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中国上市公司大样本数据检验证实：企业ESG表现提升劳动收入份额源自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笔者依据相关公司治理理论，以2009—2021年中国沪深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的样本有效数据，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方法实证检验了企业ESG表现与劳动收入份额之间的关系及其变化。检验结果证实：企业ESG表现与劳动收入份额正相关；资金支持、内部控制水平、技术升级中介企业ESG表现与劳动收入份额的相关性；以劳动密集程度和技术密集程度为代表的要素密集程度正向调节企业ESG表现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而企业规模和劳动调整成本则发挥反向调节作用。本研究通过将公司内部治理和公司外部性等相关理论原理尝试性地运用于企业ESG表现与劳动收入份额关系的实证研究，从一系列检验诸多相关要素的有机联系上证实了企业ESG表现显著提升劳动收入份额，丰富了关于可持续发展研究领域的现有文献，研究结论有助于为企业以改善ESG表现方式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笔者以2008—2020年294个地级市和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财政竞争策略对企业税负粘性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税收竞争会缓解企业税负粘性，且这一作用在国有企业和高成长性企业中表现更为明显；财政支出竞争会缓解企业税负粘性，且这一作用在高市场化水平地区、国有企业、高成长性企业中表现更为明显。作用机制表明，税收竞争会通过给予企业税收优惠和降低税收努力的方式降低企业税负粘性；财政支出竞争会通过促进企业融资行为和投资行为的方式降低企业税负粘性，同时会通过提高税收努力来强化企业税负粘性，后者会产生部分遮掩效应。策略互动效应分析表明，财政支出竞争缓解企业税负粘性的作用略大于税收竞争，且两者存在一定的策略替代关系。

数字化转型是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本文利用2010—2021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并用Python文本分析技术来构建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和Kim和Verrecchia（2001）［1］的方法测度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高公司信息披露质量，这种作用在内部治理水平低和产品市场竞争程度低的企业中更明显，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部分替代内部治理水平和产品市场竞争对信息披露质量的作用。其次，利用工具变量法、熵平衡匹配、反向因果识别等来缓解数字化转型与信息披露质量之间潜在的内生性后，结论依然稳健。最后，机制分析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通过吸引更多分析师进行实地调研和降低信息不对称来提高信息披露质量。本文的研究结果解释了企业数字化转型与信息披露质量之间的因果关系，不仅拓展和丰富了资本市场中微观主体信息有效性研究，还为更好地驱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助力资本市场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和经验证据。

新质生产力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和共同富裕的重要支撑。“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税收属于生产关系范畴，税制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是新质生产力生成和发展的重要催化剂。笔者以马克思、恩格斯生产力理论和习近平经济思想为理论基础，分别从三次产业革命的历史视角和新质生产力的生成视角，探讨了税制改革赋能生产力的历史作用和生成机制，并以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为基本原则，从建立新型举国体制、建设现代产业体系和高标准市场体系三个维度提出税制改革赋能新质生产力的实践路径，为当前和未来阶段开展税制改革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新的参考。

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当下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在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和促进金融与实体经济良性循环的时代背景下，其能否缓解民营企业的投融资期限错配问题，不仅关乎着民营企业能否做强做大，更影响着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本文基于民营企业参与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逆向混改”视角，以2009—2020年我国A股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国有资本参股对民营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的影响。研究发现，国有资本参股显著降低了民营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程度，且这一作用在国有资本参与度高、地方层级国有资本参股以及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大时更为明显。机制检验的结果显示，国有资本参股通过发挥“资源效应”和“监督治理效应”缓解民营企业的投融资期限错配。本文的研究为民营企业如何通过混合所有制改革来完善其投融资行为和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提供了有益借鉴和政策启示。

