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构建投资者信息互动网络,探讨散户投资者在网络社交金融平台上的互动行为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研究发现,投资者在股吧论坛中的交流互动显著增加了股价崩盘风险,并通过机制分析验证了社交互动所引发的情绪效应对股价崩盘的推动作用。此外,社交互动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在不同宏观经济情境下表现出显著的非对称性,尤其在熊市、经济下行及高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时期,该效应更加明显。进一步分析表明,分析师关注能够有效缓解由社交互动引起的股价崩盘风险,而新闻媒体报道则会加剧这一风险。本研究为理解社交媒体时代投资者行为对市场稳定性的影响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并对防范金融市场系统性风险及完善信息传播监管机制具有一定的政策启示意义。

推进高水平金融开放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战略任务。随着我国金融市场对外开放程度深化,与国际市场联动性增强,外部风险冲击传导渠道日趋多元。本文基于2004—2020年26个国家6 168只全球股票型基金的微观跨国面板数据,构建纳入地缘政治风险双重传导机制的国际资产定价模型,考察国别地缘政治风险对跨境股票资本流动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国别地缘政治风险通过影响全球股票型基金的追逐风险溢价和避险行为对跨境股票资本流动产生倒U型非线性影响,当风险低于临界值时促进资本流入,超过临界值则导致资本流出。该影响在被动型基金、新兴市场国家和低资本开放度国家表现得更为显著。通过构建基金网络溢出指标,本文进一步发现一国地缘政治风险会通过全球股票型基金网络对其他国家跨境股票资本流动产生显著的正向溢出效应。本文丰富了跨境资本流动理论,为我国防范地缘政治风险引发的跨境资本流动冲击提供理论依据与政策启示,对维护国家金融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地方政府专项债券作为重要的财政政策工具,在强基础、补短板、惠民生、扩投资等方面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在我国实施地方政府债务一揽子化债方案、开展较大规模隐债置换,以及谋划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的背景下,研究进一步深化专项债券制度改革,对于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提升专项债券资金使用绩效,促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笔者从2009年试点阶段、2015年正式发行阶段、2017年后进一步规范阶段,系统回顾了我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制度的发展历程,并从债券发行速度、发行期限、持有结构、项目还款来源、发行资料和项目管理等角度,分析了当前专项债券制度存在的问题,从制度设计、特殊时期、部门配合和中介机构等层面剖析了问题的原因。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修改专项债券基本制度,使之更符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较大幅度压缩专项债券发行规模,增加一般债券发行、建立新的债务风险管控制度,将负债率、债务率管控在合理区间等政策选择。

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商业银行正积极投身于数字化转型的浪潮中。本文探讨了数字化转型如何影响商业银行的非利息收入,阐述了数字化转型对商业银行非利息收入的作用机制。基于2011—2021年135家商业银行的数据,本文研究了数字化转型对非利息收入的影响,并分析了银行业竞争度和净息差对这一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显著提高了商业银行的非利息收入水平。银行业竞争度和净息差在数字化转型与商业银行非利息收入之间发挥调节作用,即当地区银行业竞争度提高时,数字化转型对银行非利息收入的积极作用显著增强;而随着净息差的降低,数字化转型对银行非利息收入水平的提升作用会加强。异质性分析发现,国有银行进行数字化转型对提高非利息收入的影响更为显著,低资本充足率银行的非利息收入受数字化转型影响更显著,而非利息收入中的手续费及佣金收入受数字化转型影响尤为显著。因此,银行应抓住数字化转型的机遇,利用数字技术推动业务多元化发展。

增值税制度自诞生一个世纪以来,凭借便于征收、避免重复征税以及税收中性等独特优势,在世界范围内迅速普及,对国家税收制度的深度和广度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本文系统梳理了近年来国内外主流期刊上发表的相关文献,在总结增值税推动社会经济发展重要作用的同时,分析了当前增值税领域日益凸显的问题,并结合特定场景下的应用实践进行深入分析。通过细化研究问题发现,增值税在重构政府间分配制度、完善抵扣链条、遏制虚开发票、简并税率等方面仍拥有较大的改革空间。最后,本文指出了现有文献在研究视角、政策实施等方面存在的不足,并尝试勾勒出增值税研究的未来发展方向和拓展领域,期望能够为增值税制度的不断完善提供有益的改革思路。

