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财政学”作为当代主流财政理论存在的最为突出的问题就是解释力和预测力严重弱化。“新市场财政学”就是针对当代主流财政理论的这个问题所构建的一个新范式。在论文中，笔者主要是运用规范研究方法，以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作为切入点，深入剖析了当代主流财政理论存在的致命缺陷，阐述了新市场财政学通过重新定义市场模型，重新解释政府（以及以政府为代表的公共部门）、企业（以及以企业为代表的私人部门）和市场之间的关系，进而为重构具有强大解释力和精准预测力的财政学范式开辟了一个全新的研究路径。论文以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财政理论建设与发展的历程为线索介绍了新市场财政学范式形成的简要过程，同时从核心概念体系、理论渊源以及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等三个维度描述了新市场财政学范式的基本特征，初步阐释了探索构建新市场财政学范式的目的是要增强财政科学的解释力和预测力这一财政基础理论研究的宗旨。
笔者通过理论分析机制发现，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居民收入动态变化过程中，民生财政收支活动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作用呈现出先增后减的倒U型非线性效果。结合中国2002—2014年的省级面板数据，以居民收入为门槛变量，构建门槛效应面板数据模型对这一机制进行了实证检验。检验结果表明，对于城镇居民消费而言，无论是民生财政支出活动对城镇居民消费的刺激影响，还是民生财政收入活动对城镇居民消费的抑制影响，随着城镇居民收入的动态变化都呈现出先增后减的双重门槛效果，而对于农村居民消费而言，则都呈现出不断递增的门槛效果。同时，综合了民生财政收支活动影响居民消费的两种正反作用之后，最终民生财政起到了刺激居民消费的效果。进一步地，为了对处于当前居民收入发展阶段民生财政收支活动影响居民消费的绩效开展评估，笔者以民生财政收支活动本身为门槛变量来进行实证检验，检验结果表明，民生财政支出活动对居民消费的刺激影响效果随着民生财政收支规模的扩大而门槛递增。
对于各国经济增长速度之间的巨大差异，传统研究主要关注增长的最直接因素，强调技术进步、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积累的重要作用。近年来，正式制度的作用得到了更多关注，例如根植于文化和历史之中的信任，因而探讨信任对经济增长、金融发展的作用，有着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本文通过对中国26个省份2010—2013年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分析信任与经济增长、金融发展的关系。研究表明，信任对经济增长和金融发展有正向促进作用。同时，对于信任影响经济金融的路径，本文分为个体特征层面和社会层面进行分析，研究表明，家庭收入满意度和对政府信心度可以显著地提高信任水平，同时文革历史事件和南北区域异质性对于信任均有显著影响。基于上述结论，本文提出中国未来要加强信用体系建设和继续提升政府公信力的政策建议。
2008年次贷危机爆发后，美国学术界进行了大量研究检验影子银行与股票市场的极值情况。在此背景下，笔者研究中国影子银行的极值风险，对今后进一步研究极值影响性作出铺垫。对极值数据的分布函数，通常无法用高斯分布或者t分布来有效表达。金融时间序列的尖峰、拖尾、右偏情况，可以基于广义帕累托分布的POT模型进行对极值数据的拟合，确定超出安全阈值的极值数据的分布形式。利用Gibbs抽样的贝叶斯MCMC模拟方法来估计模型的参数，可以解决当样本数据不足时极大似然估计中误差增大的问题，提高数据的拟合效果。笔者首次基于POT模型对中国影子银行与A股市场的极值进行实证研究，确定阈值后分别测算了MCMC估计和MLE估计下的VaR和ES。结果发现：上证成交量极值风险更大，影子银行极值风险相对较小。
在考虑不确定性、市场情绪波动和流动性成本因素后，笔者建立了资产配置选择和价格确定的分析模型。首先，模型分析了持有不同流动性资产的效用差异所影响的投资者决策选择问题；其次，把金融市场效率和市场状态波动作为外生变量，将流动性成本纳入决策行为模型；最后，分析了在不确定性和市场情绪变化情况下的投资者预期形成过程，探究在不确定条件下投资者如何进行财富分配、资产价格的形成机理和投机泡沫的形成及其破灭过程。这些分析为从微观视角下剖析收入和价格的不确定性、金融市场繁荣萧条的周期性交替等现象提供了一个分析框架，研究表明在考虑了资产流动性成本后，资产市场的不确定性会加大投机性泡沫产生的概率。在市场投机性泡沫出现时，相对于传统的货币政策，通过提高流动性成本的干预措施能更有效抑制非理性情绪的高涨，使资产价格回到均衡状态。