人口老龄化加剧使延迟退休呼声不断。本文将延迟退休纳入内生增长理论模型框架中，综合考虑延迟退休的资本积累效应、技术进步效应和生育效应，分析强制延迟退休和弹性退休两种退休模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预期寿命延长对生育率和经济增长具有抑制作用，但实施延迟退休政策能够抵消此负面作用，预期寿命延长会使老年人愿意提供更多工作时间；尽管延迟退休会使储蓄下降，但延迟退休对生育率和技术进步的正向作用超过了储蓄下降的负向作用，表明延迟退休有利于经济增长；弹性退休模式下的生育率和人均产出增长率均高于强制延迟退休对应数值，表明弹性退休模式更有利于促进生育率和经济增长。因此，建议中国应推行允许个人可以在一定年龄范围内自主选择退休年龄的弹性退休政策，这将有利于促进生育率回升和经济增长。本文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延迟退休与经济增长的理论研究，并为实施弹性退休政策提供了理论借鉴。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是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准确把握新质生产力概念和新理念。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注意的主要问题包括：做到传统生产力和新质生产力的有机结合；处理好产学研关系；处理好市场与政府的关系；正确处理好短期和中长期的关系；立足各地不同的基础条件；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关键在科技创新。文章从企业科技创新、人才政策和教育发展三个方面分析了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财政力量。

笔者基于手动搜集全国区县的预决算公开数据，构建了2018年与2019年区县级政府的财政收支数据库。通过分析区县级政府各项财政收支的典型事实，研究发现：区县级政府税收收入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比值的全国中位数不到20%；货物和劳务税类收入占区县级政府税收收入比重的中位数约60%；来自上级（各级）政府的转移性收入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占比中位数约为80%；土地三项与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比值的全国中位数约为10%。因此，从更长时期看，考虑增加区县级政府财产类课税如房地产税收入占比，增加财政收入的稳定性；房地产税本身的税制设计中，需要结合本国国情更多考虑有利于收入稳定的元素；应进一步减少对转移支付的依赖程度，提高自有收入占比，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应减少对土地出让的依赖程度，逐步调整区县财政的运行模式，服务于现代财政制度的构建。

分税制改革以来，中国的财政体制呈现出财政纵向失衡的典型特征。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现依赖中央政府自上而下的体制安排与激励设计，既要保证中央权威又需充分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财政纵向失衡的体制安排表明，中央政府在“赋权-控权”的过程中主导着财政体制改革方向，同时注重充分发挥地方政府的发展积极性，寻求调动地方经济积极性与维护中央权威的动态平衡，在实践中形成了中国特色的财政激励制度。然而，财政纵向失衡在激励地方政府经济竞争行为的同时，也会诱发地方政府的偏离行为，此时需要中央政府的干预和纠偏。合理解释财政纵向失衡安排对地方政府经济行为的约束，深入刻画中央财政控权与地方自主理性行为之间的动态博弈，是深刻理解中国式财政改革逻辑的关键。由此，未来推动现代化财政体制改革应延伸至对地方政府行为的引导和重塑，由激励机制的单向逻辑走向治理权力的综合逻辑，更好地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研究GDP增长率的概率分布，可以掌握经济增长的可能范围和经济发展趋势的不确定性，有助于决策者评估经济增长的风险和挑战，制定有效的经济政策。本文基于分位数因子模型（Quantile Factor Models,QFM），从高维宏观经济变量中提取分位数因子，拟合以分位数因子为条件的GDP增长率概率分布。实证结果表明：第一，分位数因子可为经济预测提供额外解释信息，提高模型的预测精度；第二，样本期间条件概率密度拟合结果表明QFM对GDP增长率的短期预测效果较好；第三，对比以分位数因子为条件和以实际GDP增长率为条件的两种概率分布，分位数因子为条件的分布在经济受到冲击时不确定性增大。本文对GDP增长率分布预测的研究与传统的均值预测相比，能提供比较全面和精确的经济预测信息，为经济不确定性和下行风险研究提供新思路，为经济波动机制的深入理解提供支持。

