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采用泰尔指数、面板回归、斯皮尔曼秩相关等方法对于中央财政城市低保一般转移支付支出的公平性效果进行了评估。发现低保一般转移支付有效地改善了低保制度的公平性。不过，中央转移支付对于东、中、西三大地区之内以及地区之间低保保障率、低保参保率公平的改善幅度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而且，地区间低保参保率公平性有待于进一步提高，地区人均财政收入与低保参保率的斯皮尔曼秩相关性较低。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中央财政低保“因素法” 的转移支付公式中添加“三位一体” 的评价指标、调整地方政府的支出责任等政策建议。
粮食安全和农民增收是我国政府支持农业或者涉农财政资金存在的最根本原因，指定用途的专项转移支付是调动农民务农种粮积极性和引导地方政府增加农业资金投入的必要手段，也是提高我国农民收入水平，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措施。但目前我国农业专项转移支付存在资金分散、申请和审批程序复杂、资金分配不透明等问题，为解决以上问题，笔者认为，中央对地方涉农专项转移支付的整合方向应是：将目前按项目分配的涉农专项拨款（project categorical grants）变成分类拨款（block grants）的资金运营模式进行运营。
笔者以案例分析的方式，从立法、制度建设和监督管理三个方面，比较分析了中美两国在地方政府债务管理上的差异，并借鉴美国地方政府破产经验及地方债的发展规律，探讨如何强化中国地方政府举债融资机制问题。笔者从建立健全债务预警制度，增强对中国地方政府举债融资约束力度，条件成熟时引入地方政府财政破产制度；建立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党政官员责任追究制度，提高违约失信成本；建立地方政府财务报告和信用评级制度，形成地方政府债务有效市场约束机制等方面，提出了政策建议。
在研究参与者对于证券监管效果的评价时，现有的常规方法难以反映人类思维的整体性和偏好性。笔者引入了熵理论中基于相对熵的偏好量模型，根据问卷调查数据的特征进行拓展，并构造了度量不同群体在整体上的数据分布差异的参数。据此分析市场参与者对于证券监管效果在5个方面的评价，发现影响监管效果评价的主要矛盾。笔者提出，尽管对证券市场监管效果从总体上的评价程度和偏好程度都较低，但是对于缓解股市暴跌的政策效果评价和偏好都明显较高。依据这种方法，笔者发现了运用方差分析所未发现的各群体之间差异性。根据各群体的共同诉求以及监管者与上市公司的意见态度最接近这个主要特征，提出了政策建议。
笔者基于我国16家代表性保险公司2005—2012年的财务数据，根据中国保监会颁布的计算方法对其偿付能力充足率进行了测算和比较；进而运用面板数据分析法，对影响我国保险公司偿付能力充足率的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近年来，我国保险公司偿付能力总体呈现逐年改善的态势；对保险公司偿付能力充足率影响因素的检验则表明：寿险公司和大型公司受资本金和投资收益的影响比较明显，财险公司和中资公司主要会受到资本金、再保险程度、赔付程度以及成本率的影响，中小型公司还会受到经营效率的影响，外资保险公司则主要受到资本金和再保险程度的影响。
互联网向金融领域的不断渗透，扩大了金融服务的边界与市场，给传统金融市场带来强烈“鲶鱼效应”。但互联网金融由于存在虚拟化、信息技术装备依赖、安全系统欠缺或失误以及法律监管与缺失等问题，其风险管理比传统金融具有更大的复杂性。笔者在考查互联网金融各种模式类别特点的基础上，重点分析了与传统金融相比互联网金融风险的复杂性与特殊性，并从互联网技术特点、虚拟化、业务操作过程、法律法规、政府监管以及行业自律等层面，提出了风险防范与监管对策。
笔者对Fama和French在1993年提出的三因素模型进行了改进，在此基础上对中国股票市场的收益进行横截面检验和时间序列检验。改进的三因素模型的检验结果表明，市场因素、规模因素和杠杆因素对股票收益的横截面差异具有重要的解释作用。而市场因素、规模因素和账面市值因素对于股票收益的时间序列差异的解释能力较强。对时间序列检验中的截距项的显著性检验显示，改进的三因素模型对于股票收益的横截面差异有很好的解释能力。