尽管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工作场所中的应用日益普及,但不同AI-员工协作如何影响员工工作绩效及其心理机制仍有待深入探讨。本文基于社会认知理论与调节焦点理论,系统考察了员工主导与AI主导的两种AI-员工协作对员工工作绩效的影响差异,并且具体揭示了AI自我效能的中介机制以及员工工作调节焦点的调节作用。通过两项情境实验研究发现:员工主导的AI-员工协作相比AI主导的协作更能有效提升员工工作绩效;并且,AI自我效能在AI-员工协作对员工工作绩效的影响中发挥中介作用;此外,员工的工作调节焦点在上述路径中起到调节作用,具有促进型工作调节焦点的员工在员工主导的AI-员工协作中表现出更高的AI自我效能和工作绩效,而具有防御型工作调节焦点的员工则在AI主导的AI-员工协作中表现出更高的AI自我效能和工作绩效。本研究不仅进一步丰富了工作场所中人机协作的理论体系,也为企业优化工作场所中AI-员工协作及其效果提供了管理启示。

建立契合经济社会发展主旋律的地方官员晋升考核制度对于完善推动高质量发展激励约束机制具有重要意义,这是以制度助力区域高质量发展的有效举措,亦是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部署的重要改革任务。为此,本文首先利用分层动态因子模型量化测度了区域高质量发展水平,随后将其引入官员晋升研究,深入阐释了官员晋升考核制度的客观变化规律。研究发现:第一,近年来,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突出成效,呈“稳中有进”态势;第二,高质量发展是现阶段官员晋升考核的核心指标;第三,“GDP锦标赛”式的官员晋升制度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高质量发展目标,同时以高质量发展为目标的良性竞争并不会引发“以邻为壑”的现象;第四,尽管“高质量发展竞赛”是一种良性竞争,但也可能招致一些矛盾。因此,各级政府应当理性追求高质量发展目标,锚定持续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全面助力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

聊天机器人情智特征影响员工接纳意愿机制是通过员工受刺激后的机体反应而实现的。笔者依据“刺激-有机体-反应”理论框架,在构建一个聊天机器人情智特征影响员工接纳意愿机制研究模型的基础上,以来自5家互联网公司之305名员工问卷调查的有效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和人工神经网络检验方法,从聊天机器人情智特征的情感化表达和定制化答复两个维度,实证检验了员工接纳意愿是否分别在人际交往需求和独特性需求个体特征调节下通过感知情感价值和感知功能价值实现内在关联的运作方式。检验结果证实:员工感知情感价值中介作用于聊天机器人情感化表达与员工接纳意愿;员工感知功能价值在聊天机器人定制化答复与员工接纳意愿之间的中介作用不成立;员工感知情感价值的中介效应随着人际交往需求的变大而增加;高独特性需求的员工能从聊天机器人定制化答复中感知到更多的功能价值。本研究通过实证检验聊天机器人情智特征与员工接纳意愿之间的内在关联性,拓展了刺激-有机体-反应理论框架的应用场景,揭示了聊天机器人情智特征影响员工接纳意愿的机制,研究结论可以为企业通过优化配置人机协作环境和组织构建人机共创生态体系以提升机器赋能工效提供理论依据。

在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背景下,构建有效的经济风险监测预警指标,对维护金融市场稳定和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本文首先利用包含金融文本情绪的数据,基于时变参数多层因子增强向量自回归(TVP-MFAVAR)模型构建我国金融状况指数(FCI),进而将其纳入经济在险增长(GaR)研究框架,测度中国GaR,最后构建包含FCI的马尔科夫区制转移偏正态模型,辨识其对经济风险的预警信息。研究发现:第一,包含金融文本情绪的FCI能够更加及时、准确地反映金融市场时变特征,相较于传统FCI具有更强的前瞻性和稳定性。第二,基于金融市场视角测度的GaR,能够有效捕捉重大事件冲击下的经济风险动态演化特征。特别是在极端事件冲击下,金融市场对经济风险的影响显著增强。第三,我国经济增长的概率分布呈现高风险和低风险两个状态,且存在显著的“惯性”特征和“棘轮”效应。随着风险状态由高向低转移,经济增长预期提升,波动区间收窄,下行压力减小。第四,FCI对经济风险的预警能力具有状态依赖特征,在高风险区制下表现出更强的预警效果。本研究构建了一个基于金融市场视角的经济风险测度和预警新范式,为防范金融风险和维护宏观经济稳定提供了理论依据。