非税收入作为税费改革的重点，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降成本的核心与关键。纵观世界各国税收收入和非税收入的演变，尽管比例不同，但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经济增长与税收呈现同向关系，与非税收入呈现反向关系。2018年以来我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税收收入增长缓慢，地方政府倾向于寻求新的财源，使得非税收入规模呈现异常增长态势。笔者利用省级预算审查监督条例立法的准自然实验，借助1999—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研究人大预算监督对地方政府非税收入的影响。研究发现：（1）在已实施省级预算审查监督条例的地区，非税收入预决算规模均有所下降；（2）异质性分析表明，在新《预算法》实施后和财政分权度更高的地区该效应更强；（3）机制分析表明，地方人大主要是通过加强对行政事业性收费的监督，进而压缩非税收入规模。本文结论进一步丰富了税费政策相关的研究，而且对更好权衡减税降费政策与地方财政可持续之间的关系，完善非税收入和人大预算监督体系构建提供了实证证据和经验借鉴。

职场负面八卦影响员工个体工作繁荣有其客观性和内在机制。笔者基于情绪认知评价理论，构建了一个有调节的中介作用模型，运用SPSS 250软件，通过对来自三个时点之267位企业员工追踪问卷调研的有效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实证检验了职场负面八卦与员工个体工作繁荣的内在关联性。检验证实：职场负面八卦与员工个体工作繁荣负相关；职场焦虑中介职场负面八卦对员工个体工作繁荣的影响；主动性人格在职场负面八卦影响员工个体工作繁荣关系中发挥调节作用。本文以实证检验揭示了职场负面八卦影响员工个体工作繁荣的内在机制，拓展了情绪认知评价理论的应用范围,丰富了组织行为学研究领域的相关文献，研究结论有助于为企业通过有效防范和控制职场负面八卦以避免员工个体工作繁荣下降提供理论依据。

本文构建理论模型分析了房价波动所带来的抵押资产价值变动对企业杠杆率的影响,并运用2003—2020年中国35个大中城市上市公司及房价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房价上涨使得上市公司持有的房产价值提升,从而增加了抵押资产价值,使得企业有动机和能力进行外源债务融资,进而提高企业杠杆率,验证了抵押品渠道。针对房地产金融市场的宏观审慎政策和信贷资源分配市场化的提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这种影响。为此,监管部门应适度调控房地产市场,规范企业内部治理,积极推进金融市场化改革,拓宽企业的融资渠道。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县域作为城乡融合发展的基本单元，其土地要素空间配置对县域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是国家促进城乡土地要素空间流动和优化配置的举措之一，但其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价值和贡献往往被忽视，且存在争议。本文使用全国2006—2022年县域内增减挂钩项目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评估了县域内实施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县域内增减挂钩政策的实施显著提高了地区生产总值水平，在推动县域经济增长方面具有正向政策效应。县域内增减挂钩通过优化城乡土地资源配置和充实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推动了县域经济发展。在东部沿海地区和邻近中心城市的地区、财政自给率较高的地区以及市场化水平较高的地区，增减挂钩对县域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更大。研究结论对进一步完善和改进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建设统一的土地资源要素市场提供了有益参考。

明晰需求端政策调控对二手房和新房市场的影响效应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以“认房认贷”政策作为研究对象，运用时间断点回归模型，分析2022年部分二三线城市“认房认贷”政策放松对二手房和新房成交量价的影响以及两个子市场的联动规律，并进一步检验政策放松的空间挤出效应。研究发现，“认房认贷”政策放松显著增加了二手房的成交量，并减缓了二手房成交价格的下行趋势，但政策生效存在1~2个月的时滞。然而，二手房市场流动性增强挤出了新房市场的改善性住房需求，使得大户型新房成交量显著减少，并带来当期新房成交价格的下降。此外，高能级城市“认房认贷”政策的放松对周边低能级城市住房交易有较强的挤出效应，对小中大户型的新房交易均有持续显著的抑制效果。据此提出要因城施策引导刚性和改善性购房者分流。

