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初财政部发布的一系列地方政府债券与债务管理文件，一方面推动了地方政府债券市场化发行的进程，另一方面细化了对地方政府债务运行各环节的监管措施，事实上是强化了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债券与债务运行各环节的监管。笔者通过双重委托代理模型分析现阶段这种典型的“自上而下的外部强制性”的监管模式，分析结论是现阶段的监管模式不仅不能有效抑制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盲目扩张，更不能摆脱地方政府官员在债务融资过程中时常引发的道德风险，即相应监管模式存在多重激励不相容的问题。鉴于此，论文后半部分运用动态博弈思想重建模型，寻求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与地方居民激励相容的必要条件，认为“内生激励型”要素是构建地方政府债务监管模式的关键因素，并对“内生激励型”的地方政府债务创新监管模式提出相应建议，重点包括：构建三级政府架构下的具有财政联邦主体地位的地方政府债务融资模式；强化市场中投资人以及第三方评估机构对地方政府债务的监管；中央政府运用总量控制手段进行监管的同时要进行地方政府信用资源的平衡等。
笔者跟踪调查了2010—2012年四川省181个县（市辖区、县级市、自治县）的财政信息公开情况，发现3年间县级财政透明度的总分平均值分别为18.40、21.36和31.80（满分100）。调查反映出的特征事实包括：1.四川省县级财政透明度的绝对水平不高，但呈上升趋势；2.成都市县级财政透明度显著领先于四川省内其他地级市；3.在四川省县级政府结构和职能的基本信息之外，部门间权责关系有待公开厘清；4.大多数的四川省县级政府没有完整公布预决算文件；5.四川省县级“三公”消费和非一般公共预算信息严重缺失；6.四川省县级预算对会计基础和编制标准的说明普遍忽视；7大多数的四川省县级政府没有及时公布预决算文件。结合新《预算法》的要求和对四川省的调查结果，我们认为良好的财政透明度是预算信息真实性的保证，而后续改革应注重加强预算信息的全面性、详细性、及时性和易懂性，从而通过财政透明程度的提升来推动我国现代财政制度的建立。
近年来，我国地方政府的债务规模快速扩张、债务风险不断积聚，日渐引发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笔者首先对地方政府债务相关理论进行文献回顾；其次以宁波市公债危局为例，尝试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对宁波市政府债务规模与财政风险进行分析。笔者发现，宁波市政府的偿债率和债务负担率逐年上升，已超过警戒线水平，加之财政收入来源单一、金额有限，故逐渐陷入债务危局。最后，笔者基于案例研究结论，针对地方政府的债务融资规模与风险防控提出相关政策建议，希冀能裨益于地方政府债务危局的破解。
政策性金融的公共性是政策性金融以国家信用为基础，在非排他、非利益诱导机制安排下提供具有特定选择对象的金融服务以实现其最高宗旨——金融资源配置社会合理性的本质性特征，是新历史阶段下对政策性金融本质的最新认知与概括，亦是对中国政策性金融运行20余年后进一步深化改革提出的一般性指导原则，对于规范政策性金融健康有序发展具有战略意义。政策性金融公共性的内涵包括目标的公共性、活动范围的公共性以及运作机制的公共性；其具体内容及侧重点取决于一国的基本国情，与经济、政治等诸多因素紧密相关；政策性金融实践的质量与效能直接影响其公共性本质的实现程度，但政策性金融的公共性属性却并不必然决定政策性金融的实践，故而需要通过立法等措施保障其公共性职能的发挥。
公司的融资关系到公司经营与发展的稳定性，在学术界有关公司融资行为的研究很多，但很少有人考虑到社会文化环境这一重要因素对公司融资行为的影响。笔者以50个城市中的870家上市公司为样本，将50个城市的文化竞争力作为高层次变量，利用分层线性模型来研究文化环境对上市公司融资行为的影响。结果发现：上市公司之间融资净流入的变异有84%是由地区文化之间的差异造成的；区域文化环境在资产负债率与融资净流入间起到了调节作用。综合研究结果，笔者认为当上市公司处在具有创新精神、创新文化氛围较高、价值取向良好的文化环境中时，融资会相对较好。
