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构建投资者信息互动网络,探讨散户投资者在网络社交金融平台上的互动行为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研究发现,投资者在股吧论坛中的交流互动显著增加了股价崩盘风险,并通过机制分析验证了社交互动所引发的情绪效应对股价崩盘的推动作用。此外,社交互动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在不同宏观经济情境下表现出显著的非对称性,尤其在熊市、经济下行及高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时期,该效应更加明显。进一步分析表明,分析师关注能够有效缓解由社交互动引起的股价崩盘风险,而新闻媒体报道则会加剧这一风险。本研究为理解社交媒体时代投资者行为对市场稳定性的影响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并对防范金融市场系统性风险及完善信息传播监管机制具有一定的政策启示意义。

发展供应链金融是改善中小企业融资环境、完善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重要抓手。本文以2011—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政策引导下的供应链数字化对企业开展供应链金融业务的影响。研究发现,供应链数字化对企业开展供应链金融业务具有明显的激励效应。机制检验表明,供应链数字化通过金融资源获取效应和融资成本控制效应推动企业开展供应链金融业务。异质性分析表明,当金融科技发展水平较低、银行竞争强度较高时,以及对于行业竞争强度较低、声誉较好的企业,供应链数字化对企业开展供应链金融业务的激励效应更加明显。此外,企业开展供应链金融业务有利于改善企业绩效表现、提高企业供应链运行效率。本文结论为推动供应链金融发展提供了现实指引,同时也为全面认识供应链数字化的微观效果、促进企业供应链安全稳定提供了经验证据。

推进高水平金融开放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战略任务。随着我国金融市场对外开放程度深化,与国际市场联动性增强,外部风险冲击传导渠道日趋多元。本文基于2004—2020年26个国家6 168只全球股票型基金的微观跨国面板数据,构建纳入地缘政治风险双重传导机制的国际资产定价模型,考察国别地缘政治风险对跨境股票资本流动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国别地缘政治风险通过影响全球股票型基金的追逐风险溢价和避险行为对跨境股票资本流动产生倒U型非线性影响,当风险低于临界值时促进资本流入,超过临界值则导致资本流出。该影响在被动型基金、新兴市场国家和低资本开放度国家表现得更为显著。通过构建基金网络溢出指标,本文进一步发现一国地缘政治风险会通过全球股票型基金网络对其他国家跨境股票资本流动产生显著的正向溢出效应。本文丰富了跨境资本流动理论,为我国防范地缘政治风险引发的跨境资本流动冲击提供理论依据与政策启示,对维护国家金融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在消除了绝对贫困的“后扶贫时代”,如何为脱贫不稳固的边缘群体织牢防范返贫的“保障网”,降低返贫风险,防止规模返贫,是我国下一阶段社会治理的重要命题。数字金融工具的应用因其具有的普惠性,被认为是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抓手。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微观数据,本文构建了贫困脆弱性指标测量返贫风险,并对数字金融使用行为何以降低农户返贫风险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1)数字金融使用行为总体上降低了农户返贫风险,但其防范返贫作用主要来自普及率较高的移动支付业务;(2)在不同的贫困线划定标准下,数字金融使用行为均能降低返贫风险,但作用强度呈现出异质性;(3)机制分析表明,数字金融会通过促进农户家庭自主创业、缓解信贷约束与减少预防性储蓄来防止返贫,并且建档立卡贫困户在家庭经济方面的相对弱势地位会制约数字金融减缓返贫风险的作用;(4)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金融使用行为对于非少数民族自治区、失业风险更高、收入更高、社会网络强度更高的农户家庭具有更加强烈的防范返贫效果。本文为数字金融发展降低返贫风险提供了重要的经验证据,为防范返贫的政策制定提供了重要启示。

增值税制度自诞生一个世纪以来,凭借便于征收、避免重复征税以及税收中性等独特优势,在世界范围内迅速普及,对国家税收制度的深度和广度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本文系统梳理了近年来国内外主流期刊上发表的相关文献,在总结增值税推动社会经济发展重要作用的同时,分析了当前增值税领域日益凸显的问题,并结合特定场景下的应用实践进行深入分析。通过细化研究问题发现,增值税在重构政府间分配制度、完善抵扣链条、遏制虚开发票、简并税率等方面仍拥有较大的改革空间。最后,本文指出了现有文献在研究视角、政策实施等方面存在的不足,并尝试勾勒出增值税研究的未来发展方向和拓展领域,期望能够为增值税制度的不断完善提供有益的改革思路。

