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商业银行正积极投身于数字化转型的浪潮中。本文探讨了数字化转型如何影响商业银行的非利息收入,阐述了数字化转型对商业银行非利息收入的作用机制。基于2011—2021年135家商业银行的数据,本文研究了数字化转型对非利息收入的影响,并分析了银行业竞争度和净息差对这一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显著提高了商业银行的非利息收入水平。银行业竞争度和净息差在数字化转型与商业银行非利息收入之间发挥调节作用,即当地区银行业竞争度提高时,数字化转型对银行非利息收入的积极作用显著增强;而随着净息差的降低,数字化转型对银行非利息收入水平的提升作用会加强。异质性分析发现,国有银行进行数字化转型对提高非利息收入的影响更为显著,低资本充足率银行的非利息收入受数字化转型影响更显著,而非利息收入中的手续费及佣金收入受数字化转型影响尤为显著。因此,银行应抓住数字化转型的机遇,利用数字技术推动业务多元化发展。

地方政府专项债券作为重要的财政政策工具,在强基础、补短板、惠民生、扩投资等方面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在我国实施地方政府债务一揽子化债方案、开展较大规模隐债置换,以及谋划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的背景下,研究进一步深化专项债券制度改革,对于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提升专项债券资金使用绩效,促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笔者从2009年试点阶段、2015年正式发行阶段、2017年后进一步规范阶段,系统回顾了我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制度的发展历程,并从债券发行速度、发行期限、持有结构、项目还款来源、发行资料和项目管理等角度,分析了当前专项债券制度存在的问题,从制度设计、特殊时期、部门配合和中介机构等层面剖析了问题的原因。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修改专项债券基本制度,使之更符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较大幅度压缩专项债券发行规模,增加一般债券发行、建立新的债务风险管控制度,将负债率、债务率管控在合理区间等政策选择。

尽管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工作场所中的应用日益普及,但不同AI-员工协作如何影响员工工作绩效及其心理机制仍有待深入探讨。本文基于社会认知理论与调节焦点理论,系统考察了员工主导与AI主导的两种AI-员工协作对员工工作绩效的影响差异,并且具体揭示了AI自我效能的中介机制以及员工工作调节焦点的调节作用。通过两项情境实验研究发现:员工主导的AI-员工协作相比AI主导的协作更能有效提升员工工作绩效;并且,AI自我效能在AI-员工协作对员工工作绩效的影响中发挥中介作用;此外,员工的工作调节焦点在上述路径中起到调节作用,具有促进型工作调节焦点的员工在员工主导的AI-员工协作中表现出更高的AI自我效能和工作绩效,而具有防御型工作调节焦点的员工则在AI主导的AI-员工协作中表现出更高的AI自我效能和工作绩效。本研究不仅进一步丰富了工作场所中人机协作的理论体系,也为企业优化工作场所中AI-员工协作及其效果提供了管理启示。

建立契合经济社会发展主旋律的地方官员晋升考核制度对于完善推动高质量发展激励约束机制具有重要意义,这是以制度助力区域高质量发展的有效举措,亦是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部署的重要改革任务。为此,本文首先利用分层动态因子模型量化测度了区域高质量发展水平,随后将其引入官员晋升研究,深入阐释了官员晋升考核制度的客观变化规律。研究发现:第一,近年来,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突出成效,呈“稳中有进”态势;第二,高质量发展是现阶段官员晋升考核的核心指标;第三,“GDP锦标赛”式的官员晋升制度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高质量发展目标,同时以高质量发展为目标的良性竞争并不会引发“以邻为壑”的现象;第四,尽管“高质量发展竞赛”是一种良性竞争,但也可能招致一些矛盾。因此,各级政府应当理性追求高质量发展目标,锚定持续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全面助力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

在数字经济强劲发展势头下,新兴经济业态在推进产业升级与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同时,给以工业经济为基础的传统税收制度带来挑战。数字经济与我国现行税制的不适配放大了税收税源背离问题,对我国推进区域协调发展形成阻碍。笔者对省份、区县及企业层面的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在我国现行制度背景下,税收税源背离现象普遍存在且与数字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究其原因,主要是现行税收分配原则将企业所得税归属于注册地,将增值税归属于生产地,导致税收与税源出现跨区域错配。在此基础上,纵向税收分享机制适配性不足、对数字经济税源的过度竞争、税收征管机制建设滞后等问题会进一步影响部分地区的税收流入或流出,加剧我国地区间的税收税源背离。因此,建议从重构数字经济新业态适配的税收分配思路、建立科学精细化的纵向税收分享机制、规范地方政府过度竞争助力统一大市场建设、依托平台建立协同共治的税收征管范式四个方面制定系统性优化方案,从而构建适应数字经济新业态的税收及相关配套制度,缓解税收税源背离问题对我国区域协调发展造成的不利影响。