地方预算绩效管理改革旨在优化财政资源配置。本文基于2007—2021年280个地级市数据,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探究地方预算绩效管理改革的财政资源配置效应。研究发现,地方预算绩效管理改革具有财政支出结构调节效应和公共服务质量改进效应。机制分析发现,地方预算绩效管理改革主要通过控制行政成本规模、提高民生支出水平和抑制投资驱动倾向的作用机制发挥财政资源配置效应。此外,地方预算绩效管理改革在沿海地区、经济水平高和法治水平高的地区的财政资源配置效应更加突出,同时“双挂钩”机制下不同重点领域支出增长水平导致地方预算绩效管理改革对财政资源配置表现出不同的影响效果。通过全面发挥改革的财政资源配置效应、理顺改革发挥财政资源配置效能的机制路径、缩小改革发挥财政资源配置效应的非均衡性,对于更好发挥改革的财政资源配置效应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农村居民城镇化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城乡共同富裕和高质量发展的有效举措。本文运用中国家庭微观调查数据,实证分析农村居民城镇化如何影响消费不平等。研究结果表明,农村居民户籍身份转换显著降低消费不平等。进一步分析发现,户籍身份转换主要通过提高家庭消费多样性、降低收入不平等和拓宽消费平滑渠道来缓解消费不平等。异质性分析表明,农村居民户籍身份转换对高年龄户主、低教育程度、低收入水平和低财富水平家庭的消费不平等更敏感。本文研究证实了户籍人口城镇化能有效缓解家庭消费不平等,能够为相关部门推进户籍制度改革,且更好共享发展成果提供有益参考。

实体企业“脱实向虚”现象不利于资本市场的健康稳定和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对企业运营也会产生诸多不利影响。本文运用A股上市公司2009—2024年数据,考察企业金融化和股票错误定价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上市公司金融化会显著提高股票错误定价水平,并且通过加剧信息不对称和引发投资者非理性的渠道产生作用;ESG表现、内控质量、分析师关注和投资者关注具有负向调节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投资者对企业金融化持有认可态度,管理层会利用这种态度,运用金融资产进行市值管理,同时采取避免选择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和回避机构调研等掩饰行为。本文研究充分论证了企业金融化和股票错误定价之间的因果关系和影响机制,对企业金融化的监管、股票的合理定价和投资决策的制定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企业是履行环保社会责任的重要主体,是促进发展方式绿色转型的重要一环,对于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信息约束和内部治理视角,选取2012—2022年深交所A股上市企业样本数据,探讨机构投资者实地调研对企业“漂绿”行为的治理效果。研究发现,机构投资者实地调研能够有效遏制企业“漂绿”行为;作用机制检验表明,机构投资者实地调研通过降低信息不对称、提高企业内控质量来抑制“漂绿”行为。进一步分析发现,实地调研的深度及券商、基金等机构的调研有助于抑制企业“漂绿”行为,随着公众关注和政府监管力度增强,机构投资者实地调研的绿色治理效应将进一步得到强化。对于非国有企业、非重污染行业企业及由短视管理层主导的企业,机构投资者实地调研的绿色治理效应更加显著。

中国现行的“绿色工厂”认定,是政府以一系列政策措施和标准引导企业通过资源整合增强组织韧性,实现生产过程绿色化的一种运行模式。笔者依据企业动态能力理论和企业创新理论,基于中国“绿色工厂”认定准自然实验的经验证据,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了“绿色工厂”认定与企业增强组织韧性之间的关联性。检验结果证实:“绿色工厂”认定正向影响企业增强组织韧性;企业人力、技术、管理和资金等资源整合中介“绿色工厂”认定与企业增强组织韧性之间的关联;“绿色工厂”认定与企业增强组织韧性之间的关系又分别受制于“绿色工厂”认定数量和被认定“绿色工厂”环境违规的正、反向调节。本研究将企业创新和动态能力原理拓展性地应用于实证“绿色工厂”认定影响企业提高组织韧性的机制,丰富了现有政府宏观政策与企业微观发展关系方面的相关文献,研究结论有助于为政府激发企业绿色制造的内生动力以及企业通过资源整合提高组织韧性提供理论依据。