金融摩擦是影响资本配置效率的重要因素,也使得信贷渠道成为货币政策传导的重要渠道。有鉴于此,本文构建了一个包含双重金融摩擦和企业生产效率异质性的DSGE模型,研究了货币政策如何通过信贷渠道对产出和资本配置效率产生影响。研究发现:(1)双重金融摩擦环境下,逆周期性的企业外部融资溢价由顺周期的银行和企业资产负债表共同推动,从而货币政策对投资、产出等具有双重金融加速器效应。(2)由于信贷需求端存在金融摩擦异质性,紧缩性货币政策对民企融资的影响更为显著,并且通过信贷供给端摩擦产生的金融加速器效应放大,这会导致民营企业融资成本大幅上升。此时,信贷配置背离了企业生产效率与其借贷成本相匹配的原则,从而恶化企业间资本配置效率。对此,政府实施货币政策应充分考虑 “双重金融加速器”效应,避免政策调控力度过大或过小;要改善民企融资困境,除了缓解金融摩擦异质性问题外,政府还应该关注政策对银行资产负债稳定性的影响,这有利于改善资本配置效率。

聊天机器人情智特征影响员工接纳意愿机制是通过员工受刺激后的机体反应而实现的。笔者依据“刺激-有机体-反应”理论框架,在构建一个聊天机器人情智特征影响员工接纳意愿机制研究模型的基础上,以来自5家互联网公司之305名员工问卷调查的有效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和人工神经网络检验方法,从聊天机器人情智特征的情感化表达和定制化答复两个维度,实证检验了员工接纳意愿是否分别在人际交往需求和独特性需求个体特征调节下通过感知情感价值和感知功能价值实现内在关联的运作方式。检验结果证实:员工感知情感价值中介作用于聊天机器人情感化表达与员工接纳意愿;员工感知功能价值在聊天机器人定制化答复与员工接纳意愿之间的中介作用不成立;员工感知情感价值的中介效应随着人际交往需求的变大而增加;高独特性需求的员工能从聊天机器人定制化答复中感知到更多的功能价值。本研究通过实证检验聊天机器人情智特征与员工接纳意愿之间的内在关联性,拓展了刺激-有机体-反应理论框架的应用场景,揭示了聊天机器人情智特征影响员工接纳意愿的机制,研究结论可以为企业通过优化配置人机协作环境和组织构建人机共创生态体系以提升机器赋能工效提供理论依据。

预期管理政策的成效取决于公众能否对经济环境形成正确的认知,并根据经济环境变化形成合理的预期。中国公众对宏观经济冲击是“一无所知”还是“了如指掌”？为此,本文利用符号约束识别的SVAR模型考察中国公众对宏观经济冲击的认知以及预期形成机制。结果表明:(1)公众能够正确区分供给冲击、需求冲击和货币政策冲击,而且公众在冲击下的预期变化符合宏观经济理论的预测;(2)在三种宏观经济冲击下,公众更多关心物价和利率而不是就业的变化,因此通胀预期和利率预期更容易出现大的波动;(3)公众的预期形成机制更多表现为适应性预期,而不是对经济环境综合判断后的理性预期。研究结果表明政府可以通过增强政策透明度与前瞻性指引,主动引导公众向理性预期调整,提高宏观经济政策有效性。

探究数字化驱动下的财税政策响应机制,揭示数字化背景下政策激励与企业行为之间的复杂互动,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本文以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为研究对象,利用2011至2017年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构建双重差分模型,分析此政策对企业投资的影响,特别关注企业数字化水平如何影响政策效果的差异化表现。研究发现:一方面,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普遍促进了制造业企业的投资;另一方面,当企业数字化水平较高时,此政策对企业投资的正向影响更为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该政策对于投资机会较多、国有企业、现金流充足和企业所得税实际税率较低的企业,投资促进效果更明显。考虑数字化因素后发现,对于投资机会较少、非国有、现金流受限及所得税实际税率较高的企业,高度的数字化水平显著提升了该政策对投资的激励效果,凸显了数字化激发政策响应的重要作用。本研究的发现强调了在设计、实施财税激励政策时,应进一步考虑企业数字化水平,以确保政策实施的最优效果。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深化城市安全韧性提升行动”,对完善城市建设运营管理提出了基本要求。绿色基础设施由自然生态系统、人造生态系统和生态化的市政工程设施三大要素构成,为支撑城市韧性能力、促进绿色低碳发展提供了方向。绿色基础设施的韧性塑造体现在结构优化、功能改善和阈值拓宽三方面,以生态保护修复和市政设施改造来提升城市的空间韧性、生态韧性和工程韧性,增强城市复合生态系统整体的抗风险、自控制和自适应能力,进而支撑更广泛的社会韧性和经济韧性。人工设施和生态系统的耦合程度应与城市风险水平相适应,构成深绿、中绿、浅绿的绿色基础设施谱系。以绿色基础设施塑造城市多维韧性,可从韧性评估规划、人工与自然协同治理、自然资本管理等方面着手,综合评价长期和短期效益、生态和经济效益、投资成本和避险价值等,创新投融资机制,提升绿色基础设施服务的普及性。

