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府购买养老服务制度已于2000年逐步在上海等地得到广泛推行，但实施该制度后养老服务供求失衡的现象仍比较明显。相比之下，国外推行的政府购买养老服务制度却有效缓解了养老服务的供求失衡，这表明中国的政府购买养老服务制度需做进一步的调整。因此笔者从定量研究中国养老服务的供求着手，测算了自政府购买养老服务制度实施以来中国养老服务的供求水平，测算结果表明中国养老服务的失衡水平从2009年开始加大，到2011年进一步加剧。矩阵散点图和回归分析结果均表明中国养老服务的供求失衡与养老服务经费、养老服务的机构数量及养老服务专业人员的数量显著相关。据此，提出现行的政府购买养老服务制度需从规范政府预算程序和机制、建立以省级政府为主的购买经费分担机制、培育社会组织承接能力、建立专业人员培养机制等方面建立一套政策改革框架，该政策框架对中国进一步缓解养老服务的供求失衡具有一定的现实指导意义。
污染者付费原则作为环境领域的基本理论原则，对其正确、全面地认识，对于指导当前环境税费改革意义重大。笔者在对污染者付费原则的发展进程进行梳理的基础上，深入探讨污染者付费原则背后的内涵，着重分析污染者付费的两个基本问题：（1）怎样界定污染和污染者；（2）污染者应付多少费用。而后对污染者付费原则在我国的具体应用进行评析。分析表明，污染者应当承担污染控制和环境损害的全部费用；如果污染者不付费或者少付费，都会使污染者受益，社会受损。目前我国排污费存在着收费标准偏低，地区间差异较大，征收对象不科学等问题。依据污染者付费原则探索出的环境税制定思路可以为环境税费改革提供参考。
为解决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中的收入分配问题并实现居民收入倍增，除了国内的决策部门和专家集思广益、建言献策之外，有必要借鉴国外的经验并吸取其教训。笔者立足于我国日益深化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围绕现阶段我国在2020年实现居民收入倍增的现实目标，解析了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核心内容和实施路径，总结该计划对日本经济持续增长所产生的推动效果和负面效应，并比较和分析了中日两国实施收入倍增计划的异同点。旨在从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缓解经济二元结构以扩大有效需求、加大教育和人力资本投入、振兴科技并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发展由注重“强国”转向“富民”的社会保障制度等路径为我国实施“居民收入倍增计划”提供经验借鉴和参考，从而实现居民收入增长与我国经济增长的协调发展，使人民真正享受到经济发展的成果。
经济的绿色发展需要大量资金支持，而由于金融市场失灵的存在，中国经济绿色转型中的资金需求无法依靠现有条件下自发的市场活动得以满足，绿色金融领域存在一系列问题，亟需必要的金融类干预机制加以解决，以实现中国经济的绿色发展目标。笔者在前人针对市场失灵、政府干预、绿色金融等研究的基础上，梳理了经济绿色转型过程中的金融市场失灵现象及相关投融资壁垒，阐述了针对金融市场失灵采取干预措施的作用，并创新性地提出在我国现阶段可行的干预机制及政策建议，这主要是：构建我国绿色银行体系、双重目标下激发社会资本挤入效应、建立多层次的贷款风险分担和补偿机制、出台绿色信贷资本监管优惠政策、通过发行绿色债券支持企业直接融资。
从金融加速器的机制来看，信贷对金融加速器存在非对称的影响，从而加剧经济波动。笔者对企业信贷依赖程度进行测度并以TVAR模型为依托，其实证检验表明，以企业信贷依赖程度为门限向量，当企业信贷依赖程度较低时，货币冲击、经济增长率冲击、价格冲击和信贷冲击对经济波动的冲击作用较小；当企业信贷依赖程度高时，货币冲击、经济增长率冲击、价格冲击和信贷冲击对经济波动的冲击作用较大。实证分析结果与理论分析取得了一致。这一方面验证了金融加速器效应的本质特征是非对称性，另一方面说明信贷依赖程度对金融加速器效应施加了非对称的影响。 研究的政策涵义是，政策当局应该即时和全面地监测全社会的企业信贷依赖程度和社会信用水平，为货币政策的前瞻性和逆周期调控提供依据，并使信贷保持在合理的水平上。
美国硅谷银行以贷款支持高科技中小企业而闻名，成为国内科技银行学习的模板。笔者对当前国内关于硅谷银行的观点进行了剖析，纠正了对硅谷银行不正确的认识，阐明了硅谷银行在股权投资、债权投资以及贷款支持创业投资机构发展的正确做法，指出硅谷银行只提供债权资金，不提供股权投资，其支持投资机构的贷款实际上针对个人的短期信用贷款；并从理论角度对硅谷银行敢于支持早期阶段高科技企业的原因给出了一个全新解释，认为硅谷银行成功的原因在于解决了银行开展信贷业务存在的五个关键问题，即价值发现、价值评估、金融创新、风险控制和违约贷款处置，从而保证了银行资金的安全性和盈利性；最后指出了我国科技银行应该借鉴和学习硅谷银行的哪些做法和经验。
基于宏观经济政策研究其对微观企业行为的影响，已成为会计和财务领域研究的新范式，而且渐成热点。笔者研究了货币政策对资产减值会计政策的影响，实证结果发现，在紧缩性货币政策环境中，企业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更多，且主要是流动资产减值准备；货币政策紧缩期，盈余管理动机并未使资产减值增加。进一步研究发现，在货币政策紧缩期，流动资产减值准备和长期资产减值准备的转回数均减少；同时，在货币政策紧缩期，盈余管理动机越强，则流动资产减值转回越多。我们的研究不但为宏观经济政策作用于微观企业会计政策提供了经验证据，而且为会计准则制定者和证券市场会计监管部门改进和完善资产减值准则提供了货币政策视角的依据。
