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刊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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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税收
  • 财政税收
    马蔡琛;潘美丽
    2022, 0(1): 3-10.
    良好的组织文化是预算绩效管理制度有效实施的前提和重要支撑。作为现代政府治理的一项重要政策工具,绩效预算在世界范围内被广泛地使用和推行。但在实践中,不仅发达经济体面临着绩效评价结果应用受阻的问题,中国的预算绩效管理改革也面临着形式化、碎片化的难题。笔者以霍夫斯泰德国家文化维度作为研究的起点,分析不同文化维度对于预算绩效管理的作用机制,探讨文化维度之间冲突导致的预算绩效管理改革困境,同时结合中国的组织文化特色,提出通过强化预算绩效管理的计划与控制、推进绩效管理法治化进程、建立以绩效为核心的激励约束机制、注重组织的绩效学习与交流等一系列制度安排,弥合文化维度之间的冲突,实现构建全面预算绩效管理体系的现代财政制度建设目标。
  • 财政税收
    李燕;王佳文
    2022, 0(1): 11-21.
    在我国财政提质增效的大背景下,随着我国预算绩效管理改革的深入推进,“花钱问效、无效问责”的理念已基本树立,但是目前我国预算绩效管理激励约束作用不强的问题仍十分突出,作为预算绩效管理重要一环的问责机制尚不完善,影响了预算绩效管理的闭环运行,使得预算绩效管理应有的效能难以充分发挥。因此,笔者聚焦优化预算绩效管理问责机制,从问责主体、问责客体、问责依据以及问责方式等基本要素出发,对其内涵与作用机理做出了较为详细的界定与分析,深入剖析了预算绩效管理问责机制现存的主要问题及原因,而后从构建多元问责主体协同机制、完善问责客体责任认定机制、全面提升绩效问责依据质量和规范预算绩效管理问责方式应用四个方面给出了我国预算绩效管理问责机制的优化路径。本文为完善我国预算绩效管理问责机制,切实强化预算绩效管理激励约束,从而为实现从“花钱要问效”到“无效要问责”提供了可供参考的思路与建议。
  • 金融保险
  • 金融保险
    骆祚炎;莫贤锐
    2022, 0(1): 22-34.
    本文以银行理财产品监管套利程度的测度为主要研究对象。以往文献对理财产品的研究较少,且这些研究侧重于定性分析,关于理财产品监管套利程度的测度等定量分析更少见,本文力求弥补相关研究的不足。本文测度结果表明,银行理财产品无论从单项产品还是从总体来看,监管套利程度都呈现上升趋势,理财产品的监管套利风险在增加。进一步的理论和实证分析表明,理财产品监管套利程度与货币政策之间存在相互影响。本文认为,应该采取“疏堵”相结合的措施进一步防范理财产品监管套利风险。第一,根据理财产品的投资期限做好分类监管,尤其要做好对短期理财产品的重点监管。第二,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相配合遏制理财产品监管套利可能引发的风险。第三,从深度上推进银行理财产品纳入监管体系。第四,将银行理财产品监管套利程度作为货币政策关注目标。此外,在适度限制银行理财产品交易的同时,要有效促进信贷资金流向实体经济特别是中小企业。
  • 金融保险
    高珂;孙瑞琪;黄琨;李瑭
    2022, 0(1): 35-50.
    伴随着我国金融领域改革不断深入和金融体系不断完善,利率市场化进程有序推进,商业银行经营业务持续扩大,传统的信贷资产和以债券为代表的证券资产正成为商业银行最主要的资产配置方向,带来银行资产结构的变化与调整。研究商业银行资产配置行为在外生冲击的传导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对于我们更好地理解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关系具有一定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本文研究了金融冲击通过银行资产配置行为影响实体企业产出的传导机制,发现以金融市场冲击和信贷政策冲击为代表的金融冲击能够带来扩散效应和非对称效应,会通过银行内生的资产配置行为扩散到两类企业生产中,对这两类企业的产出产生不同影响。此外,本文对上述传导机制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说明了上述传导机制的合理性及对现实的解释能力。
  • 财务会计
  • 财务会计
    宋顺林
    2022, 0(1): 51-63.
    本文首先整理了国外IPO定价的重要理论,并探讨了这些理论对中国IPO定价现象的解释力;其次梳理了中国IPO定价领域的新近文献,并讨论了现有文献的不足;最后总结并展望了注册制下未来的研究方向。文章的主要观点如下:第一,由于制度背景的差异,基于美国市场的新股定价理论并不能完全照搬到中国市场;第二,现有文献表明,政府管制、社会关系和投资者行为等理论对中国新股定价现象有重要解释力;第三,IPO定价领域的研究存在很多结论不一致的情况,主要源于核心概念界定不清晰、变量度量不准确以及制度背景考虑不足三方面原因;第四,展望未来,研究注册制下的“四新”问题(新问题、新场景、新数据和新视角),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 财务会计
    李挺;位豪强;朱红军
    2022, 0(1): 64-73.
    本文手工收集了2006—2016年我国各地级市市委书记变更数据,实证检验了地方官员变更对分析师盈余预测的影响以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市委书记变更会显著降低分析师对当地上市公司盈余预测的准确性,而且,相对于本地升迁,外地调任的市委书记对于分析师预测准确性的影响更大。进一步分析显示,地方官员变更对分析师盈余预测准确性的影响对于处在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国有企业和政府管制行业的上市公司更加明显。路径分析表明,官员变更加大了企业的经营不确定性,进而降低了分析师的盈余预测准确性。最后,我们考察发现在官员变更去向为晋升时对分析师盈余预测的影响更显著。
  • 理论经济
  • 理论经济
    王磊;王兰兰
    2022, 0(1): 74-88.
