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财政补贴的研究,从宏观角度来考虑财政补贴作用的较多,如引进外资、税收政策等。从微观角度研究财政补贴的,主要考虑研发投资等因素。本文不同于这些研究,考虑的是财政补贴的行业差异以及财政补贴对公司绩效的作用。利用上市公司数据,研究发现从整体上看,财政补贴存在在某些行业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性,如文化传播业、医药业、信息技术业、食品饮料业、采掘业、房地产业、建筑业、水电气生产和供应业均存在着显著性差异。从财政补贴对绩效的影响看,财政补贴提高了纺织业、木材家具业、金属非金属制品业绩效,降低了农业、造纸印刷业、交通运输业绩效。
本文首次将“差度理论”① 应用于中国居民收入差距研究,运用收入差度与基尼系数两种不同的量度方法,双管齐下地对我国改革开放30余年来的居民收入差距进行了对比性的研究。运用十分层方法,对全国居民各收入层的收入差距进行立体透视剖析,突破了以往文献中居民收入差距的平面分析。在深刻分析收入再分配失衡的原因后,提出完善我国收入再分配体系的财税政策建议。
近年以来,俄罗斯对医疗保障制度进行了一系列根本性改革。通过建立医疗保险基金,鼓励非国有医疗保险机构发展,实施国家优先发展项目“医疗”,使免费医疗服务范围不断扩大、医疗水平逐渐提升,也使俄罗斯居民的生存质量和健康水平出现了较为明显的改善。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俄罗斯医疗保障体系自身存在的问题与缺陷也逐渐显现,本文即是对俄罗斯医疗保障体系的发展与演变,改革的方式与内容,以及对我国的启示与借鉴进行的剖析。
推进政策性金融改革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六十条决定之一,充分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也必然以金融资源配置中利率市场化和资本市场的充分市场化为基础,深化政策性金融改革也呼唤政策性金融理论的升华与创新。“政策性金融公共性”的提出正是为适应当前我国多元社会背景下促进政策性金融更好更快发展、充分实现其社会利益最大化目标而提出的指导思想理论。本文在阐述公共性含义的基础之上探讨了政策性金融公共性的一系列问题,对政策性金融公共性与财政公共性进行了多层次、多视角地比较研究,进而从公共性这一视角提出了相应的政策性建议。
经济强国的重要标志是领导世界价格制定和能“获得决定在某块土地上立足并有所投进和有所汲取的权力”, 核心要素是国家财富创造能力, 决定因素是人口、国土面积、净出口及GDP,利用这些因素的面版数据进行实证分析, 筛选出当代世界经济强国。得出当代世界的经济强国是美国、中国、日本、印度和欧盟, 而俄罗斯、英国、加拿大、巴西、埃及等国也应属次经济强国。以经济强国的人均货币发行量为基础, 构建以人口为本位的国际货币体系。
商业银行的信贷应该集中管理还是分散投放是一个需要回答的战略问题。本研究基于2007—2011年中国16个上市商业银行的信贷投放的数据,通过建立面板模型从风险和收益两个角度研究商业银行信贷投放的行业分散程度对银行的影响。研究发现,在当前我国商业银行信贷分散的情形下,随着集中度增加银行的信贷资产风险将加大,同时银行的收益也会增加,即如果银行选择更高收益的策略就意味着要承担更高的风险,这与高风险高收益的认识相一致。信贷资产的不同风险状况跟信贷风险的边际收益贡献没有明显的关系,没这与国外实证结论不一致,但是银行的经营能力决定了银行应该选择的分散程度,更强经营管理效率的银行可以选择更加分散的信贷投放。本研究建议我国商业银行可以在控制风险的情形下适度增加集中度。
关于金融发展能否促进经济增长有很多争论,本文利用城市商业银行成立初期仅在其所属行政区域经营的特点,从地级市这一层面上分析地方金融发展对地方经济增长的影响。通过对中国281个地级市和4个直辖市在2001—2011年间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显示城市商业银行成立之后,地方经济增速没有增加反而下降。进一步,采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将近一百多万个样本量的分析显示,城市商业银行的建立降低了当地企业尤其是高效率的中小企业的增长速率,这就解释了当地经济增长降低的原因。
以深沪两市119家A 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规范的“事件研究法”,来验证真实的负面舆情对股价波动的影响。研究发现:负面舆情的报道对股价具有冲击作用,具体表现为股价的大幅下跌和负的异常收益率的产生;上市公司的公告回应同样对股价具有显著影响,体现为持续带来的股价下跌及负的异常收益率;相较于“临时报告”和“不作为”式回应, “盈余管理”的回应方式起到了缓解股价波动的作用,但其作用却并不显著。
