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制政府资产负债表对于政府资产负债存量核算具有重要意义。政府资产负债表编制相关问题亟待突破解决，核算主体范围是首要问题。笔者围绕政府范围的规范统一问题开展探索性分析。笔者分析认为：编制目的是确定编制政府资产负债表理论基础的重要依据，政府活动属性决定了政府资产负债表的编制理论基础，将SNA体系、GFS体系与IPSAS准则结合起来，有利于政府范围的规范统一。在此基础上，笔者通过比较分析三种不同核算体系中的政府范围，发现GFS体系多层次政府范围划分有助于政府范围界定的规范化。结合中国组织机构的活动属性和功能，将中国政府资产负债核算主体范围划分为三个层次，能够实现编制政府资产负债表的目的。
自从我国财政分税制改革以来，地方政府财政收支不平衡日益加剧，债务融资需求不断扩张，致使市政债券逐渐成为解决地方政府资金需求的重要融资工具之一。在地方政府自主发债过程中，如何确定发债规模、测量预期违约率、有效控制风险引发了学术界的广泛思考与探索。笔者选择KMV模型对东、中、西、东北地区具有代表性的江苏、河南、陕西和辽宁四个省份在不同期限和不同发债规模下的违约率进行预测，并确定了合理的发债规模，为风险的控制提供精准支持。与其他度量地方政府债券信用风险的文献相比，笔者在测量地方政府可担保财政收入时创新性地引入了上级政府补助收入和当前到期债务两个指标，使预期违约率的计算更加科学、发债规模更加准确。研究结论为四省份加强债券风险监控、信用风险科学评估、制定合理风险防范措施提供了科学依据。
笔者以P2P网络借贷行为为研究对象，从贷款人视角对影响P2P贷款人交易决策的因素、从借款人视角对影响借款人违约的因素、从传统中介视角对P2P风险溢出效应、从监管者视角对监管策略分别进行了文献综述与研究展望，并结合监管策略研究，对当前P2P监管困境及监管优化提出了对策建议。研究意义上，厘清交易决策的影响因素将为引导投资人进行理性交易提供逻辑借鉴，理解违约风险的形成机制、溢出特征及其对货币政策传导效力的扰动作用将为强化风险监管提供路径参考，反思P2P在监管思路、监管导向与监管博弈方面的现实困境并提出监管优化策略，将为实现创新式监管提供政策依据。
笔者通过收集人人贷网站数据，采用了异质性双边随机边界方法研究了P2P网贷中借款人和投资人对借贷利率的定价权力的相对大小。研究结果表明，在竞拍模式下的P2P网贷业务中，投资者在利率决定中处于明显的强势地位，导致最终平均成交利率高出公允利率129%，并且几乎所有投资者都占有了净剩余，从而P2P市场呈现买方市场的特征；进一步通过分析软信息对借款人议价能力的作用发现，借款描述的字数只在一定范围能对增加借款人议价能力有帮助，超过这个范围反而会削弱借款人的利率定价权。笔者还比较了投资者净剩余依不同维度特征的分布信息，发现借款人的信用等级越高，投资者占有的净剩余越少；投资者占有净剩余的多少虽然依借款人居住地有一定区别，但并不按东、中、西部的区域呈现明显差异；文章还发现货币政策调整与投资者占有净剩余的大小有一定关联性，在一系列扩张型货币政策调整之后，投资者的净剩余缩小，借款人议价能力严重不足的情形得到缓解。笔者的研究反映了P2P平台借贷活动中，借款人在利率定价权上的地位缺失，因此P2P网贷业务离“普惠金融”的公平性发展目标尚存在一定差距。
“十三五”期间，依法治国是重要战略议题。如何依靠法律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保护投资者利益是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一个重要基础。保护投资者利益，监管机构可以通过立法，建立法律法规，完善投资者保护体系。除了立法，司法环节将直接决定法律的实施效果。资本市场中的诉讼案件及其执行效果为我们系统考察法律的司法情况提供了研究样本。目前，国内外积累了一部分研究成果，笔者从诉讼相关概念出发，构建了以诉讼为中心的研究结构框架，并针对上市公司和审计师这两类不同的涉诉主体，总结和分析了其诉讼风险的影响因素和应对措施两大问题，同时对可挖掘的研究方向进行了展望，以期能够促进国内学术界对于法律诉讼的进一步关注与研究。
中国政府会计可以较好地提升政府治理效能，对这种提升作用发挥的具体机制还有待结合中国情境进行深入探讨。本文在当前政府治理理论基础上构建了一个政府治理分析框架，在总结改革措施的基础上，发展了一个分析框架，来讨论政府会计怎样通过衍生职能提升政府治理效能。笔者将政府会计提升政府治理效能的机制总结为信念革新、技术变革和制度支撑三方面，集中探讨了中国情境下上述三种机制对政府治理中的信念基础、组织架构、行为规则和实质规范等方面发挥作用的具体机理，提出了完善政府会计改革的理论和实务建议。这一研究从理论上阐述了政府会计提升中国政府治理效能的关键机制，使政府会计研究更好地与中国政府治理实际相结合。