新质生产力强调颠覆性技术革命、产业转型升级与生产要素的创新配置。新质生产力不仅重塑了产业链与供应链的格局，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在这一变革的浪潮中，颠覆性技术革命引领产业转型升级，深度融合的新业态推动产业链形态向网络化演进，新型要素的应用促进供应链智能化转型。数字平台等新兴模式的崛起，进一步催生了供应链组织形式的深刻变革。与此同时，新质生产力也从主体、结构、环境三层面对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提出了新要求。新质生产力的加快发展，以及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与稳定，都依赖于财政的坚实基础与有力支撑。在此背景下，笔者探讨了财税政策在促进产业协调发展、推动企业创新融合、保障链条循环畅通、构建统一大市场、优化营商环境以及吸引新型要素流入等多方面的着力点，并对当前财税政策存在的问题和不足进行了系统分析。为此，应从新阵地、新转换、新基础、新格局、新循环、新环境和新协同七个方面谋划财税政策，以期达到产业链供应链安全与发展新质生产力协同共进的战略目标。

财政治理现代化决定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分税制财政体制已经从“适应市场经济体制”转型为“匹配国家治理现代化”，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分税制下财政治理现代化具有纵横协同治理体系现代化和权、责、利相统一的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双重内涵，前者呈现出治理主体间的三重结构，后者则呈现出治理功能上的四重维度。纵横协同的治理体系优化需要实施“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衔接配合、增强统一领导与“两个积极性”的有机联动以及落实“省负总责”与“分级负责”，而权、责、利相统一的治理能力现代化则需要优化配置事权、支出责任与财力、财权，将纵横协同的治理体系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的效能。结构功能主义的研究范式有助于阐释中国式财政治理现代化的规范内涵，并为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提供理论依据和制度支撑。

21世纪以来，伴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房价快速增长，住房财富成为家庭财富中最主要的部分之一，是家庭储蓄的重要影响因素。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指出：“要着力扩大内需，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如何降低家庭储蓄，进而增进家庭消费，已成为学界和政府关注的重大课题。2006年起，政府陆续颁布了一系列住房政策，面积小于或等于90平方米住房的首付比例及税负大幅下降，造成住房价值增长率在90平方米左右出现间断。本文利用住房政策冲击造成的不连续性设计断点回归，使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探究了住房财富对城镇居民家庭储蓄的影响。研究发现，意外的住房财富增加显著提高了居民的家庭总储蓄，这一影响在中年群体、背负债务的群体以及工作不稳定的群体中更加显著。因此，政府在进行住房政策改革的时候要密切关注政策对不同群体产生的影响。本文的实证发现对于扩大国内需求，培育更多经济增长动力源，实现高质量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数字化转型程度关联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变化具有其内在规律性。笔者基于企业委托代理理论和内部控制理论，以2010—2020 年中国Ａ股非金融行业和非信息产业上市公司的相关有效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之间的关联及其变化。检验结果证实：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之间的关联性曲线呈正U型，即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初始阶段，其风险承担水平随着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的提高而降低，而当企业数字化转型达到一定阶段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开始伴随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的提高而提高;数字化转型程度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通过关键变量——企业内部控制质量发挥中介效应完成;数字化转型程度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在不同情境下具有显著的异质性。本研究基于企业内部控制质量中介效应的实证检验，揭示了数字化转型程度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机制，研究结论丰富了企业管理创新和企业风险防范相关领域的现有文献，有助于为政府推行数字经济以及企业实施数字化转型提供理论依据。

“十四五”规划中强调要加快数字化发展，提升数字化政府服务效能。税收征管信息化建设是数字政府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考察其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的影响具有深刻现实意义。本文借助“金税三期”工程实施这一准自然实验，实证检验了税收征管信息化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金税三期”工程的实施降低了试点地区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机制检验发现，“金税三期”工程实施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降低是通过降低经营风险和减少投资高风险项目实现。进一步的研究表明，“金税三期”工程对风险承担水平的降低效应在不具有政治关联以及杠杆率较高的企业之中更加显著。本文的结论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税收征管信息化建设有助于引导企业进行合理投资，避免盲目追求高风险投资，也为继续深入推进税收信息化治理提供证据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