笔者以房地产行业2007-2011年财务数据为样本，首先考察了该行业为应对融资约束而运用营运资本来“平滑” 固定投资的行为特征，并通过分解营运资本的构成，检验了企业通过调整营运资本内部的流动性结构来“平滑” 流动性风险的行为特征。其次，笔者分析了货币政策对上述两种平滑效应的影响机理，并通过构建附加货币政策的平滑模型进一步度量了货币政策影响平滑效应的数量特征及货币政策影响的异质性（基于融资约束分组）。本文有助于解读政府能动性（货币政策）对厂商能动性（营运资本平滑） 的影响机理，为优化货币政策调控以及拓展宏观经济政策与微观企业行为关系研究的边界，提供了理论借鉴与实证参考。
笔者以2002-2011年716家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动态面板的System GMM估计方法，同时控制了三种内生性，研究了机构投资者、财务弹性与公司风险承担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和公司财务弹性都与公司风险承担正相关，而且两者间的交互效应与公司风险承担负相关。并通过进一步研究发现，机构投资者对公司风险承担的促进作用受机构投资者稳定性影响，而且当公司的财务弹性不同时，其受机构投资者稳定性影响的程度也不同。
品牌延伸战略是品牌资产理论的一个重要分支，是通过整合企业内外部资源达到借力、省力目的的一种新的品牌命名模式，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被企业广泛应用的一个重要战略工具。笔者以A＆K理论模型为主线，以品牌延伸的相关概念和理论为基础，从消费者、产品、品牌及其他因素四个层面对影响品牌延伸的主要因素进行了分类总结，并就品牌延伸的时机和延伸方式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最后，在文献梳理的基础上，对品牌延伸领域现有的研究局限性及未来的研究方向进行了探讨和总结。
尽管我国商业银行已经搭建起系统性的研发管理架构，但管理机制运行不畅一直制约着研发效率的提升。笔者通过建立理论模型，对商业银行研发流程中各责任主体的行为进行经济学分析，并在行为分析的基础上，将影响研发管理效率的因素总结为信息成本和博弈成本两大类。最后，以模型分析为基础，针对商业银行如何提升研发管理效率提出改进建议。
笔者首先在包含人力资本积累的内生增长模型框架下，运用动态最优化方法得出了经济与环境能否实现协调发展及实现条件。然后以我国大陆除西藏外1995-2011年30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通过建立污染排放综合指标和运用FGLS法，对EKC假说是否成立进行了计量检验。结果表明：当消费者跨期替代弹性、自然资源偏好系数小于1，人力资本积累效率大于时间贴现率时，经济与资源环境间的可持续发展即可实现；EKC假说在我国是成立的，但现阶段还未越过倒U型曲线的转折点；能源强度、环境规制和一次性能源消费结构对我国污染减排有利，工业结构、城市化水平和贸易开放度则正好相反。
我国制造业的地区集聚表现出显著的行业差异与地区差异，外资对其集聚的作用亦然。在新经济地理学的视角下，笔者研究发现：FDI对制造业集聚的促进作用有明显的倒U型特征，从而使得高集聚行业的集聚水平呈现倒U型变动趋势。在考虑行业差异与地区差异后，这一发现仍有相应的稳健性。笔者的研究结论可以为因地制宜地制定与实施外资政策与产业政策提供参考依据。
生产性服务进口贸易在快速发展过程中，对复杂度这一“质” 的衡量越显重要。笔者在测度复杂度及上海科技企业技术水平的基础上，通过实证研究发现，生产性服务进口贸易中的高技术金融业对技术水平有负向效应，应该严格控制其进口数量，而高技术专利及所有权业对上海科技企业技术水平有正效应，应该加大进口比重；计算机和信息业、通讯业、保险业对科技企业技术水平有负向影响，应该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其进口数量；而低技术其他商业和运输业虽然对企业技术水平有负向效应，但基于其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作用，在一定范围内还是应该保持其低水平占比，助其在一定范围内发挥积极效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