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中国基尼系数是0.469，处于较高位置。个人所得税是缩小收入差距的常见措施之一。其基本原理是高、低收入者分别适用高、低边际税率，高收入者的单位收入税负高于低收入者的相应值，因此全社会的税后收入差距小于税前收入差距。个税收入调节功能的发挥依赖于四个要素——免征额、最低边际税率、最高边际税率、最高边际税率适用的收入最低限额。笔者构建高、低收入者的两群体个税模型，研究四要素对收入差距的影响，发现了四要素与收入差距关系的八个推论，且上述推论基本符合跨国截面数据模型的实证检验结果。研究显示，中国要加强个税的收入调节功能，需要提高最低、最高边际税率，降低免征额与最高边际税率适用的收入最低限额。依据上述原则，本文制定了新的七级超额累进税率表。
经济发展新常态背景下，经济增长速度转向中高速，税收增速必然下滑，因此，提交税收增长质量、探索税收新增长极因素对于确保我国未来税收持续稳定增长至关重要。笔者运用LMDI分解技术综合分解出了影响我国税收增长的宏观因素，并且测算出了各因素的效应值和贡献率。结果发现：在2005—2012年间，经济产出对税收增长的贡献度最高，带动税收累计增加了48 097.5亿元，累计贡献率为57.2%，但带动效应在下滑；产业税负因素居第二位，带动税收累计增加了27 672.7亿元，累计贡献率为32.9%，并且带动效应在增强；税收结构因素居第三位，带动税收累计增加了8 148.9亿元，累计贡献率为9.7%，不过带动效应的波动性较大；产业结构因素对税收产出的贡献度最低，带动税收累计增加了仅仅222.7亿元，累计贡献率为0.3%，但呈现出效应扩大趋势。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的地方政府性债务规模迅速膨胀，已深切影响到经济良性发展和金融体系安全。近年来，财政透明度成为认识政府性债务规模的又一新视角。笔者从理论与实证两个角度探讨了财政透明度对政府性债务规模的影响及其内在逻辑。理论研究表明，基于中国“晋升锦标赛”模式下的官员激励特色和向最优金融结构趋近的银行业发展现实，在财政透明度缺失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存在运用债务资金进行过度投资的冲动，因此通过财政透明度的提升能够缩小政府性债务规模。实证研究表明，财政透明度与政府性债务规模之间的负相关关系是显著的，提高财政透明度，有助于规范约束地方政府的举债行为，防范和化解财政风险。
笔者从金融创新不同发展阶段的视角，采用面板VAR模型实证比较分析了我国和美国的银行脆弱性水平、金融创新、资产规模三者之间相互影响及动态关系。结果表明，我国和美国金融创新对银行脆弱性的影响均显著，但在我国是正向关系，而在美国为负向关系，表明我国2005年以来的金融创新有助于改善银行体系脆弱性水平，但美国过度的金融创新推高了银行的脆弱性水平，因此，金融创新与银行脆弱性之间已经不是简单的二元论断，而是动态变化的。方差分解表明，金融创新和资产规模的冲击对银行脆弱性水平的贡献度，我国要高于美国市场；因果关系检验表明，银行脆弱性水平与金融创新均互为因果关系，资产规模也是影响银行脆弱性水平的重要原因，但反之不成立。这启示我们：调控银行脆弱性水平时，需要区分金融创新是处于促进还是抑制银行脆弱性的发展阶段，同时，应考虑金融机构的资产规模。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寿险市场的发展有目共睹，寿险需求总体呈现出显著上升趋势，但近两年，部分地区出现了保费收入增长减缓甚至负增长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人们对中国寿险市场发展前景的信心，不利于寿险功能的充分发挥。因此笔者将试图通过国际比较来解释中国保险需求增长波动现象。通过采用面板数据模型，对全球58个国家8个组别和中国31个省份4个组别进行实证检验和结果比较，发现从全球角度来说，收入水平对寿险需求会产生正面影响，但影响程度会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出现先扬后抑的趋势。我国不同经济水平地区的寿险需求收入弹性走势与全球并不一致，经济相对落后省份的寿险需求收入弹性大于1，远高于全球同经济水平地区；而经济相对发达省份的寿险需求收入弹性迅速下降至1以下，低于全球同经济水平地区。另外，寿险市场发展程度对寿险需求有明显正面影响，但其他影响因素对寿险需求的影响在不同经济水平的地区结果并不一致。