企业的融资约束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政府数字化转型能否改善企业所在地区的市场环境,缓解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问题,值得关注。本文以电子政务县级试点政策实施为准自然实验,结合双重差分法考察地方基层政府数字化转型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拓展分析。研究发现,政府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改善企业的融资约束,抑制腐败与促进地区金融发展是上述效应背后的作用机制。政府数字化转型对于受到产业政策支持的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效应更为显著。进一步分析表明,政府数字化转型有助于企业通过商业信用等多种途径得到融资,且长期借款占比上升。本文从企业融资约束视角拓展了政府数字化转型的微观经济后果研究,为深化数字政府建设和行政体制改革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在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背景下,构建有效的经济风险监测预警指标,对维护金融市场稳定和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本文首先利用包含金融文本情绪的数据,基于时变参数多层因子增强向量自回归(TVP-MFAVAR)模型构建我国金融状况指数(FCI),进而将其纳入经济在险增长(GaR)研究框架,测度中国GaR,最后构建包含FCI的马尔科夫区制转移偏正态模型,辨识其对经济风险的预警信息。研究发现:第一,包含金融文本情绪的FCI能够更加及时、准确地反映金融市场时变特征,相较于传统FCI具有更强的前瞻性和稳定性。第二,基于金融市场视角测度的GaR,能够有效捕捉重大事件冲击下的经济风险动态演化特征。特别是在极端事件冲击下,金融市场对经济风险的影响显著增强。第三,我国经济增长的概率分布呈现高风险和低风险两个状态,且存在显著的“惯性”特征和“棘轮”效应。随着风险状态由高向低转移,经济增长预期提升,波动区间收窄,下行压力减小。第四,FCI对经济风险的预警能力具有状态依赖特征,在高风险区制下表现出更强的预警效果。本研究构建了一个基于金融市场视角的经济风险测度和预警新范式,为防范金融风险和维护宏观经济稳定提供了理论依据。

地方预算绩效管理改革旨在优化财政资源配置。本文基于2007—2021年280个地级市数据,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探究地方预算绩效管理改革的财政资源配置效应。研究发现,地方预算绩效管理改革具有财政支出结构调节效应和公共服务质量改进效应。机制分析发现,地方预算绩效管理改革主要通过控制行政成本规模、提高民生支出水平和抑制投资驱动倾向的作用机制发挥财政资源配置效应。此外,地方预算绩效管理改革在沿海地区、经济水平高和法治水平高的地区的财政资源配置效应更加突出,同时“双挂钩”机制下不同重点领域支出增长水平导致地方预算绩效管理改革对财政资源配置表现出不同的影响效果。通过全面发挥改革的财政资源配置效应、理顺改革发挥财政资源配置效能的机制路径、缩小改革发挥财政资源配置效应的非均衡性,对于更好发挥改革的财政资源配置效应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实体企业“脱实向虚”现象不利于资本市场的健康稳定和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对企业运营也会产生诸多不利影响。本文运用A股上市公司2009—2024年数据,考察企业金融化和股票错误定价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上市公司金融化会显著提高股票错误定价水平,并且通过加剧信息不对称和引发投资者非理性的渠道产生作用;ESG表现、内控质量、分析师关注和投资者关注具有负向调节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投资者对企业金融化持有认可态度,管理层会利用这种态度,运用金融资产进行市值管理,同时采取避免选择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和回避机构调研等掩饰行为。本文研究充分论证了企业金融化和股票错误定价之间的因果关系和影响机制,对企业金融化的监管、股票的合理定价和投资决策的制定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本文基于2010—2020年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利用工信部“两化”融合贯标试点作为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外生冲击,构建双重差分模型,探究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事务所审计人员分配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之后,事务所向其分配信息技术背景审计师,尤其是来自总所、繁忙度较低的信息技术背景审计师的概率显著增加。当企业进行财务数字化转型、管理数字化转型以及地区数字环境较差、事务所质量管理较好时,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信息技术背景审计师分配的影响更为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向数字化转型企业分配信息技术背景审计师,能够显著提升审计质量、增加关键审计事项披露以及增强“客师”关系稳定性。本文从人力资源配置视角,揭示数字环境下事务所的审计风险应对策略,可以为事务所应对数字技术冲击、培养数字化审计人才提供决策参考。

