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从实证研究的角度切入，从公共资源产权收益形成、分配、使用等多个角度，判断公共资源收益全民共享的程度，从而为探寻深层的制度基础及其改革提供线索。分析表明，土地出让收支全貌已能较为全面地通过预算来加以反映，但结合收益使用状况，土地收益全民共享程度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矿产资源产权收益流失较为严重，资源家底不清、产权关系模糊、无偿占用资源等问题突出；结合矿产资源分红收益分配和使用的情况，矿产收益全民共享程度提升空间也较大。公共资源收益分配机制改革的关键在于合理地确定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当地居民三者所占收益的比例，加强公共资源收益形成和分配的法治化管理，并将其纳入到预算管理体制和制度的调节范畴。
笔者通过对1998—2007年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和县级财政数据进行匹配，利用这一面板数据分析了地方政府获得的转移支付对当地企业避税的影响。我们发现，转移支付在财政收入中的占比与企业避税程度呈正相关关系，这意味着地方政府获得的转移支付越多，企业避税越多。其影响机制在于转移支付弥补了地方政府一定的财政缺口，从而使得地方政府税收努力程度下降，导致了更多的企业避税。转移支付占比增加1个百分点，企业会少汇报015%的利润，即少缴纳015%的企业所得税。进一步将转移支付细分为专项转移支付、一般性转移支付和税收返还，结果表明专项转移支付与一般性转移支付对企业避税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一般性转移支付的作用更大，而税收返还对企业避税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最后，不同地区地方政府获得的转移支付对当地企业避税的刺激程度不同，中部地区最强，东部地区最弱。
大企业的税收收入为我国财政收入贡献了绝大部分力量，此外大企业更是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与其他中小企业相比，大企业的日常生产经营活动更为复杂，经营范围也更加广泛，跨区域经营业务更多，因此，大企业一直是税务管理的重点和难点。从世界形势来看，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很早已经认识到加强对大企业税务管理的重要性，在近十几年的探索中，已经提出了较为合理的大企业税收管理模式，并采取了一系列较为有效的措施。相比之下，我国的大企业税收管理还较为模糊，管理模式上存在着较多的问题。本文在借鉴国外经验的基础上，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大企业税收管理模式，包括专业化的管理制度，管理机构的职能界定，税收风险识别应对，网络信息平台的建设以及专业化人才队伍的培养等方面，从而为大企业提供更加国际化、现代化和专业化的纳税服务，为大企业的国际竞争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进而增强其国际竞争力。
互联网技术日新月异，我国金融脱媒趋势逐年显著。非银行融资方式对商业银行资产端和负债端的脱媒势必会影响我国商业银行的业务结构以及盈利模式，并会对我国商业银行的传统业务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笔者选用2000—2013年商业银行贷款、存款、国内生产总值、债券发行规模、股票市场融资规模、信托资产规模、银行理财产品等季度数据，通过建立VAR模型方法来定量评估各种金融脱媒因素对我国商业银行资产负债业务的冲击程度以及度量其贡献度，从而为我国
商业银行在业务结构、服务模式、风险管理等方面转型提供实证支持及政策建议。
