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分权从异质性、外部性和规模经济三方面影响政府防灾减灾的效率，作用结果依赖于自然灾害的类型及影响范围。财政分权通过流动性资源竞争机制和上级政府的灾后救助两条路径影响政府防灾减灾的激励，前者促进地方政府进行防灾减灾，后者则会引发道德风险导致防灾减灾不足。防灾减灾能够有效地控制自然灾害损失，因此透过自然灾害损失可以检验现行的财政分权结构是否有利于防灾减灾。本文以市县本级财政支出占全省财政支出的比重作为衡量各省份财政分权度的指标，分别以自然灾害直接经济损失占GDP的比重、受灾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作为衡量自然灾害损失的指标，利用中国2000—2007年31省份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通过对联立方程模型进行三阶段最小二乘法分析，发现自然灾害损失和财政分权度之间呈现倒U型关系，并且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的地区，财政分权对防灾减灾的正面影响更为显著。
2014年以来，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为保增长，地方政府新增融资规模加大，加上存量债务，债务压力加大，可能导致部分地方财政信用质量下降。本文通过构建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预警指标体系，采用线性加权综合评价模型，通过AHP方法确定指标权重和功效系数法为指标打分，最后确定综合分值以评价地方债风险并进行预警。实证结果表明2012年以来，部分省份债务风险呈增大的趋势。各省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增加原因不尽相同，如贵州、青海、陕西、内蒙古主要原因是债务增长速度快、债务负担重；而辽宁、山西、吉林、黑龙江则主要是由于经济增长下行幅度较大导致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大幅下滑所致。研究结论为加强对各省份债务风险监控、信用风险科学评估、制定合理风险防范措施提供了科学依据。
与传统经济管理学研究将信任建立在“理性经济人”假设上不同，近来的金融学研究突显出信任是一种启发式认知偏差，依赖信任做决策的投资者并不是完全按照“理性预期”行动，因此，用标准金融学理论去解释这类投资者的行为及其影响可能是不合适的，这使得行为金融学成为理解信任的一个合理途径。基于投资者“有限理性”假设，笔者对近年来金融学中的信任研究进行系统梳理，揭示信任作为一种认知偏差对投资者行为、市场效率和金融监管产生的影响。首先，笔者剖析信任对投资者决策的操纵；其次，揭示投资者的信任行为对资产价格和市场稳定的影响；再次，阐述投资者的信任行为给公司政策制定以及监管制度造成的变化；最后，讨论信任在金融学中的未来研究。当今中国社会正面临严重的信任缺失，正确认识信任这一认知偏差对投资者、公司管理者以及监管者具有重要意义。
净稳定融资比率（Net Stable Funding Ratio，简称NSFR）是巴塞尔银行监督管理委员会自2010年提出的用于监测商业银行期限转换风险的重要指标，但NSFR在我国却迟迟未能落地。基于巴塞尔Ⅲ的测算要求，笔者选取2002—2015年美国134家具备时间连续性的商业银行的NSFR进行测算，并通过实证检验探索了NSFR的影响因素以及潜在实施影响，以期为NSFR指标在中国的落地实施提供可用的经验与借鉴。实证结果表明，净稳定融资比率受资本比率、资产规模、商业模型、经济增长、金融结构以及危机变量综合影响，并对商业银行利润水平带来一定程度负向影响。这也意味着我国商业银行在未来NSFR监管落地过程中将面临一定盈利承压，同时笔者对NSFR影响因素的分析也有助于探究银行融资结构调整与经营转型之路。
家庭金融日益成为金融学领域的重要分支。在这一分支中，客观因素对家庭金融行为的影响已经得到了很多研究，但关于主观因素的影响相对缺乏。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本文首次研究了家庭生活满意度这一主观因素对其金融资产选择行为的影响。由于生活满意度变量的内生性较强，本文采用工具变量法作为识别策略，得到了较为可信的结果。研究发现：最了解家庭财务状况的家庭成员生活满意度越强，家庭选择投资股票、基金和金融衍生品等风险性资产的概率越低；同时，家庭金融资产结构中，股票和风险性资产在金融资产中所占比例也越低。在更换了其他工具变量后，上述结果依然稳健。因此，金融机构可以根据客户的生活满意度进行差别化的产品营销，推荐风险较低（高）的金融产品给生活满意度比较高（低）的客户，以提高营销成功的概率。
随着食品安全事件频发和公众健康意识增强，公众食品消费需求正逐渐发生变化，消费高品质的有机食品已成为一种新潮。然而，当前我国有机食品市场份额偏小，且市场上信息不对称问题比较突出。为此，本文结合我国认证食品等级分类对Giannakas（2002）所给模型进行若干拓展。基于拓展后的模型分析有机食品市场的信息不对称及其对有机食品消费行为的潜在影响。研究结论表明：信息不对称环境下，贴有机标签会改变消费者从有机食品消费中获得的效用：质量偏好较高的消费者从有机食品消费中获得效用增加，而质量偏好较低的消费者获得效用减少；由信息不对称所诱发的标签欺诈行为会破坏消费者对有机食品的信任，进而阻碍消费者对有机食品的消费，降低有机食品的市场份额；绿色食品对有机食品的潜在竞争优势和替代性会放大有机标签欺诈行为对有机食品消费行为的负面影响。