    本文以入选“文明城市”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构建了评比表彰理论模型,并采用2003—2017年232个地级市数据和多期PSMDID方法实证分析了“文明城市”评选对地方城投债发行的影响。这一研究考察了在政绩观转型的政策背景下政府债务的扩张机制,弥补了对地方政府举债动因相关研究的空白,也有助于完善官员激励机制的相关理论,给“评比表彰”这一政策的激励效果提供了新的理论和实证补充。研究发现:(1)入选“全国文明城市”能显著提高地方城投债规模,该结果经过异质性分析和稳健性检验依然成立;(2)机制分析表明,财政分权激励对“创文”引发的债务扩张存在正向中介效应,而晋升压力、政绩压力则对政治激励有调节效应;(3)官员在不同任期下将表现出不同的策略性行为,长任期能显著降低官员以债融资偏好。
  • 理论经济
    皮建才;李淑宁
    2022, 0(1): 89-98.
    本文通过建立博弈论模型,在垂直结构下分析了上游垄断国有企业的管理授权对下游古诺竞争的民营企业的产能过剩和体制性产能过剩产生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在垂直结构中,当上游国有企业对经理人实行管理授权时,经理人的产量激励越强,下游民营企业的产能过剩越严重;反之,产能过剩就越轻微。(2)考虑地方政府对当地民营企业进行补贴,国有企业对经理人的产量激励越强,体制性产能过剩就越严重;反之,体制性产能过剩就越轻微。(3)垂直结构中的管理授权是一种有效的市场组织形式,有助于化解产能过剩并提升整体社会福利。上游国有企业的管理授权不仅仅是上游国有企业自身的事情,它还会影响到下游民营企业的产能过剩和体制性产能过剩。
  • 工商管理
  • 工商管理
    周泽将;胡梦菡;王浩然
    2022, 0(1): 99-109.
    优化营商环境能够通过降低代理成本和维系良好政企关系进而有效抑制民营企业高管职务消费,这一论点尚未得到学术界的关注。笔者以2009—2019年间中国资本市场A股民营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使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优化营商环境如何影响民营企业高管职务消费。研究结果显示:优化营商环境显著降低了民营企业高管职务消费,表明优化营商环境对民营企业高管职务消费具有抑制作用。进一步的分析表明,相较于股权激励程度较高的企业,优化营商环境对民营企业高管职务消费的抑制作用在股权激励程度较低的企业中更为显著;内部控制质量削弱了优化营商环境对民营企业高管职务消费的抑制作用。文章从民营企业高管职务消费视角考察了营商环境在微观企业中的治理效应,研究结论丰富了营商环境经济后果的相关研究,同时为如何抑制民营企业高管职务消费提供了新的参考思路。
  • 工商管理
    王毅;鑫颖;姚凯;张炬远;耿勇
    2022, 0(1): 110-120.
    继“配音演员的声音对广告效果的影响研究”(见本刊2018年12期)之后,笔者聚焦于如何对销售人员的非结构化语音销售数据进行挖掘以提升在线语音交互情境下的销售说服效率问题,作为系列研究成果的一部分形成本文。笔者基于说服理论、修辞理论、前景理论等,通过梳理在线语音交互情境下的关键说服因素,构建了包含信息框架、语音特征、说服内容、顾客参与的FACI销售说服模型,以呼叫中心的真实非结构化语音销售数据为研究样本,采用文本分析、语音数据挖掘等大数据分析方法,对研究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在线语音交互情境下的FACI销售说服模型表现出良好的解释作用和理论效度;在销售沟通中采取恰当的信息框架是提升说服效率的关键;通过恰当的声音表达能够激发顾客的共情与认同,对销售成功率的提升有显著的作用;销售人员设计恰当的说服内容策略,通过诉诸逻辑、诉诸专业与诉诸情感等说服技巧,可以有效传递产品信息、激发顾客需求、维护客户关系,进而提升销售说服效率。本研究通过FACI销售说服模型的构建和实证检验,拓展了经典销售说服理论,丰富了销售说服策略及产品销售等学术领域的相关文献,为企业优化在线服务、提升销售说服效率等实践活动提供了理论依据。
  • 专稿
  • 专稿
    王文素;马腾飞
    2022, 0(1): 121-128.
    我国的国有企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在其发展历程中的一次次改革,体现了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国家治理中的不断探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逐步形成了国营企业占主导地位的国民经济格局。20世纪80年代对国有企业进行的探索式改革,将原来国营企业全部利润上缴的分配形式改为国家首先以社会管理者的身份、按照税法将一部分企业所得以税收形式征收之后,再以生产资料所有者的身份进行分配。这一改革成功奠定了中国经济市场化的基石。它既是中国重大财税改革措施,也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财税理论的发展和创新。以此为突破口,两步“利改税”引领了我国完整的税制体系的递进构建,适应了社会经济发展和国内外经济环境的变化。回望历史,这次改革体现了执政党在当时情境下理论和实践创新的勇气及智慧,也为今后国家继续探索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提供了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