企业的融资约束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政府数字化转型能否改善企业所在地区的市场环境,缓解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问题,值得关注。本文以电子政务县级试点政策实施为准自然实验,结合双重差分法考察地方基层政府数字化转型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拓展分析。研究发现,政府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改善企业的融资约束,抑制腐败与促进地区金融发展是上述效应背后的作用机制。政府数字化转型对于受到产业政策支持的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效应更为显著。进一步分析表明,政府数字化转型有助于企业通过商业信用等多种途径得到融资,且长期借款占比上升。本文从企业融资约束视角拓展了政府数字化转型的微观经济后果研究,为深化数字政府建设和行政体制改革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本研究基于2007年至2022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探讨了企业绿色投资通过非债务税盾效应对资本结构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绿色投资与有息债务水平显著负相关,且当企业处于“税收耗损状态”时,绿色投资的非债务税盾效应进一步强化,导致企业更加减少债务融资。此外,行业异质性分析表明,采矿行业的企业债务水平对绿色投资的变化反应更为敏感,而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行业则较为稳定。债务期限结构异质性的检验发现,绿色投资税盾更显著地影响短期债务,尤其在“税收耗损状态”下,企业通过绿色投资降低短期债务的动机更为强烈。本研究一方面,首次将绿色投资与非债务税盾效应结合,丰富了非债务税盾的研究范畴;另一方面,结合我国“双碳”战略背景,提出了优化绿色税收优惠政策的具体建议,以促进企业绿色投资的高质量发展。

国债收益率曲线对于金融机构资产配置与风险管理有着重要参考价值,然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于我国国债收益率曲线及其波动究竟有何影响在学术研究中尚属空白,本文借助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和动态Nelson-Siegel(DNS)利率期限结构模型首次对这一问题开展研究。首先,本文在传统DNS利率期限结构模型的状态方程引入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来分析其对收益率曲线的影响,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对水平因子有显著负向影响,随着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收益率曲线下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导致收益率曲线远端下降幅度超过近端,收益率曲线变得更加平缓。其次,本文创新性地基于得分驱动时变参数建模方法,在DNS模型中引入一个共同的时变波动因子,在波动方程中考察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国债收益率曲线波动率的影响,结果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显著降低了收益率曲线的波动率,显示了我国国债具有“风浪越大,航行越稳”的特征。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积极发展科技金融、数字金融”,并强调“健全系统性金融风险防控机制”,为金融科技发展与风险防控提供了政策支持。金融科技的兴起丰富了金融业态,也加剧了风险溢出的复杂性。本文采用高阶矩GARCHSK模型和广义预测误差方差分解指数法,从均值、波动、偏度和峰度这四个维度,系统分析金融行业及机构之间的风险溢出效应,重点关注金融科技与其他金融行业间的风险溢出。研究发现,金融市场存在显著的高阶矩风险溢出特征,证券行业是主要的风险释放行业,在低阶矩维度尤为突出;金融科技行业在低阶矩下为风险吸收方,在高阶矩下则表现出显著溢出效应,尤其对跨业务金融行业影响显著;多元金融和跨业务金融行业是主要的风险吸收行业。各金融行业的溢出效应呈现明显的差异性和阶段性特征,易受到极端金融事件的影响。部分高中心性机构既有较强风险外溢能力,又与多家机构高度关联,亟需引起监管部门重视。

完善分配制度是妥善解决收入差距问题、促进共同富裕的必然手段。为探究税优型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政策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本文从共同富裕视角出发,区分中高收入群体与低收入群体,构建两期动态一般均衡模型,探讨个人养老金政策对于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缴费率以及收益率的提升会恶化收入分配与再分配状况;而适当提高领取税率则可能改善收入再分配状况。进一步研究发现,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缴费率对于收入分配与再分配的影响最大,收益率次之。基于上述结论,本文提出差异化税收模式等政策建议,旨在降低低收入群体提取养老金时的税收负担,同时保留对高收入群体养老金收入的适度调节,从而在提升制度公平性的同时,兼顾财政可持续性。

当前,如何“稳增长”并兼顾“稳金融”是突破中国经济运行困境的关键。在梳理特征事实与实证分析基础上,本文构建了一个区分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包含金融摩擦的动态宏观模型,从“稳增长”和“稳金融”视角揭示国企投资在跨越经济周期中的作用与机制。实证结果表明,各省份国有企业占比越高,其GDP和金融增长越稳定,且这一特征在经济下行时愈发显著。机制模拟发现,经济下行冲击迫使商业银行杠杆约束收紧,增大金融供给摩擦,抑制企业投资并降低总产出;但是,国有企业逆周期投资能降低产出下降幅度,发挥“稳增长”效应,并且通过缓解银行部门的杠杆约束,增加银行信贷供给,国有企业投资还能发挥“稳金融”效应并挤入民营企业投资。进一步分析表明,国有资本占比与生产效率越高,国有企业投资逆周期调控效应越显著。此外,相较于政府消费支出,国有企业投资在确保经济平稳运行中的作用更为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