笔者从融资的规模、融资的工具结构、融资的主体结构三个角度构建融资服务水平，建立协调发展度模型验证中国的融资服务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匹配程度，形成对已往的以“VAR模型”为主的研究成果的有力补充。结果显示：其一，2002—2012年中国的融资服务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间的确存在相互反馈的互动发展关系，两者间的协调发展经历过2002—2005年的失调阶段、2006—2010年的基本协调阶段、2011—2012年的优良协调阶段。其二，融资服务与经济发展的相对发展水平存在以2008年为临界点的阶段性，2008年的拐点效应明显。其三，2013年31个省份中融资服务与经济发展协调发展失调的有12个，占比高达3871%，整体情况有待进一步提高。其四，中国融资服务水平与经济发展的协调发展度在空间分布上整体上表现为东部沿海地区强于中西部地区，协调失调地区集中于西部地区，但融资服务水平与经济发展间的相对发展程度高低在空间分布上无明显的“板块聚集效应”。
笔者针对我国更广泛的金融变量，利用动态因子模型构建了我国金融状况指数（FCI）。并以FCI为金融市场的代理变量作为转移变量，构建了logistic向量自回归（LSTVAR）模型，分析以货币供给量为工具的货币政策对产出和价格冲击的非对称性效应。实证结果表明，金融状况良好情形下，扩张货币政策对增加产出短期有效而长期无效。而金融状况恶化情形下，扩张的货币政策不引起价格的显著上涨。因此，我国需要构建能反映国情的FCI，并且根据不同的金融状况采取相应的政策反应，从而避免或降低金融市场波动给宏观经济造成不利影响的可能性，进而维护金融秩序和稳定物价。
笔者以2004—2013年上市银行为样本，研究了高管薪酬、内部差距与银行业绩间的关系。研究发现：高管薪酬与银行净利润和市场价值（托宾Q）显著正相关，但薪酬对激励高管提高银行资产运营能力和盈利水平的资产收益率和净资产收益率以及股东回报（每股收益）动力不足；高管团队间的绝对薪酬差距有利于激励核心高管提高业绩，符合锦标赛理论预期，但相对薪酬差距与业绩呈倒“U”型关系；高管团队内部薪酬差距（绝对和相对差距）和高管团队规模协作需要的交互作用对业绩具有负向显著影响,而人均资产协作需要变量没有调节薪酬差距和业绩间的关系；高管与员工的绝对和相对薪酬差距与业绩显著正相关，支持了锦标赛理论。研究结果表明，上市银行已初步建立起高管薪酬与业绩相联系的激励制度，锦标赛理论对银行高管团队薪酬差距的解释能力是有限的,这为银行高管团队薪酬的制度设计与激励带来了启示。
笔者将企业生产率异质性与运输业规模经济同时引入新经济地理模型，并重点考察后者在异质企业空间选择及产业布局中的作用，发现当运输业存在显著规模经济时最有动力向中心地区转移的企业是低效率企业，而高效率企业却继续留在外围；当运输业存在适度规模经济时，生产率水平居中的企业最有动力向中心地区转移，而外围地区处于生产率分布两端的企业却没有再选址的激励；这就揭示了影响地区差距的另一种重要机制，即运输业规模经济是一种产业分散力量，有助于地区间经济差距与生产率差距的缩小。进一步研究表明，贸易成本下降（贸易自由化）强化了企业空间选择中的分类效应，促使更多生产率居中企业向中心地区转移，而外围最具生产率优势的企业却是最后的转移者；进而，贸易自由化总能改善中心地区的福利水平，外围地区则可能面临福利下降的厄运。因此，笔者认为为实现我国区域间经济协调发展，应重点关注运输业的运行状况和经济表现，同时区域发展政策应与运输业相关产业政策相互协调。
作为一国经济外部均衡的集中体现，经常项目反映了国内储蓄与投资的差额，对经常项目的解释也就是对储蓄投资差额的解释。由于储蓄本质上是居民跨期选择的结果，故根据跨期选择理论研究储蓄动机是理解经常项目的重要环节。笔者基于消费者跨期最优分析，建立了包含预防性储蓄变量的经常项目现值模型。模型将经常项目形成分解为预防性储蓄、平滑消费、倾斜消费和新息四个来源。来自中国的宏观经济数据对模型检验的结果表明，尽管预防性储蓄对经常项目的贡献在不同的风险规避量下和不同的年度会有较大差别，但在5%的利率假设下，这一指标基本集中在30%~50%，这表明预防性储蓄是中国经常项目形成的不可忽视的因素，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中国经常项目长期顺差的原因，从储蓄形成的视角为未来涉及经常项目的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