中国信托业自2007年受益于金融市场功能分割、信托全能优势以及经济刺激环境实现了高速发展。然而，由于信托功能定位不准、信托公司“重业务、轻内控、轻能力建设”管理模式、投资者教育工作落后、信托风险市场化处置原则尚未有效建立等因素造成当前我国信托业发展遇到了“刚性兑付”困境，阻碍了信托业回归信托本源，阻碍了信托业的可持续发展，扭曲了金融产品风险定价机制，造成市场风险分担不合理，冲击了资产管理行业发展基础。因此，只有把握信托资产管理属性，推动行业向资产管理业务方向转型，健全信托公司有效风控体系，强化项目投资能力、项目管理能力和科研能力，重视改进投资者教育工作，明晰信托关系责任认定原则以及风险市场化处置原则，“刚性兑付”困境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者从信息优势视角出发，以2004—2013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对比研究与上市公司地理距离远近的两类基金持股对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差异。研究发现，在高现金流、低成长公司中，本地与非本地基金持股效应一致，均发挥了积极的治理作用，表现为持股比例越高，公司现金股利水平越高；在低现金流、高成长公司中，非本地基金未能识别此类公司的特殊性，总体上依然正向影响股利水平，而持股周期在一年以上的本地基金，凭借信息优势以及长期持股动机，对低现金流、高成长公司的现金股利水平具有反向作用，提高了这类公司股利政策的合理性。研究结论支持了地理距离对基金持股治理效应的影响。
公司是各种契约的结合体，股利政策是大股东、少数股东、债权人及经理层等利益主体之间博弈的核心内容，笔者利用我国A股上市公司2008—2013年的数据，采用线性相关分析和多因素回归分析等方法研究了会计稳健性和股利分配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会计稳健性与股利分配水平呈倒“U”型关系，一方面，会计稳健性作为缓解股东与经理层、大股东与少数股东之间代理问题的一种有效治理机制，通过及时地遏制非效率投资、降低融资约束，从而提高股利支付水平；另一方面，债权人通过稳健的会计信息提高上市公司股利发放的门槛，降低股利支付水平，最大限度地将股利留在公司，实现对自身利益的保护。笔者从会计稳健性的角度研究了公司的股利分配政策，深化了股利分配理论，丰富了会计稳健性经济后果论的相关研究。
笔者运用J-F终生收入法和当期收入差别法两种方法，构建了中国西部、中部和东部地区的基于人力资本的劳动力质量的指数度量，并详细分析了中国劳动力质量的地区差异。J-F终生收入法和当期收入差别法这两种方法均是基于人力资本收入法发展出来的，运用J-F终生收入法构造了分城乡的劳动力质量面板数据，它反映了短期和长期的劳动力质量回报，而当期收入差别法则是利用三个地区的农民工在同一个市场工作的情况，构造了各地区城镇劳动力质量指数，该方法更加关注于当期劳动力质量差异。从横截面和时间序列两方面分析，发现东部的劳动力质量显著高于西部和中部，并且地区差异还在不断扩大，地区间农村劳动力质量差异要大于城镇劳动力质量差异，但是地区间城镇劳动力质量差异的扩大速度更快。对比经济发展、人力资本与劳动力质量的关系，发现劳动力质量的地区差异要大于以人均受教育年限度量的人力资本地区差异，但低于以人均GDP度量的经济发展水平地区差异，同时也发现劳动力质量与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