完善分配制度是妥善解决收入差距问题、促进共同富裕的必然手段。为探究税优型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政策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本文从共同富裕视角出发,区分中高收入群体与低收入群体,构建两期动态一般均衡模型,探讨个人养老金政策对于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缴费率以及收益率的提升会恶化收入分配与再分配状况;而适当提高领取税率则可能改善收入再分配状况。进一步研究发现,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缴费率对于收入分配与再分配的影响最大,收益率次之。基于上述结论,本文提出差异化税收模式等政策建议,旨在降低低收入群体提取养老金时的税收负担,同时保留对高收入群体养老金收入的适度调节,从而在提升制度公平性的同时,兼顾财政可持续性。

本文基于平滑转换向量自回归模型,将地缘政治风险作为区制转换变量,结合Diebold和Yilmaz风险溢出指数进行网络拓扑分析,在非线性框架下探究了2003年1月—2024年6月中国股市行业间尾部风险的非对称传染效应,并进一步分析了地缘政治风险下股市行业间尾部风险传染效应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中国股市行业间尾部风险传染效应具有非对称性,地缘政治风险的加剧会显著增强尾部风险传染效应;能源和材料行业在不同地缘政治风险区制下都是稳定的风险净溢出者;在地缘政治风险的冲击下,中国股市行业间尾部风险主要沿着“能源→材料→工业→下游行业”的路径传染;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和行业周期性对中国股市行业间尾部风险传染效应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此外,为最小化风险传染效应,本文结合最小连通性投资组合法,在不同地缘政治风险区制下提供了有针对性的投资组合策略建议。
   

本研究基于2007年至2022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探讨了企业绿色投资通过非债务税盾效应对资本结构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绿色投资与有息债务水平显著负相关,且当企业处于“税收耗损状态”时,绿色投资的非债务税盾效应进一步强化,导致企业更加减少债务融资。此外,行业异质性分析表明,采矿行业的企业债务水平对绿色投资的变化反应更为敏感,而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行业则较为稳定。债务期限结构异质性的检验发现,绿色投资税盾更显著地影响短期债务,尤其在“税收耗损状态”下,企业通过绿色投资降低短期债务的动机更为强烈。本研究一方面,首次将绿色投资与非债务税盾效应结合,丰富了非债务税盾的研究范畴;另一方面,结合我国“双碳”战略背景,提出了优化绿色税收优惠政策的具体建议,以促进企业绿色投资的高质量发展。

上市公司年报审计机构突发变更的现象屡有发生,引发市场关切,其底层逻辑是值得研究的重要问题。基于2010—2024年上市公司样本,本文研究审计机构突发变更的信息含量。结果表明:相较于不披露突发变更理由的企业,披露突发变更理由更能够释放坏消息,从而降低股价崩盘风险。相较于合理的突发变更,不合理的突发变更降低股价崩盘风险的作用更明显。机制分析发现,审计机构突发变更合理性通过影响外部投资者关注,进而影响股价崩盘风险。异质性分析显示,上述效应在分析师关注度较高和受到问询函监管的企业中更突出。进一步分析发现,主动披露突发变更理由会引发负面的市场反应但持续周期较短,不合理的突发变更也会在短期内引发负面的市场反应。审计机构变化方向不会影响股价崩盘风险,而外部压力下的变更会显著降低股价崩盘风险。本文丰富了审计机构变更的相关研究,也为建设高水平资本市场提供了经验证据。
   

国发〔2022〕20号提出“适时稳步调整省以下政府间收入划分”。目前省以下税收收入划分呈现出“两大模式、一省一策”基本格局。第一种模式采取税种分成法,第二种模式包括税收总额分成、税收增量分成和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总额(增量)分成。两种模式运行产生的主要差异为第一种分成模式的省级财政集权程度明显大于第二种模式。该差异源于多种因素的交织影响,各省份辖区内经济和财政发展均衡程度和资源禀赋差异是影响各省份采取不同分享模式(具体表现为省级不同程度的财力集中度)较为显著的因素。本文利用省级面板数据进行了平均意义上的检验,实证结果表明,辖区内财政经济发展差异越大,省级财力集中程度越高;一省资源禀赋越丰富,资源税在地方税收占比越大,省级财力集中度越高。针对上述差异化分享模式及其主要影响因素,需以国发〔2022〕20号文件为指导,结合各省份差异化的经济基础、资源禀赋以及财政收支状况等,从区域均衡、绿色转型、权责匹配、治理效能四个维度构建系统性改革框架,形成“分类施策、动态调整、激励相容”的现代化省以下税收收入分享机制。