基于微观企业层面的数据，本文检验了融资约束对企业研发投资支出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企业融资能力对企业的研发投资支出具有显著正向作用，企业融资能力增加1%，企业的研发投资支出将增加034%。融资约束对企业研发投资支出的作用程度具有个体差异性，并且受到企业所在地区金融发展水平的影响。伴随企业规模的扩大，融资能力对于企业研发投资支出的促进作用随之增大。分样本的研究发现，相对于大规模企业，中小规模企业的研发投资支出对于融资能力的变化较不敏感，且其从地方金融市场获得支持的力度相对较小。私营企业相对于国有企业在创新和研发方面更具有积极性，一旦获得融资，其投资于研发支出的比例更大，然而私营企业获得的地方金融支持却低于国有企业。最后，基于地方金融发展水平与融资能力交叉项的回归分析表明，地区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降低了企业研发支出对于信贷融资能力的依赖性。
我国以M2/GDP衡量的货币化率呈现出了规则的锯齿状季度波动。本文在Friedman（1956）构建的经典货币需求函数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解释M2/GDP季度性波动的理论分析模型。基于该理论模型开展的实证检验发现，固定资产投资的季度波动是导致M2/GDP季度波动的主要原因，而固定资产投资季度波动的原因则包括自然的季节性因素和我国的投资审批管理制度。最后，本文基于Mehrling（2000）构建的货币自然等级，讨论了投资审批导致的M2/GDP季度波动可能造成的效率损失：现有的投资审批制度增加了不同等级资产之间转换的交易成本。交易成本的上升造成的损失不仅仅局限于交易成本本身，还会影响经济主体的最优选择，从而造成远大于交易成本的效率损失。为降低M2/GDP季度波动可能造成的效率损失，不必针对M2/GDP的季度波动做任何政策干预，而应该进一步改革我国的投资审批制度，更好地发挥市场在投资中的决定性作用。
自2004年以来，我国多个地区出现了严重的民工荒现象，并且至今仍在延续，这与国内曾近乎拥有无限劳动力供给的情势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为了解决劳动力短缺的问题，本文结合宏观背景提出假设，试图考察随着居民家庭贫富状况的改善，工资对劳动供给的影响有所弱化这一命题。我国作为人口大国，就业问题是社会稳定的根基，因此这一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通过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数据进行的实证分析，本文得到如下结论：相较于家庭相对贫穷的劳动者群体，工资对家庭相对富裕的劳动者的刺激作用有所减弱。其一，在总体样本中，面对工资激励，家庭相对贫穷的劳动者所付出的劳动供给约为家庭相对富裕的劳动者的20倍；其二，在中部地区，前者约为后者的7倍。其三，在东部地区，工资对家庭相对富裕的劳动群体甚至存在负向的激励作用。因此，政府与企业应该根据劳动者的贫富状况，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与政策提高劳动参与率，以缓解就业压力，优化劳动力市场结构。
信联网商务信用体系是在传统商务信用理论的基础上，应用当前信息科技发展的最新成果构建的一套商务信用管理体系，包括信联网商务信用理论、技术架构和应用。信联网商务信用理论研究的主体是商务信用行为，研究的重点是商务信用评估，研究的目的是实现信用资产的流通，因此包括商务信用界定、商务信用评估和商务信用资产形成三个方面。信联网商务信用体系的技术架构包括三个数据库、一套商务信用评估体系和多个商务信用应用端，即“3+1+N”。其创新性主要体现在数据来源多重化、指标体系客观化、数据处理动态化、信用评估智能化和信用额度资本化。应用信联网商务信用理论，将组织的商务信用信息纳入信联网商务信用体系，实现商务信用信息互联互通。信联网商务信用体系的应用不仅可以优化我国的商务环境、推进产业结构调整，而且对支撑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有重大现实意义。