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已超出常规财政和经济问题的范畴而上升至国家治理的层面,成为当前全面深化改革的一个突破口。基于文献探明了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本质,提出将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问题融入国家治理体系的构想,进而对地方政府性债务治理的起点、困境和基本逻辑进行探讨,最终推演出了内部控制服务地方政府性债务治理的政策思路,并对其机理进行了初步的分析。
经济中悖德行为自然有其经济之道。信息经济学认为悖德行为是由外生性信息与契约问题造成的。笔者基于垄断价格的经济效应的分析,发现垄断价格的再分配效应具有持续累积的效应,能够系统性地改变垄断定价中弱势群体的成本或收益的水平,扭曲自由竞争环境和平等交易的均衡选择,激励该群体以悖德行为替代受损的经济利益。解决悖德行为问题的思路,不是源于外在的不对称信息、不完全契约,而是内生于恢复交易双方的对等性和建立健全利益补偿的机制,以对道德问题进行有效补救,回归市场的公正与均衡。
笔者为了解释房地产价格与经济产出波动之间所表现出的时而一致时而背离的中国经济事实,采用频域方法实证分析了中国房地产价格周期、经济产出周期的波动特征以及两者之间的谱相关性。结果表明:房地产价格与经济产出周期相近,且波动形态比较吻合,存在“共振”关系,但两者波动并不完全重合;经济产出变化引起的房地产需求的改变是推动房地产价格波动的重要因素,实际经济产出的变化可以作为房地产价格变化的先行指标。因此,相关部门在制定调控政策时,需要注意房地产周期与经济产出周期之间的协调,把握不同阶段的调控力度;房地产企业在规划开发进度时应利用价格周期规律,实现利润最大化,投资者投资房地产时也应当观察宏观经济环境,选择最佳购买时机。
员工工作幸福感是影响我国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笔者对企业员工工作幸福感的内容结构进行了理论建构,进而通过实证研究编制了我国企业员工工作幸福感的测量量表并验证了其维度结构。研究表明,我国企业员工工作幸福感由情绪幸福感、认知幸福感、职业幸福感和社会幸福感4个维度构成;情绪幸福感包括积极情绪体验和消极情绪体验2个因子,职业幸福感包括工作胜任感、工作抱负和工作认可感3个因子,认知幸福感和社会幸福感均是单因子维度。
多数专家学者认为,团队讨论能够有效地将成员掌握的不同知识融合在一起,使团队产生比个人更有效的决策;但也有理论证明,团队讨论这种模式会在一定程度上阻碍成员拥有的独特信息在团队中的分享,以至于影响决策质量。因此,如何既保持团队讨论模式,又刺激独特信息的分享是提高团队决策质量的关键所在。鉴于团队冲突和信息加工以及团队决策密切相关,笔者从团队冲突这一角度出发,通过实验模拟团队决策过程,证明了任务冲突可以有效刺激团队独特信息的分享,并对团队决策质量产生正向影响。但实验也证明了任务冲突和关系冲突之间存在正向关系,而关系冲突又会一定程度地碍独特信息和决策质量的正向关系。
近年来,随着我国境外投资规模、广度的扩大和延伸,我国已经发展成为国际市场上一只重要的投资力量。但整体来看,当前我国的对外投资效率较低、成功率不高,投资行业结构不尽合理,还存在着盲目投资、恶意竞争等现象。究其原因,缺乏对投资对象国或地区法律法规、商业规则、文化差异等的了解和准确把握成为影响我国企业对外投资成效的主要原因。笔者认为:在引导和扶持企业“走出去”,特别是鼓励我国民营企业向境外转移产能、提升国际竞争力方面,今后政府应着力于加强对投资热点国家或地区基本信息的提供和分析,建立健全境外投资综合服务体系,为企业“走出去”创造可靠的外部环境。笔者以韩国经验为借鉴,就今后我国境外投资综合服务体系建设提出了几点看法。
笔者对我国创业板市场2009—2011上市公司的大股东关系进行了梳理,将大股东关系引入到股权结构的研究中,修正了传统的股权集中度和两权分离度等指标,实证检验了关系型股东对公司价值的影响。研究发现,关系型大股东的股权集中度是影响关系型股东行为的主要因素,当股权集中度低于30%时,关系型股东的两权分离度、关系型股东数量都与公司价值显著负相关;当股权集中度在30%~50%的区间时,关系型股东数量与公司价值显著正相关。研究也证实关系型股东是通过在董事会委派成员来实现其公司治理功能的。笔者认为,适度的大股东关系会在大股东集团内形成制衡和约束作用,从而有利于公司整体价值的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