随着中国市场化改革的深入，信用评级在资源合理配置、金融产品定价、提高市场有效性、消除信息不对称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KMV模型作为现代信用风险度量模型，能够动态灵敏地反映上市公司的信用状况，在发达国家被广泛应用于上市公司信用风险评估。由于中国经济体制与金融市场的特殊性，KMV模型尚不能直接在中国得到应用。笔者首先根据中国金融市场的特点，对KMV模型参数的估计与设定方法进行修正。随后运用修正后的KMV模型，对2014年2月中国2008家上市公司的信用风险进行评估，并对模型识别和预测信用风险的能力进行检验。结果表明：修正后的KMV模型具有良好的上市公司信用风险识别能力；在特定的评估时长下，模型具有较强的信用风险预测能力。笔者研究表明经过修正的KMV模型能够有效评估中国上市公司的信用风险，是对我国上市公司信用风险评级方法的有益补充。
笔者基于创新驱动视角，以2010—2013年间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实证检验了生命周期对于企业R&D投入水平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生命周期是企业R&D投入的重要影响因素，与企业R&D投入强度显著负相关，即随着生命周期的递进，企业的R&D投入强度逐渐降低。国有企业的R&D投入强度整体显著高于民营企业。进一步的研究结果显示：成长期企业的R&D投入强度明显加大，而成熟期和衰退期企业的R&D投入强度明显减弱。此趋势在民营企业类别中显著，但在国有企业类别中并不明显。选择在企业的成熟期即开始削减R&D投入水平，这或是国内大部分民营企业生命周期较短、不能基业长青的重要原因之一。
随着并购活动的日益活跃和资本市场的不断完善，资产评估定价为并购定价提供价值参考意见的可靠性值得关注。笔者尝试利用商誉这一会计变量，从长期角度考察资产评估定价的市场反应，为资产评估定价的准确性研究提出了新的思路，并以此考量资产评估定价在资产重组中的作用，有利于资产评估行业技术和监管水平的提升。笔者利用87家中国上市公司2007—2011年并购重组活动中的经验数据，研究了并购重组活动中评估定价的准确性问题。首先，笔者对并购重组的成交价格与评估定价之间的差异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发现评估定价与成交价基本吻合，评估定价也越来越成为并购重组定价的参考依据之一而被交易双方所接受；其次，笔者又运用“合并商誉”这一企业并购重组中所产生的会计资产项目间接考察评估定价的股票市场反应，结果表明相比成交价，评估定价更为资本市场所接受，它为交易提供了公平合理的咨询价格，具有一定的准确性。
农村土地流转必须以农民的自愿为基础。笔者在定义农村土地流转成熟度的基础上，认为对某一区域是否具备土地流转条件的评价，不但应该包括对土地流转市场、农民权益保障机制建设的衡量，还应包括土地流出者（农民）对土地流转的意愿以及流转过程中可能承担的风险以及权益保障的认知评价。为此，笔者构建了一个由土地流转市场建设、保障机制与制度、非农就业驱动以及农业技术发展四个子目标组成的区域农村土地流转成熟度评价指标体系，然后应用层次分析法设计了一个适合判断土地持有者（农民）对土地流转成熟程度认知的评价方法。该评价方法不但能够用来判别目标区域农民对土地流转的意愿，而且也可以用来反映不同区域（子区域）在土地流转市场建设、保障机制与制度、非农就业驱动以及农业技术发展等影响土地流转因素的差异程度。该评价方法对于政府推动土地流转的机制建设和有关土地流转企业的市场决策，尤其是土地银行等专业土地金融机构是否介入区域土地流转市场的决策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笔者通过建立网络外部性条件下的消费者效用函数，构建了能够体现出企业市场进入过程和结果的市场份额演化的动态模型，分别考察了直接网络外部性、间接网络外部性及质量三种因素对企业市场进入的影响。研究发现：对具有初始用户基础的企业来说，产品的直接网络外部性越强，越有利于企业用户基础优势的发挥，越能够帮助其市场进入获得成功；间接网络外部性越强，意味着与新产品相关联的开发商数量越多，越有利于企业已有用户向新产品的过渡和转换，能够帮助企业在进入初期便积累大量用户，有利于顺利进入市场；产品的质量特征越明显，消费者在选择产品时更偏好产品质量，如果新进入企业所模仿的产品的质量不及被模仿的产品质量，将不利于其市场进入的实现，其已有用户基础也不再成为其市场进入的优势。基于研究结果，笔者将网络外部性市场中的产品分为用户驱动型、开发商驱动型和质量驱动型，并提出了在网络外部性特征显著的情况下，企业实现市场进入的建议。
