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交通拥堵问题在不少城市日益严重,北京、上海、重庆等地方都曾提出征收交通拥堵税来缓解城市交通压力。但是若考虑到汽车消费品具有的凡勃伦效应,在原有负外部性的基础上,驾车出行的边际私人收益还要大于边际社会收益,交通拥堵的状况更为严峻,仅征收庇古税并不能有效解决拥堵问题。若是从福利经济学的角度考量,拥堵税作为一种非中性税,扭曲了市场价格,在对所有驾车出行者征税的情况下会使社会整体福利水平下降。并且拥堵税的税基税率确定存在争议,实施的前提条件存在约束,推行起来可能有一定问题。相反,若是对自觉选择公交出行的消费者予以一定补贴,并证明选择不同出行方式的消费者群体之间存在一种合作博弈,同时在消费者行动与政府行为选择的序贯博弈中,当选择公交出行给政府带来的效用足够大于政府实施税收政策的净收益时,补贴政策能很好地提高城市交通的效率。
笔者运用2003—2013年中国社会保障支出面板数据考察了社会保障发展的空间非均衡及影响因素,构建动态面板模型对影响因素进行验证,实证表明：样本考察期内,中国社会保障支出增长迅速,但存在空间差距现象；社会福利、社会优抚的非均衡程度高于社会救助、社会保险,东西部地区非均衡程度高于中部地区,区域间非均衡对总体非均衡的贡献率呈现明显下降趋势；社会保险极化程度呈下降态势,社会优抚、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极化程度总体呈上升趋势；经济发展、人口老龄化、地方财政、居民收入与储蓄等因素均对社会保障总支出具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地方财政和循环累积效应对社会保障及各项目支出的影响最为显著。
为考察土地收益分配制度对城市建设用地利用效率的影响,笔者沿着土地收益分配制度—地方政府土地财政行为—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分析路径,利用2004—2013省域面板数据,采用DEA超效率模型对城市土地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综合测定,并运用普通面板和门限面板模型对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结果表明,我国城市土地利用效率存在着显著的区际差异,其中东部地区最高,中部地区最低；土地收益分配制度对城市建设土地利用效率具有显著影响,土地出让金收益占比和税收占比均显著地抑制了城市建设用地利用效率的提升,但不同环节的土地税收分配结构对城市建设用地利用效率的调节作用存在着方向性差异。土地收益分配制度对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影响是非线性的,且存在着单一或双门限效应。
影子信贷市场是平行于银行信贷市场的企业融资市场,存在形式以民间借贷市场为主。那么,货币政策的周期性宽松和紧缩,是否导致了影子信贷市场风险的积聚与显化？笔者以中国货币政策操作两个完整周期的2008—2014年为观测期,以在此期间浙江省发生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例为依据,编制了浙江省影子信贷市场风险综合指标,并通过实证检验量化研究三大货币政策工具对影子信贷市场风险的影响程度。结果表明,中央银行公开市场操作对影子信贷市场融资风险无显著影响,而法定存款准备金政策、再贴现政策与再贷款政策对影子信贷市场融资风险有显著的反向影响,由此提出前瞻性货币政策的操作策略,通过适当的货币政策调节,实现宏观调控目标的同时,降低影子信贷市场风险。
次贷危机以后,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研究一直是理论和实务界的热点。笔者选取7个代表性指标变量,使用目前主流的金融压力指数法,对2002年2月至2015年9月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进行了研究,并首次把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测度、识别和预测统一起来。笔者首先构建了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金融压力指数和分指数,发现系统性金融风险呈现整体的周期性和市场间的传染性；其次,通过建立识别指数,认为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程度总体可控,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时和2015年“股灾”前后,有两次明显的高危时期；再次,利用ARMA模型对风险趋势进行了拟合和预测,认为2015年年底至2016年年初系统性金融风险将有所下降,回到2013年的平均水平,但在2016年5月又开始小幅上升,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过程。最后,笔者对主要结论进行了总结并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
商标是企业竞争优势的主要载体,也是企业将技术优势转化为市场竞争优势的集中体现,企业的商标培育与商标保护活动对企业绩效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笔者以2004—2014年间获得中国驰名商标认定的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结合商标资产对公司绩效的影响机理,分析了中国驰名商标认定前后公司绩效的变化,最后考察我国各省市的知识产权保护程度对商标资产和公司绩效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上市公司获得驰名商标认定后,公司绩效较认定前有显著提升；上市公司获得驰名商标认定后,公司拥有的与驰名商标商品（服务）同类的普通注册商标数量越多,公司的绩效提升越多；在知识产权保护较好的地区,公司商标权被侵权的可能性较低,与驰名商标商品（服务）同类的注册商标数量的增加对公司绩效的提升作用更加明显。