建立契合经济社会发展主旋律的地方官员晋升考核制度对于完善推动高质量发展激励约束机制具有重要意义,这是以制度助力区域高质量发展的有效举措,亦是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部署的重要改革任务。为此,本文首先利用分层动态因子模型量化测度了区域高质量发展水平,随后将其引入官员晋升研究,深入阐释了官员晋升考核制度的客观变化规律。研究发现:第一,近年来,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突出成效,呈“稳中有进”态势;第二,高质量发展是现阶段官员晋升考核的核心指标;第三,“GDP锦标赛”式的官员晋升制度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高质量发展目标,同时以高质量发展为目标的良性竞争并不会引发“以邻为壑”的现象;第四,尽管“高质量发展竞赛”是一种良性竞争,但也可能招致一些矛盾。因此,各级政府应当理性追求高质量发展目标,锚定持续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全面助力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

气候变暖已成为人类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对企业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为识别气候变暖风险与企业盈利的因果关系,本文基于2001—2021年A股上市企业样本,系统考察气候变暖风险对企业盈利的影响机制及应对策略。研究发现,气候变暖风险显著抑制了企业的盈利,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气候变暖风险通过降低企业收入、提高企业成本进而抑制企业盈利。进一步分析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绿色化发展以及ESG评级有助于缓解气候风险的负面冲击。本文拓展了气候风险微观经济后果的相关研究,就采取有效适应性措施,应对气候风险的盈利抑制效应,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实践启示。

尽管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工作场所中的应用日益普及,但不同AI-员工协作如何影响员工工作绩效及其心理机制仍有待深入探讨。本文基于社会认知理论与调节焦点理论,系统考察了员工主导与AI主导的两种AI-员工协作对员工工作绩效的影响差异,并且具体揭示了AI自我效能的中介机制以及员工工作调节焦点的调节作用。通过两项情境实验研究发现:员工主导的AI-员工协作相比AI主导的协作更能有效提升员工工作绩效;并且,AI自我效能在AI-员工协作对员工工作绩效的影响中发挥中介作用;此外,员工的工作调节焦点在上述路径中起到调节作用,具有促进型工作调节焦点的员工在员工主导的AI-员工协作中表现出更高的AI自我效能和工作绩效,而具有防御型工作调节焦点的员工则在AI主导的AI-员工协作中表现出更高的AI自我效能和工作绩效。本研究不仅进一步丰富了工作场所中人机协作的理论体系,也为企业优化工作场所中AI-员工协作及其效果提供了管理启示。

地方预算绩效管理改革旨在优化财政资源配置。本文基于2007—2021年280个地级市数据,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探究地方预算绩效管理改革的财政资源配置效应。研究发现,地方预算绩效管理改革具有财政支出结构调节效应和公共服务质量改进效应。机制分析发现,地方预算绩效管理改革主要通过控制行政成本规模、提高民生支出水平和抑制投资驱动倾向的作用机制发挥财政资源配置效应。此外,地方预算绩效管理改革在沿海地区、经济水平高和法治水平高的地区的财政资源配置效应更加突出,同时“双挂钩”机制下不同重点领域支出增长水平导致地方预算绩效管理改革对财政资源配置表现出不同的影响效果。通过全面发挥改革的财政资源配置效应、理顺改革发挥财政资源配置效能的机制路径、缩小改革发挥财政资源配置效应的非均衡性,对于更好发挥改革的财政资源配置效应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农村居民城镇化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城乡共同富裕和高质量发展的有效举措。本文运用中国家庭微观调查数据,实证分析农村居民城镇化如何影响消费不平等。研究结果表明,农村居民户籍身份转换显著降低消费不平等。进一步分析发现,户籍身份转换主要通过提高家庭消费多样性、降低收入不平等和拓宽消费平滑渠道来缓解消费不平等。异质性分析表明,农村居民户籍身份转换对高年龄户主、低教育程度、低收入水平和低财富水平家庭的消费不平等更敏感。本文研究证实了户籍人口城镇化能有效缓解家庭消费不平等,能够为相关部门推进户籍制度改革,且更好共享发展成果提供有益参考。