自凯恩斯主义诞生以来，作为对市场缺陷的一种弥补，政府逐渐远离古典主义所信奉的市场“守夜人”角色，并作为经济活动主体越来越广泛地介入和参与到实际经济生活之中。经济危机使经济学家们和公众更加关注自由市场本身的缺陷以及市场失灵问题，但是却很少有人关注政府失灵问题，而政府失灵却是导致危机爆发并长期持续的关键性因素之一。笔者通过回顾美国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以及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前后政府的行为，认为在这一系列的经济波动事件背后均隐藏着政府失灵的影子。但是对于如何界定政府和市场的边界，由于市场失灵的动态性、政府相机抉择政策的长期影响和短期效果的差异问题以及广泛存在的政府“俘获”现象，事实上是一个很难有确切答案的问题。相对于市场失灵而言，政府失灵的表现形式更为隐蔽，其对资源配置效率的扭曲更值得我们警惕。政府在实施某种干预措施时应充分考虑其对市场机制的长期潜在影响。
居民家庭金融资产选择不仅会受到微观内因的影响，还会受到宏观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笔者将居民的金融资产选择分为储蓄意愿和购买股票或基金意愿，利用2003年第1季度至2014年第1季度的时间序列数据，构建多元GARCH模型，分析外部宏观经济周期波动（GDP增长率、利率）和家庭其他决策（消费意愿、购房意愿）对居民金融资产选择的影响，并且同时分析储蓄意愿和购买股票或基金意愿的相互影响变动，并以GDP增长率的波动周期作为标准，将经济划分为上行和下行两个时期，设置虚拟变量，考虑经济不同运行期间居民金融资产选择对家庭内部决策和外部宏观经济指标的敏感性变化。分析认为，居民家庭金融资产选择仍以储蓄为主，宏观货币调控政策对储蓄意愿影响不大，对购买股票或基金意愿的影响比较大，并且影响效果持续时间长。在经济上行期实行宏观调控政策效果更显著。
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多元化与专业化经营战略何者更有利于企业提升自身抵御风险的能力，成为众多企业家关注的焦点。现代资产组合理论等传统理论观点认为，多元化经营可以分散企业的财务风险。然而事实却表明，金融危机期间一批欧美大企业的破产倒闭大多与企业的多元化扩张有关。笔者运用经修正的Altman Z值作为财务风险的测度指标，以我国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检验了企业进行多元化经营对其财务风险的影响。结果表明：多元化经营并不能有效分散企业财务风险。这意味着现代资产组合理论等传统理论观点尚不适用于解释我国企业多元化经营的财务风险后果。进一步地，我们检验结果表明多元化经营对企业财务风险的影响在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之间并没有明显差异。基于我们的研究结论，企业应对多元化经营中可能产生的财务风险给予足够的重视，并在多元化经营与风险控制之间进行权衡，以科学地控制企业扩张步伐，维持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声誉机制是独立董事制度运行的重要基础，自2001年中国证监会强制要求在上市公司中设立独立董事以来，独立董事声誉机制是否有效备受关注。笔者采用事件研究法对沪深两市A股2005—2011年间的独立董事违规处罚事件进行了研究，并据此判断独立董事声誉机制的有效性。检验结果发现：投资者对受罚独立董事所在公司及受罚独立董事兼任公司呈现出短暂的、微弱的负面市场反应；进一步区分违规处罚的轻重程度和独立董事类型后的研究结果揭示：违规处罚越重，独立董事的社会资本越多，负面市场反应越强。上述结果表明，中国独立董事的市场声誉机制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微弱有效，但同时也应重视合理利用独立董事的社会资本。本文丰富和拓展了中国情境下独立董事制度有效性的相关研究，有助于进一步加深对声誉机制在独立董事制度运行中如何发挥作用这一问题的理解和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