独立机构投资者的持股偏好是否随时间变化而有所不同,这对资本市场和上市公司都很重要。针对此问题,笔者在选取上市公司相关指标的基础上,采用2010—2014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在实证检验中,首先为了确定数据的分组依据,检验了独立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的概率分布,确定了其服从广义帕累托分布,并据此将数据分组；然后采用KruskalWallis秩和检验和多重比较法依次检验每个指标各组之间是否有显著性差异,据此确定独立机构投资者的持股偏好；最后通过逐年对比分析得到独立机构投资者的持股偏好的演变情况。研究结果表明：独立机构投资者持股偏好经历了从只关注上市公司的盈利性指标,发展到盈利性指标和安全性指标并重,再到全面关注上市公司的盈利性指标、安全性指标和成长性指标的演变。
笔者通过对我国财政改革的内在逻辑进行分析,发现所有制和税制变化所形成的财局与政局之间的互动演化,是我国财政改革的最重要内因；财政困境的突破和矫正分利失衡是政府推进财政经济改革的直接动力；财政改革经历了从控税源到改税制的发展演进。本文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用历史和逻辑相结合的方法,首先从历史演进的逻辑对中国财政改革进行分析,然后以此为基础,从政治逻辑、经济逻辑、财政逻辑和发展逻辑四个方面对我国财政改革进行了理论分析。笔者认为保障中央政府的财政经济权威是改革不可动摇的政治逻辑,适应基本经济制度的变化是财政改革的经济逻辑,经济决定财政是财政改革的自身依存逻辑,财政经济矛盾的展开和克服的无限循环过程是财政的发展逻辑。财政改革尚面临三个深层问题,即政府层级之间的收支均衡问题,国有企业发展的“收益个人化、成本社会化”带来的巨大系统性财政风险管控问题,财税对社会两极分化的有效缓减问题。
国际贸易的非均衡问题长期以来备受关注。笔者提出消费文化差异及其居民自控能力差异会通过消费渠道影响进口需求,进而导致国际贸易非均衡状态的形成机制；通过建立贸易引力模型,采用全球33个国家和地区在1998—2007年间的面板数据,验证消费文化和居民自控能力对进口需求的影响。研究表明,儒家国家的进口消费需求比非儒家国家低38.7%,而且儒家国家居民由于较强的自控能力使得其进口消费需求在统计上显著小于非儒家国家,这可能是东西方国家产生贸易非均衡状态的重要原因。笔者还以总储蓄率为被解释变量建立模型,从储蓄方面验证了前边的假设,也同时证实了模型的稳健性,并根据研究结论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在政策实践层面上,国家间处理贸易非均衡问题时应充分考虑文化差异对贸易政策的扭曲影响,减少儒家文化对消费的过度抑制,而非儒家国家则要倡导适度理性消费,促进贸易可持续均衡发展。
战略柔性对企业绩效有着重要的影响,这一点得到了学者和业界人士的较多认可。战略柔性影响中国跨国公司国际化绩效了吗？东道国环境与子公司股权结构在其中起到怎样的作用？为明晰这些问题,笔者以中国跨国公司为研究对象,从资源基础观出发,就所获取的178份有效样本,采用调节和中介两种检验方法展开研究。首先,笔者分析了战略柔性对跨国公司国际化绩效的直接影响；其次,探究了东道国环境不确定性和市场竞争强度在这一影响过程中的调节作用；最后,考察了子公司股权结构在这一影响过程中的中介作用。研究结果表明,战略柔性对中国跨国公司国际化绩效有着正向的显著影响；在这一影响过程中,东道国环境不确定性起到了正向的调节作用,东道国市场竞争强度的调节作用不显著,子公司股权结构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研究结果可以为中国跨国公司基于自身的战略柔性、东道国环境以及子公司股权结构提高国际化绩效提供建议,推进其国际化进程。
近几年,多品牌危机事件频繁发生,导致消费者对行业信任度的下降。笔者以乳制品行业为研究对象,结合消费者卷入度、品牌来源国等主客观因素,对比分析了多品牌危机与单品牌危机对行业信任影响的内在机理。通过实验设计收集数据,并运用线性回归以及多因素方差分析等方法验证了研究假设,研究结果表明：相对于单品牌危机,多品牌危机更容易使消费者产生恐慌的情绪；多品牌危机中,消费者的风险认知越高,行业信任越低；消费者的焦虑情绪越高,行业信任越低；消费者的从众行为越高,行业信任越低；消费者卷入度与品牌来源国对多品牌危机与消费者恐慌情绪之间的关系具有调节作用。据此,笔者认为多品牌危机发生后,企业、政府、行业组织应该主动澄清事实,帮助安抚消费者的情绪,减少他们的风险感知与焦虑情绪。此外,为了避免行业危机的发生,应加强专业机构认证与行业规范,同时利用媒体进行正面宣传以减少公众的恐慌感,增强消费者的行业信任。
“中国制造2025”将世界的目光再次聚焦于中国制造业,提高制造业国际竞争力意义重大。笔者从影响制造业国际竞争力因素的视角,利用信息熵分析了1997—2012年制造业能源消费结构演变特点,并在探析制造业工资上涨趋势的基础上,选取显性对比优度指数分析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时序水平,然后构建VAR模型检验了制造业能源消费、工资上涨及其国际竞争力之间的协整性,分析了广义脉冲响应及预测方差分解,对变量间的均衡关系和动态性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逐步提高以电力能源为代表的清洁能源消费比重,控制煤炭等高污染能源消费有助于提升制造业国际竞争力,而适时提高劳动力工资水平对制造业国际竞争力也可发挥正向作用,但后期各项调整举措必须循序渐进,走具有中国特色的制造业可持续发展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