股价信息含量是测度资本市场定价效率的重要指标之一，近年来较多的文献从公司信息透明度来研究股价信息含量，但研究结论存在一定的矛盾。笔者利用股份特质性波动作为股份信息含量的测度，从知情交易私有信息的来源及其向股价传递的途径来研究股价特质性波动。研究发现，股价特质性波动与公司财务信息透明度负相关而与内部人交易正相关；内部人交易显著增强了公司财务信息透明度与股价特质性波动的敏感性。研究结果表明，未披露的公司信息是导致股价特质性波动的重要信息来源，而内部人交易则是其向股价传递的重要途径。笔者的发现不仅厘清了市场知情交易的信息来源，而且完善了信息向股价的传递渠道，为理解公司信息透明度与股价信息含量相关文献结论的不一致性提供了新的视角。
笔者通过对世界33个主要经济体建立全球向量自回归模型（GVAR，global vector autoregressive），模拟分析了美国货币政策冲击对中国宏观经济变量产生的影响作用，探讨了美国实行QE与退出QE可能产生的经济效应。与其他同类研究方法相比，GVAR使用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将各国之间的经济波动相互联结，可以同时考虑多种经济冲击的跨国传导渠道及其冲击效应，能够尽最大可能挖掘现实数据隐含的经济关系。研究发现，当美国货币供给增速提升时，中国通货膨胀短期上升之后回复最初的状态。为应对可能的输入型通货膨胀风险，中国降低货币供给增速，促使短期利率提升，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出现升值。美国在宽松货币政策作用下获得经济增长及资产价格上升效应，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中国外贸增长，从而仍然会给中国经济增长带来正向拉动作用。当美国短期利率上升实行紧缩型货币政策时，中国短期利率上升，经济增速下滑，通货膨胀水平下降。美国退出QE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会吸引国际资本退出中国市场，对中国经济产生负面影响，但是总体来看这种负面影响并不足以为惧。值得我们警惕的主要还是中国经济自身运行过程中结构调整可能产生的深层次问题。
在文前相关文章中，笔者着重分析了诱发日本泡沫经济的制度根源。然而，从国际金融协调视角来看，日美货币关系才是主导日本金融政策的幕后推手。二战后，美国依靠其“华尔街循环”，依托对日贸易将美元供给融入日本货币发行体系之中，取得了通过影响日元供给量左右日本经济的金融主动权。当美元贬值、日元升值引发日本国内货币供给收缩时，缺少货币供给缓冲机制的日本只能启动积极财政政策弥补缺口，然而大量资金却被引入房地产和股市，引发资产泡沫，最终日本陷入通货紧缩漩涡，落下严重依赖国债维持经济增长的后遗症。对比来看，美国再次依托对中贸易将美元内生于人民币供给体系，取得了通过外汇占款影响中国经济走势的金融强权，中国处于金融守势。此时，未雨绸缪中美货币之变，构筑中美金融关系“新常态”，避免日本教训，意义重大。中国应确立“抽身美元世界，立身人民币世界”的国际金融协调战略；积极稳妥地推进“熊猫债”市场建设，构建人民币经济圈；切断积极财政政策与资产泡沫间的传导机制，避免金融体系出现系统性风险触发泡沫经济。
笔者针对由一个生产商和一个零售商组成的二层供应链，分别在生产商Stackelberg、纵向纳什、零售商Stackelberg三种渠道权力结构下，分析了参与方的利他偏好对供应链均衡决策的影响作用，得出了如下结论。（1）从效用角度衡量，利他偏好确实总能够“利他”，但未必“利己”；只有在双方纵向纳什结构时，才能确定实现“利他利己”；而当市场为Leader-Follower结构，只有当主导者利他倾向高于一定程度时，才可以实现“利他利己”；反之，则会“利他损己”。（2）从利润和效用两个指标来看，利他倾向实现了“双重利他”，但未必利己；在纵向纳什结构下，生产商和零售商的利他偏好系数满足相应的条件时能够同时达成“双重利他利己”，实现帕累托改进，获得生产商、零售商和顾客“多赢”的最佳结局；而当供应链中仅一方具有利他偏好时，利他偏好具有“利他胜过利己”的特点。在此基础上，笔者通过数值分析对结论进行了验证和说明。
当今，中国品牌大而不强，缺少真正有国际竞争力的全球品牌。产品、公司和国家品牌均对中国打造全球品牌至关重要。现有研究大多是在各自领域内分别探索产品、公司和国家品牌对消费者购买决策的影响，少数研究考虑了其中两者，但很少有研究在一个模型中同时检验三者之间的关系，以及三者对消费者购买决策的影响机制。基于此，本研究构建产品、公司和国家品牌对消费者态度与购买其倾向的影响模型，以弥补上述研究空缺。本研究以来自5个国家的5家汽车公司的5款汽车产品作为研究对象，以中国消费者作为样本收集数据，并运用结构方程模型等方法分析数据。研究结果表明：（1）产品品牌与国家品牌均对公司品牌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产品品牌的影响更大；（2）产品品牌显著影响消费者购买倾向，但国家品牌对消费者购买倾向的直接影响不显著；（3）公司品牌首先影响消费者态度，再进一步影响消费者购买倾向；（4）消费者对公司品牌的态度对其购买倾向的影响力最强，次之为产品品牌，影响力最弱的是国家品牌。此研究成果丰富了品牌理论，并对中国打造全球品牌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