分析师是否进行现金流预测以及对盈余预测准确度的影响越来越受到学术界和实务界的关注。本文在以前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考察了在哪些情况下分析师现金流预测对盈余预测准确度的影响更加明显。研究发现：在盈余波动性大、现金流波动性大、公司治理水平低的公司，分析师进行现金流预测对提高其盈余预测准确度的作用会更加明显。这一研究结果意味着分析师在进行现金流预测时存在复杂的决策过程，因此导致现金流预测与盈余预测准确度的关系在各个公司间表现不同。本研究有助于我们更深层次地理解分析师现金流预测的经济后果及其作用机理，有助于投资者更有效地使用分析师预测信息并做出有效决策。
能源最优开采问题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议题之一，日益严峻的环境污染使得能源替代问题被广泛关注。能源市场中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本研究在假设可耗竭资源的储量及可再生资源的技术进步均具有不确定性的条件下探讨了可耗竭资源向可再生资源转换问题。首先讨论了资源税、储量不确定性、需求价格弹性、成本储量弹性对可耗竭资源最优开采路径的影响；其次分析了技术进步不确定性对可再生资源最优开采路径的影响；最后研究了最优转换时间问题。在求解模型的过程中，发现求得最优化模型的显式解不容易，转而采用数值模拟方法找到模型的数值解。结果显示最优的转换时间不但受到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还受到能源需求、开采成本及资源税等相关参数的影响。
本文采用一个三部门动态一般均衡模型考察了居民家庭消费偏好转变、部门技术进步对服务业发展的影响。数值计算结果表明，仅居民家庭对生产性服务品的消费偏好提高005个单位时，服务业部门总产出提高029%。当生产性服务品和奢侈品的消费偏好同时提高005个单位时，服务业部门总产出将提高037%。当生产性服务品部门、奢侈品部门和非奢侈品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分别提高005个单位时，服务业部门总产出将分别增加039%、028%和387%。由此可见，消费偏好转变引起的结构升级和部门技术进步能够显著促进服务业发展。
在品牌国际化的过程中，跨国公司非常重视公司品牌战略。现有文献主要基于外部利益相关者视角，研究公司形象对消费者购买决策的影响，很少有文献基于内、外部利益相关者视角，全面地研究公司品牌对内、外部利益相关者的共同影响。笔者引入品牌资产理论，构建公司品牌的三个维度对内、外部品牌资产的影响机制模型，使用问卷调查法，面向巧虎公司的员工与顾客收集数据，将两者进行一一对应配对，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数据，研究发现：公司愿景影响内部品牌资产，并进一步通过内-外部利益相关者互动，间接影响外部品牌资产；公司文化影响内部品牌资产；公司形象影响外部品牌资产。研究结果表明，公司品牌的三个维度对内、外部利益相关者的影响是不同的，基于内、外部利益相关者视角，全面地分析公司品牌对内、外部利益相关者的影响十分重要；在跨国公司打造强势公司品牌、提升品牌资产的过程中，内-外部利益相关者互动是连接内、外部品牌资产的重要桥梁。
笔者将影响企业成长的两个重要环境——集聚经济和FDI联系起来，重点从专业化、多样化与FDI形成差异性的交互效应角度，运用海关数据和工业企业数据，采用广义线性回归深入考察了双重成长环境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以弥补现有研究的缺陷。研究表明：双重成长环境中，由于专业化有利于形成共同的知识基础，加快FDI溢出的扩散，进而通过FDI提升出口质量；而多样化却不利于形成共同的知识基础，降低了FDI溢出的吸收效率，通过FDI阻碍了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而且，双重成长环境更有利于技术密集型企业和外资企业的出口质量提升。基于此笔者认为,忽视企业多种外部环境之间的交互性，将难以真实地揭示企业发展的外部影响因素。政府在产业布局上，应结合城市的FDI状况，争取达成专业化与多样化的“动态平衡”；缩小劳动密集型企业与外企的技术差距，深化本土企业与外资企业合作，从而更好地发挥双重成长环境的正向作用。
笔者以年份2000—2014期间中国省际五星级酒店的面板数据为样本，立足于微观层面的政府官员视角，涵盖五星级酒店数量与收入双重维度，采用实证研究方法，探究地方官员任期、晋升锦标赛对五星级酒店行业发展的影响，并将研究视角延伸至政府反腐政策、官员更替背景下晋升压力对五星级酒店收入影响的可持续性。研究发现，任期较短的官员倾向于投建国有、外商五星级酒店，但短期任期驱动下的五星级酒店“扩建热”并未提升五星级酒店的收入水平。晋升锦标赛导致国有、私营五星级酒店的数量扩张，并因官员的政绩诉求推动了五星级酒店的收入增长；在高压反腐以及官员更替时期，晋升压力对五星级酒店收入的提振效应弱化，呈现出收入增长的不可持续性。研究结果表明，五星级酒店的不合理投建、短视行为以及不同所有制酒店的不公平竞争等问题的解决须重视官员经济行为中的道德风险。本研究成果验证了任期对官员经济行为影响的存在性，为多情景视角下晋升锦标赛的持续影响增添了中观层面的经验证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