贫风险,但作用强度呈现出异质性;(3)机制分析表明,数字金融会通过促进农户家庭自主创业、缓解信贷约束与减少预防性储蓄来防止返贫,并且建档立卡贫困户在家庭经济方面的相对弱势地位会制约数字金融减缓返贫风险的作用;(4)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金融使用行为对于非少数民族自治区、失业风险更高、收入更高、社会网络强度更高的农户家庭具有更加强烈的防范返贫效果。本文为数字金融发展降低返贫风险提供了重要的经验证据,为防范返贫的政策制定提供了重要启示。

本文以我国A股集团型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上市公司异地子公司是否开通高铁的视角,研究了子公司地理分散对集团审计质量的影响。我们的研究发现:上市公司子公司地理分散程度的提高会导致集团审计质量的降低,而异地子公司所在地高铁的开通,特别是重要的异地子公司所在地高铁的开通能够显著提高集团审计质量。通过横截面分析,本文发现异地子公司比例越高,异地子公司所在地开通高铁对操纵应计的影响越大。同时,当管理层业绩预告误差较大,内部控制存在缺陷,母公司和异地子公司之间的平均距离较远时,子公司所在地开通高铁更有助于促进企业内部信息传递的增量效应,提高上市公司财务报告质量和审计质量。本文的研究拓宽了信息传递的文献,同时也丰富了高铁开通以及集团审计相关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审计意见购买作为破坏资本市场有效性的信息操纵行为备受学术界和监管层关注。本文以2007年至2021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探讨了董事会断裂带对管理层审计意见购买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董事会断裂带显著增加了管理层的审计意见购买行为,这一效应在管理层购买动机更强、董事会正式层级较高且非正式层级较低、内部与外部监督机制较弱、管理层在董事会中占比较高以及非国有企业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进一步研究表明,尽管董事会断裂带未显著削弱董事会的咨询功能,却显著降低了其监督效率,导致管理层盈余管理等机会主义行为增加,使得公司支付了更高的审计费用,但这一行为并未显著提高非标准审计意见的获得概率,间接验证了审计意见购买的存在及其动机。本文研究不仅深化了对审计意见购买影响因素的理论认知,还为理解董事会构成对公司治理功能的作用机制提供了重要启示。

聊天机器人情智特征影响员工接纳意愿机制是通过员工受刺激后的机体反应而实现的。笔者依据“刺激-有机体-反应”理论框架,在构建一个聊天机器人情智特征影响员工接纳意愿机制研究模型的基础上,以来自5家互联网公司之305名员工问卷调查的有效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和人工神经网络检验方法,从聊天机器人情智特征的情感化表达和定制化答复两个维度,实证检验了员工接纳意愿是否分别在人际交往需求和独特性需求个体特征调节下通过感知情感价值和感知功能价值实现内在关联的运作方式。检验结果证实:员工感知情感价值中介作用于聊天机器人情感化表达与员工接纳意愿;员工感知功能价值在聊天机器人定制化答复与员工接纳意愿之间的中介作用不成立;员工感知情感价值的中介效应随着人际交往需求的变大而增加;高独特性需求的员工能从聊天机器人定制化答复中感知到更多的功能价值。本研究通过实证检验聊天机器人情智特征与员工接纳意愿之间的内在关联性,拓展了刺激-有机体-反应理论框架的应用场景,揭示了聊天机器人情智特征影响员工接纳意愿的机制,研究结论可以为企业通过优化配置人机协作环境和组织构建人机共创生态体系以提升机器赋能工效提供理论依据。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深化城市安全韧性提升行动”,对完善城市建设运营管理提出了基本要求。绿色基础设施由自然生态系统、人造生态系统和生态化的市政工程设施三大要素构成,为支撑城市韧性能力、促进绿色低碳发展提供了方向。绿色基础设施的韧性塑造体现在结构优化、功能改善和阈值拓宽三方面,以生态保护修复和市政设施改造来提升城市的空间韧性、生态韧性和工程韧性,增强城市复合生态系统整体的抗风险、自控制和自适应能力,进而支撑更广泛的社会韧性和经济韧性。人工设施和生态系统的耦合程度应与城市风险水平相适应,构成深绿、中绿、浅绿的绿色基础设施谱系。以绿色基础设施塑造城市多维韧性,可从韧性评估规划、人工与自然协同治理、自然资本管理等方面着手,综合评价长期和短期效益、生态和经济效益、投资成本和避险价值等,创新投融资机制,提升绿色基础设施服务的普及性。