在全球化时代，稳定而持续的经济增长仍然是政府和经济学家们关注的焦点所在。经济学家们确信经济增长来源于企业生产力的增长，而出口是企业生产力提高的本源之一，并认为两者的关系是双向的，即不仅是生产力高的企业更容易进入国际市场，企业也可以通过国际化实现“干中学”。新新贸易理论的出现使得国际贸易理论的研究经历了一个革命性的变化，学者们开始运用企业层面的微观数据对出口行为与生产力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并提出了自选择假说，即生产力高的企业才能进入国际市场以及出口的学习效应假说，也就是说，企业通过出口实现干中学。截至目前，自选择假说已得到普遍的支持，但关于出口的学习效应假说则缺乏一个统一的结论。笔者从工艺创新和产品创新、出口的目的地、企业和行业特征、出口经验和出口意愿、以及进口等多个方面回顾和总结了在出口的学习效应领域已经取得的研究成果，并在此基础上展望未来的研究前景。
透视战略人力资源管理“黑箱”的微观机理，应注重两个问题：一是人力资源管理系统驱动员工行为的微观心理机制是什么；二是本土文化是否发挥调节作用。笔者以中国21个省域的726名企业正式员工为研究对象，采用结构方程模型探究了支持型人力资源管理系统影响员工帮助行为的个体层面心理机制。研究发现：员工的支持型HRM系统感知能够直接激发其帮助行为；支持型HRM系统感知还可依次通过情感承诺、工作满意度的中介作用来影响其帮助行为；中庸价值观仅在员工的支持型HRM系统感知与情感承诺间发挥显著的调节作用。研究说明：企业为员工提供支持，将得到员工对组织的心理依附，这不仅会在组织中创造良好的工作氛围，还会不断提升员工的工作满意度，并最终激发员工主动帮助他人的行为；此外，企业在为员工提供支持时，应尊重员工的中庸价值取向，这有助于加速员工与组织间的心理融合。
依据习近平指出的国家安全体系11项构成，境外大型传媒集团进占中国市场会同时牵涉其中政治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和信息安全，因此，有必要从国家安全视角，揭示和刻画境外大型传媒集团进入中国的战略意图、战略特征和战略效应。笔者以时代华纳为案例，研究发现：境外大型传媒集团进入中国的战略意图突出表现为持续谋求中国市场的领导地位，进占中国市场的战略呈现鲜明的进取性特征，其总体战略表现为“打造全面覆盖传媒市场的中国区域价值网”，其业务战略表现为“伺机进攻+卓越性价比”，战略效应显示既能给中国带来重大战略利益又能带来国家安全风险。笔者研究还发现，截至目前，境外大型传媒集团已经充分利用中国传媒政策所提供的经营空间，中国传媒政策是境外大型传媒集团进占中国市场唯一的真实障碍。
笔者使用能够根据研究对象的异质性信息内生分组的面板平滑转换回归模型，允许地区之间相关性、地区异质性和时间变化带来的变量不稳定的影响，从而研究了进出口贸易对空间不平等的影响。笔者选用产业结构差异度、政府支出和市场潜能差异度作为转换变量，以地区人均GDP的权系数衡量空间不平等，使用26个省份333个地级行政区的数据研究发现进出口贸易对我国各省份的空间不平等存在显著的动态非线性影响，该影响与各省份的产业结构差异度、政府支出和市场潜能差异度有关；且随着转换变量的取值变化，在区制之间平滑转换。进出口贸易在产业结构差异度较大、市场潜能差异度较大、政府支出较低的省份对空间不平等的弹性系数较高。据此，笔者提出促进相对落后地区的产业发展，降低产业结构差异度;加快落后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降低市场潜能差异度;沿海省份加大转移支付力度，扶持相对落后地市的公共服务事业的发展等消减进出口贸易的空间不平等效应的相关对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