基于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本文实证研究发现，农民工幸福感毫不逊色于城市居民。农民工幸福感存在“Easterlin悖论”，即收入的增加不能提升他们的幸福感。农民工幸福感由西部地区向东部地区呈现梯度上升的特征，且这一特征与区域工资上升无关。如今的农民工更加关注工作的本身，从事“体面”工作的农民工幸福感要明显高于其他农民工，其中原因并非收入的作用，而是一些非收入因素的影响，尤其是闲暇带来的更多幸福感增进。除此以外，企业所有制、健康人力资本等一些其他非收入因素的影响也较为明显，均有助于提升农民工幸福感。论文最后提出政府应从农民工就业环境监管、产业转型与农民工培训、财政补贴农民工享有城市基本公共服务等角度提升农民工幸福感，并且也阐述了研究结论对于推进农民工市民化所具有的政策启示意义。
考虑成本的不确定性和政府补贴，笔者利用电动汽车的使用率反映配送服务的绿色度，将绿色敏感型需求引入实物期权分析中，建立了企业采用电动汽车配送的时机、采用时机和价格联合决策、采用时机选择和价格协商三个模型，经研究得出了采用时机和配送服务价格的解析解，分析了基于配送企业采用时机的政府之最低补贴额。通过研究揭示了以电动汽车的使用率和成本的风险为代表的投资特性对决策结果的影响：成本风险的增加或电动汽车使用率的提高会导致配送企业推迟投资，这使得政府需提高最低补贴额，以激励配送企业尽早投资；随着成本波动率的提高，企业采用时机的成本临界值更低，配送服务的价格也随之下降；配送服务的价格与电动汽车的使用率之间存在非单调的关系，受采用电动汽车配送的成本增长率的影响。本研究成果为分析企业何时采用电动汽车配送以及政府如何激励企业尽早投资提供参考，为加快推进电动汽车在城市配送领域的应用提供理论支持。
在经济转型时期，由于计划经济思维的“惯性”，政府对某些垄断性行业仍进行高度的行政化管理，加之民营经济长期受到的所有制歧视，致使民营企业在进入这些行业的过程中会遇到较高的行政壁垒。与现有文献将民营企业家参政作为重要的政治关联方式不同，笔者将民营企业中含有的部分国有股权视为一种重要的政治关联机制，以民营控股上市公司2009—2014年的财务数据为研究对象，通过建立计量模型，实证检验了国有股权与法制环境对民营企业进入高壁垒行业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国有股权是一种比企业家政治参与更为有效的替代性机制。结合中国的现有国情，将企业所处地区的法制环境分成不同的类别，分组检验了国有股权在不同法制环境下的关联效果:在法制环境较好的地区，企业能够进入高壁垒行业，更多地基于其本身的质量；而在法制环境较差的地区，国有股权扮演了较重要的“角色”。上述研究结论将为政府部门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进行顶层设计提供理论与政策方面的参考依据。
笔者使用双边随机边界模型从营运资本决策的核心约束条件出发对企业营运资本持有的决策行为和特点进行研究，定量测算了价值创造和降低风险对营运资本持有水平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发现：2001—2014年中国上市公司营运资本持有目标呈现出典型的非对称性特征，营运资本持有目标偏好价值创造的程度超过降低风险，两者的权衡净效应导致营运资本持有水平比最优水平低1879%；2007年以后企业营运资本持有决策倾向于价值创造目标的趋势不断下降；公司规模、所有权类型以及营运资本管理效率对营运资本持有目标的权衡净效应产生重要影响。上述结论表明，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企业获得丰富的投资机会但也存在显著的融资约束，使得企业营运资本决策趋于激进，能够创造价值的资本性投资在企业资源配置中争夺更多的资源。本文的研究有助于更加科学地评价和认识企业营运资本政策，帮助企业科学构建基于价值创造、风险控制和营运资本最优持有水平的三维营运资本决策方法。
商誉信息的决策有用性主要体现在对投资者以及对债权人决策行为的影响上，而已有研究较少基于债务资本成本视角考察商誉信息的决策有用性问题。笔者以2008—2015年符合条件的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分析了商誉信息确认及其减值计提对债务资本成本的影响，同时还进一步研究了所有权性质对商誉信息与债务契约有效性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并购商誉的确认金额与债务融资成本显著负相关，商誉减值金额与债务融资成本显著正相关。在对因为遗漏变量导致的内生性问题以及因为样本自选择导致的研究偏误进行控制后，研究结论依然稳健。同时，进一步研究还发现，与国有企业相比，非国有企业中商誉信息对债务资本成本的影响更明显。笔者的研究结果表明，商誉信息具有一定的信息含量，会影响到企业的债务资本成本，具有决策有用性，且该有用性受到企业产权性质的影响。
管理层与股东利益冲突极为尖锐的高管变更期间，前后任高管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动机很可能导致财务重述的增加。笔者将管理防御理论纳入高管变更与财务重述关系研究框架，利用我国上市公司2010—2015年高管变更及上年财务重述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高管变更上年的财务报表更容易被重述，且多是调减利润的财务重述，这一现象主要发生于新任高管为外部继任的公司。进一步检验发现：前后任高管的管理防御强度提高均会加剧财务重述的发生。研究表明，严重影响上市公司信息透明度的财务重述既是高管进行管理防御的结果，也是他们实施管理防御的工具。本研究从财务重述视角检验了高管变更对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揭示出管理防御动机是财务报表更容易被重述的重要内在动因，丰富了公司治理方面的研究成果，同时也为加强会计信息质量监管提高资本市场效率提供了决策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