笔者将知识密集型服务企业的创新方式分为技术创新和非技术创新两个维度，其中，技术创新包括产品创新和流程创新，非技术创新包括管理创新和市场创新；以知识基础观为理论基础，将知识来源、研发投入和顾客联系3种知识要素作为自变量，构建概念模型，探讨知识密集型服务企业4种创新方式的特征及其创新驱动因素的差异性；在189家知识密集型服务企业样本数据的基础上，使用多元probit回归对不同创新驱动因素与4种创新方式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知识来源正向影响非技术层面的创新，而研发投入更有利于技术层面的创新；同时，顾客联系正向影响技术创新中的流程创新和非技术创新中的市场创新，这些都是与顾客存在密切交互的创新环节。本研究成果有助于为中国知识密集型服务企业的创新实践提供理论指导和管理参考。
品牌价值的排序对公众认知、社会关注以及政府扶持政策都有重要的参考意义，但现行的品牌排序的方法却一直备受争议，至今还没有一套可靠的、令人信服的排序方法，这使得各个机构的排序均缺乏公信力。针对这一问题，笔者运用多属性决策理论的标准化方法，引入品牌信息量的概念，将品牌的关键指标转化为统一的信息量纲，对品牌的关键指标进行了信息量的转换，规避了多属性评价的权数难以科学确定的问题，最终构建了一套以品牌信息量为依据的品牌评估与排序方法，并辅以简化计算的模型。我们还依据2014年中国连锁品牌质量发展调研的数据，对中国女装行业中的20个品牌进行计算与评价，并应用“基于多属性决策理论的品牌排序方法”进行排序，最终得出具有说服力的实证结果。“基于多属性决策理论的品牌排序方法”为客观评价品牌提供了一条全新的思路，补充了品牌管理科学的一块薄弱领域，是对品牌评价与排序理论的创新研究，同时也为企业管理人员在参考品牌排行进行对标管理的过程中起到指导性的作用。
目前，学术界对于竞争机制激励效果的研究，还主要聚焦在获胜者奖金设置区间、竞争人数等外在因素，较少关注个体偏好与竞争机制的相互匹配效应。笔者遵循实验经济学的研究范式，通过设计需付出真实努力的工作任务和不同工资方式的实验来测度人们的竞争意愿，考察落后厌恶、领先厌恶与竞争意愿的作用机制，从公平偏好理论视角探寻参与者特征与激励机制的匹配关系。实验结果表明：（1）落后厌恶抑制了人们的竞争意愿，领先厌恶则不影响人们的竞争意愿；（2）男性被试和女性被试选择锦标赛工资形式的比例分别为54.762%和22.500%，被试竞争意愿较弱，且存在性别差异；（3）本实验中的被试较少关注他人及社会福利，表现得较为自利，其在修正的独裁者博弈中往往选择自己利益最大化的分配方案，而非双方都均等的分配方案。基于此，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高竞争强度的激励机制会导致部分高能力参与者没有被甄别，组织利用锦标赛等竞争性激励机制时，需要考虑其使用环境、参与者的社会偏好等。
当前中国经济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我国企业在推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却普遍面临着严峻的生存风险，这严重威胁了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就业的稳定。企业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资金，而我国企业却大多面临着严重的外部融资约束问题，由此，笔者基于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利用Cox比例风险模型实证分析了外部融资约束对我国企业生存风险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外部融资约束确实加剧了我国企业的生存风险，这一结论在多角度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进一步的分析发现这种影响因企业类型不同而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性，外部融资约束对我国民营、中小型及资本密集型企业生存风险的影响显著大于国有、大型及劳动密集型企业。基于此，笔者认为我国政府应加速金融市场发展，大力拓宽企业融资渠道，以有效缓解企业外部融资约束问题，从而在微观层面上促进企业提升市场竞争力，在宏观层面上则保持我国经济稳定快速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