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商业银行正积极投身于数字化转型的浪潮中。本文探讨了数字化转型如何影响商业银行的非利息收入,阐述了数字化转型对商业银行非利息收入的作用机制。基于2011—2021年135家商业银行的数据,本文研究了数字化转型对非利息收入的影响,并分析了银行业竞争度和净息差对这一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显著提高了商业银行的非利息收入水平。银行业竞争度和净息差在数字化转型与商业银行非利息收入之间发挥调节作用,即当地区银行业竞争度提高时,数字化转型对银行非利息收入的积极作用显著增强;而随着净息差的降低,数字化转型对银行非利息收入水平的提升作用会加强。异质性分析发现,国有银行进行数字化转型对提高非利息收入的影响更为显著,低资本充足率银行的非利息收入受数字化转型影响更显著,而非利息收入中的手续费及佣金收入受数字化转型影响尤为显著。因此,银行应抓住数字化转型的机遇,利用数字技术推动业务多元化发展。

地方政府专项债券作为重要的财政政策工具,在强基础、补短板、惠民生、扩投资等方面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在我国实施地方政府债务一揽子化债方案、开展较大规模隐债置换,以及谋划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的背景下,研究进一步深化专项债券制度改革,对于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提升专项债券资金使用绩效,促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笔者从2009年试点阶段、2015年正式发行阶段、2017年后进一步规范阶段,系统回顾了我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制度的发展历程,并从债券发行速度、发行期限、持有结构、项目还款来源、发行资料和项目管理等角度,分析了当前专项债券制度存在的问题,从制度设计、特殊时期、部门配合和中介机构等层面剖析了问题的原因。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修改专项债券基本制度,使之更符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较大幅度压缩专项债券发行规模,增加一般债券发行、建立新的债务风险管控制度,将负债率、债务率管控在合理区间等政策选择。

本研究基于2007年至2022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探讨了企业绿色投资通过非债务税盾效应对资本结构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绿色投资与有息债务水平显著负相关,且当企业处于“税收耗损状态”时,绿色投资的非债务税盾效应进一步强化,导致企业更加减少债务融资。此外,行业异质性分析表明,采矿行业的企业债务水平对绿色投资的变化反应更为敏感,而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行业则较为稳定。债务期限结构异质性的检验发现,绿色投资税盾更显著地影响短期债务,尤其在“税收耗损状态”下,企业通过绿色投资降低短期债务的动机更为强烈。本研究一方面,首次将绿色投资与非债务税盾效应结合,丰富了非债务税盾的研究范畴;另一方面,结合我国“双碳”战略背景,提出了优化绿色税收优惠政策的具体建议,以促进企业绿色投资的高质量发展。

国债收益率曲线对于金融机构资产配置与风险管理有着重要参考价值,然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于我国国债收益率曲线及其波动究竟有何影响在学术研究中尚属空白,本文借助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和动态Nelson-Siegel(DNS)利率期限结构模型首次对这一问题开展研究。首先,本文在传统DNS利率期限结构模型的状态方程引入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来分析其对收益率曲线的影响,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对水平因子有显著负向影响,随着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收益率曲线下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导致收益率曲线远端下降幅度超过近端,收益率曲线变得更加平缓。其次,本文创新性地基于得分驱动时变参数建模方法,在DNS模型中引入一个共同的时变波动因子,在波动方程中考察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国债收益率曲线波动率的影响,结果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显著降低了收益率曲线的波动率,显示了我国国债具有“风浪越大,航行越稳”的特征。

中国现行的“绿色工厂”认定,是政府以一系列政策措施和标准引导企业通过资源整合增强组织韧性,实现生产过程绿色化的一种运行模式。笔者依据企业动态能力理论和企业创新理论,基于中国“绿色工厂”认定准自然实验的经验证据,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了“绿色工厂”认定与企业增强组织韧性之间的关联性。检验结果证实:“绿色工厂”认定正向影响企业增强组织韧性;企业人力、技术、管理和资金等资源整合中介“绿色工厂”认定与企业增强组织韧性之间的关联;“绿色工厂”认定与企业增强组织韧性之间的关系又分别受制于“绿色工厂”认定数量和被认定“绿色工厂”环境违规的正、反向调节。本研究将企业创新和动态能力原理拓展性地应用于实证“绿色工厂”认定影响企业提高组织韧性的机制,丰富了现有政府宏观政策与企业微观发展关系方面的相关文献,研究结论有助于为政府激发企业绿色制造的内生动力以及企业通过资源整合提高组织韧性提供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