在旅游业持续快速发展过程中，出现了诸多信用缺失的现象，这严重影响了我国旅游信用环境的形成。在“互联网+”环境下，依托传统的旅游信用体系建设和管理模式，难以有效推动我国旅游信用体系的建设。因此，需要利用互联网技术建设旅游信用监管平台，以实现旅游市场的科学监管和诚信发展。笔者对信联网应用于旅游信用监管的适用性、旅游信用评价模型、旅游信联网建设目标、服务对象与内容进行重点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信联网对于旅游信用监管具有很好的适应性。大样本的旅游信用评价可以采用大规模样板LASSO分位数回归模型进行评价。旅游信联网需要建立旅游信用监管服务体系、旅游市场信息全媒体交互中心和旅游市场信息共享中心，设计涵盖服务于旅游政府监管部门、旅游行业协会、旅游企业、游客等全产业链的内容。信联网在旅游信用监管领域的开创性应用，对于建设我国旅游诚信市场，实现旅游信用科学监管具有理论和实践指导意义。
我国基于传统社会结构以及国家的政策制度安排，逐步建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符合时代需要的中国职工服务体系。中国职工服务尽管取得了较好的成效，然而面对经济社会的转型、信息化社会的发展，职工服务工作仍面临着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问题。笔者根据中国职工服务的运行现状和发展需要，引入信联网商务信用体系为中国工会服务的职能转变和服务质量的提高提供了可靠的保障；结合工会系统的组织构架、服务资源等实际情况，提出了运用信联网商务信用体系提升工会服务的整体思路，以及信联网职工服务平台的设计理念、运营模式和建设内容。中国职工服务平台所创造的这种基于信联网和区块链技术构建的U2M服务模式在未来将会服务于更广泛、多层次、复杂化的商业应用情景。
目前，我国大宗现货交易市场中存在炒作虚拟标的、甚至操纵市场价格等商务信用缺失现象。信息不对称是造成信用缺失的主要原因，如何建立大宗现货交易市场的商务信用体系成为当前亟需解决的问题。笔者在分析当前中国大宗现货交易市场问题的基础上，结合信联网商务信用体系理论认为：以大数据和云计算为基础的信联网商务信用评估技术可以有效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通过信联网商务信用评估技术的应用，实现监管信息、交易信息和网络挖掘信息的融合，促进商务信用信息的互联互通，为大宗商品市场中的交易主体建立商务信用评估体系，从而解决市场中的信用缺失问题。我们从大宗货物交易主体、OTC业务交易主体及OTC投资人三个方面提出不同的信联网商务信用评价模型，以实现大宗交易业务中产品价值评定，OTC业务中会员单位和代理商及OTC业务中投资者的商务信用评价。
公共采购合同管理是公共采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中国有关法律没有规定完整的合同管理制度。虽有一些合同备案和违法或不诚信行为记录公告等要求，但总体上看中国公共采购法的合同管理制度存在突出问题，比如在监管责任方面，采购人内部管理和外部行政监督法定责任的共同缺失；在管理内容方面，合同变更、终止和分包等制度缺乏可操作性；在管理手段方面，含混的合同备案和仅仅注重结果的诚信信息管理不能满足公共采购的需要；在管理人员方面，非专业化的管理队伍无法适应合同管理的需要；在合同争议解决方面，缺乏合同争议解决的行政处理制度。而美国政府采购有关制度相对完善，对中国有重要的借鉴意义。笔者在借鉴美国《联邦采购条例》的基础上，指出中国公共采购法应当树立公共采购合同必须管理的理念，建立以合同官制度为核心的采购人内部管控体系并法律化，在完善合同管理制度过程中要坚持权力法定和平等协商的融合。
公共租赁住房作为当前我国保障性住房发展的主要品种，其租金定价问题关系到住房保障制度的可持续发展。北京市是国内发展公共租赁住房最早的城市之一,公共租赁住房发展模式特别是定价机制对国内其他大城市具有很强的借鉴价值。本文以北京市为例,通过分析总结北京市公租房发展现状、特点，结合世界各国经验，提出了符合首都城市发展特点的公共租赁住房定价机制，即要统筹宏观与微观、时间与空间、效率与公平，把握住“可承受、可持续”的双目标，兼容市场、成本、家庭收入三个定租因素，综合确定公租房租金水平，并运用ARIMA模型,设计了公共租赁住房定价模型；同时就租金调整、特殊家庭补贴以及公租房对房地产市场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对下一步公租房定价机制的完善和公租房发展提出了政策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