本文构建三期动态理论模型和面板分析模型以探究商业银行影子银行业务扩张对经营绩效和风险承担的影响。理论研究发现,商业银行从事影子银行业务有利于促进经营绩效提升,但会产生过度风险承担。实证结果表明:商业银行影子业务资产扩张有助于促进经营绩效提升,并推高风险承担水平,且这两种影响均表现为倒U型的非线性特征;分样本回归结果表明影子业务资产扩张对商业银行影响的非线性效应存在明显异质性,城市商业银行非线性效应的拐点值最大,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居中,国有大型商业银行最小。本文认为须辩证认识商业银行影子银行业务,影子银行业务并非“百害而无一利”;监管部门应探索建立宏微观审慎相结合的影子银行业务监管体系,引导影子银行业务合规可持续演进,促进影子银行体系更好服务实体经济发展;影子银行业务监管应遵循分类和差异化监管原则,须重点加强对城市商业银行的影子银行业务风险监测以及合规监管。

预期管理政策的成效取决于公众能否对经济环境形成正确的认知,并根据经济环境变化形成合理的预期。中国公众对宏观经济冲击是“一无所知”还是“了如指掌”？为此,本文利用符号约束识别的SVAR模型考察中国公众对宏观经济冲击的认知以及预期形成机制。结果表明:(1)公众能够正确区分供给冲击、需求冲击和货币政策冲击,而且公众在冲击下的预期变化符合宏观经济理论的预测;(2)在三种宏观经济冲击下,公众更多关心物价和利率而不是就业的变化,因此通胀预期和利率预期更容易出现大的波动;(3)公众的预期形成机制更多表现为适应性预期,而不是对经济环境综合判断后的理性预期。研究结果表明政府可以通过增强政策透明度与前瞻性指引,主动引导公众向理性预期调整,提高宏观经济政策有效性。

探究数字化驱动下的财税政策响应机制,揭示数字化背景下政策激励与企业行为之间的复杂互动,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本文以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为研究对象,利用2011至2017年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构建双重差分模型,分析此政策对企业投资的影响,特别关注企业数字化水平如何影响政策效果的差异化表现。研究发现:一方面,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普遍促进了制造业企业的投资;另一方面,当企业数字化水平较高时,此政策对企业投资的正向影响更为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该政策对于投资机会较多、国有企业、现金流充足和企业所得税实际税率较低的企业,投资促进效果更明显。考虑数字化因素后发现,对于投资机会较少、非国有、现金流受限及所得税实际税率较高的企业,高度的数字化水平显著提升了该政策对投资的激励效果,凸显了数字化激发政策响应的重要作用。本研究的发现强调了在设计、实施财税激励政策时,应进一步考虑企业数字化水平,以确保政策实施的最优效果。

气候变暖已成为人类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对企业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为识别气候变暖风险与企业盈利的因果关系,本文基于2001—2021年A股上市企业样本,系统考察气候变暖风险对企业盈利的影响机制及应对策略。研究发现,气候变暖风险显著抑制了企业的盈利,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气候变暖风险通过降低企业收入、提高企业成本进而抑制企业盈利。进一步分析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绿色化发展以及ESG评级有助于缓解气候风险的负面冲击。本文拓展了气候风险微观经济后果的相关研究,就采取有效适应性措施,应对气候风险的盈利抑制效应,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实践启示。

建立契合经济社会发展主旋律的地方官员晋升考核制度对于完善推动高质量发展激励约束机制具有重要意义,这是以制度助力区域高质量发展的有效举措,亦是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部署的重要改革任务。为此,本文首先利用分层动态因子模型量化测度了区域高质量发展水平,随后将其引入官员晋升研究,深入阐释了官员晋升考核制度的客观变化规律。研究发现:第一,近年来,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突出成效,呈“稳中有进”态势;第二,高质量发展是现阶段官员晋升考核的核心指标;第三,“GDP锦标赛”式的官员晋升制度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高质量发展目标,同时以高质量发展为目标的良性竞争并不会引发“以邻为壑”的现象;第四,尽管“高质量发展竞赛”是一种良性竞争,但也可能招致一些矛盾。因此,各级政府应当理性追求高质量发展目标,锚定持续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全面助力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