增强供应链韧性是企业应对外部挑战、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而数字技术创新为企业增强供应链韧性提供了关键支撑。本文基于资源基础观等理论,利用2009—2023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了企业数字技术创新对供应链韧性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技术创新显著增强了企业供应链韧性,该结论在克服内生性问题和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分析发现,企业开展数字技术创新主要通过提高市场竞争力和加强供应链集成推动供应链韧性提升。进一步研究表明,良好的内外部金融环境能够有效强化数字技术创新对企业供应链韧性的积极影响;同时,对于成长期企业、供应链效率较高的企业及信息不对称程度较高的企业,数字技术创新对供应链韧性的提升效应更强。此外,供应链韧性的增强还能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并提升其风险承担能力。本文为全面认识数字经济背景下供应链韧性建设提供了经验证据,同时也为以数字技术为支撑完善现代化产业链供应链治理体系、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提供了决策参考。

与以往研究主要集中于交易所问询函和监管函不同,本文主要关注证券交易所自律性监管的治理效应。研究结果表明,2019年1月沪深交易所分别出台的“股份回购实施细则”具有较好的治理效应,能够有效化解市值管理型股份回购在宣告后可能存在的内部人抛售股票问题。这一效应在公司股权监督不力和外部治理环境较弱的情境下体现得更加明显,说明交易所自律监管与内部治理结构和外部治理环境之间存在互补效应。研究结论为转变监管理念,大力推进行业自律,提高交易所自律监管地位,提供了经验证据支持。

算法价格歧视影响消费者报复行为机制,是由商家运用算法技术对消费者群体进行系统识别和划分后实施差异化定价引发消费者负面情绪而导致对抗行为的有机反应。笔者基于社会交换理论以及相关研究成果,在构建一个算法价格歧视影响消费者报复行为机制研究模型的基础上,以选取来自在校大学生和企业职工为样本的模拟场景实验方式,从消费者相对剥夺感和愤怒情绪链式中介的层面,实证检验了算法价格歧视与消费者报复行为之间以及相关要素相互关联的运行方式。实验验证表明:算法价格歧视正向影响消费者报复行为;在算法价格歧视引发消费者报复行为的过程中,消费者相对剥夺感和愤怒情绪具有链式中介效应,消费者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具有调节效应。本研究拓展了社会交换理论的应用边界,通过实验验证揭示了算法价格歧视影响消费者报复行为的机制,研究结论有助于为相关企业在经营管理中合理定价以及维护市场供求关系健康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已有研究表明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会增加我国企业的商业信用融资规模,但对商业信用模式的影响却少有探讨。本文以2010—2021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从供应商与企业关系的视角出发,考察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企业商业信用模式的影响。研究表明:与不存在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的企业相比,存在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的企业在与供应商的关系中会更多地使用交易成本较高的商业信用模式。进一步研究发现:掏空和盈余管理是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影响企业与供应商间商业信用模式的路径;仅在控股股东将股权质押资金投向于自身或第三方的情况下,控股股东股权质押才会对企业与供应商间的商业信用模式发挥作用;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企业采用高交易成本商业信用模式的影响在较多媒体报道、较高分析师关注度以及高质量的内部控制下会减弱。本文在丰富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和商业信用模式相关文献的同时,也为商业信用的合理运用以及相关机构对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企业和商业信用市场环境的有效监管提供借鉴。

本文以2020至2024年沪深300指数成分股为样本,基于网络爬虫技术采集东方财富股吧用户发帖及评论数据,构建了包含超1.75亿条记录的微观数据库。依托“启发式-系统式”模型,通过针对性微调的金融领域FinBERT模型将发帖精准划分为系统式处理驱动的基本面分析与启发式处理驱动的技术面分析,从“发帖-用户”双维度构建投资者信息处理模式度量指标并分析其对股票特质风险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系统式处理模式占比与股票特质风险显著负相关,这一抑制效应在用户层面表现更为突出,且在高特质风险区间的作用强度更高。机制检验表明,系统式处理通过“信息学习效应”与“信息传导效应”共同抑制特质风险,前者降低投资者间意见分歧,后者缩短信息在网络中的平均传播路径,二者共同削弱非理性信息处理与噪声交易引发的市场无序波动。研究结论从投资者信息处理模式视角丰富了特质风险成因的行为金融学解释,为提升市场信息效率以及防范股市风险提供了经验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