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问题已成为影响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国梦”的严重障碍，而社会保障作为保障民生的政策工具，理应发挥反贫、脱贫的作用。笔者基于中国综合调查（CGSS）数据，采用Probit模型和IV Probit模型，将贫困分为经济贫困、健康贫困和精神贫困三个维度，探讨社会保障支出对中国居民贫困的影响，并分析了背后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社会保障支出降低了居民发生多维贫困的可能性，且在缓解经济贫困方面更为显著。同时社会保障支出的减贫效应具有城乡差异，对城镇居民而言，社会保障支出主要缓解经济贫困与精神贫困；对农村居民而言，社会保障支出主要缓解了经济贫困与健康贫困。文章进一步指出，社会保障支出主要通过缩小收入差距与提高居民收入进而缓解经济贫困；在健康贫困方面，社会保障支出的作用则是通过提高健康水平得以实现；在精神贫困方面，社会保障支出的作用路径是提高居民的幸福感与娱乐休闲消费水平。
在“一带一路”建设深入实施带来我国企业对外投资规模增大和目的地发生改变的当下，具有国际竞争力对企业能否顺利“走出去”十分重要。税收因素中国家关于跨国所得征税制度直接对对外投资成本和投资回报率产生作用，税收制度的国际竞争力与“走出去”企业竞争力建设息息相关。但目前我国相关税制已跟不上企业“走出去”的步伐，存在跨国所得双重征税难以彻底消除、抵免制度下企业所得税税率偏高、税收激励政策体系不完善等诸多问题，我们必须深入研究如何通过完善相关税收制度来保证企业在境外的竞争力。笔者基于竞争的角度，通过回顾我国“走出去”企业跨国所得税制竞争力建设的历史进程，发现当前增强相关税制竞争力的必要性，并横向比较我国与主要资本输出国家之间相关税制竞争力的差距，有针对性地提出“一带一路”背景下提高我国“走出去”企业税制竞争力建议。
金融密度是金融排斥的结果，也是金融包容性发展改进路径的起点。长期以来，我国正规金融体系的倾向性资源配置行为直接导致了金融密度的省际差异，推进普惠金融发展需要全面把握金融密度的状态，而对金融密度的评测检验需要新的方法。笔者构建了基于人口、地理、企业、产业四个层次，银行、证券、保险三个维度的金融密度指标体系和大类指数，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检验金融密度地区差异的决定因素。研究发现：我国东部地区的人口、地理、产业金融密度水平远高于中、西部地区，但企业金融密度不存在明显的区域性差异；在金融密度决定方面，乡村人口占比低、教育程度高、人均收入高、信息化水平越高的城市，人口金融密度越高；地理金融密度受手机地理覆盖率的影响；金融资源在企业间的配置状态由国有企业占比、企业财务杠杆比率以及企业信息化指数决定；产业金融密度则主要取决于区域产业结构。因此，建设普惠金融体系需要从调整决定金融密度差异性的关键因素入手进行顶层设计。
笔者基于优矿金融量化平台的股吧论坛用户评论数据、雪球网股民社交网络数据和财经新闻数据，分别构建股吧论坛投资者关注度、雪球网投资者关注度、新闻关注度和新闻情绪指数，并基于相关性分析和VAR模型探究这些社交媒体指标与沪深300指数的关系，分析这些不同来源的社交媒体指标对股市影响的差异性。研究结果表明，不同来源的投资者关注和投资者情绪对中国股票市场的影响是不同的。在散户比例较高的中国股票市场，代表个人投资者关注的股吧论坛投资者关注度和雪球网投资者关注度对股市的影响是大于代表机构投资者关注和看涨看跌情绪的新闻关注度和新闻情绪指数的。其中股吧论坛投资者关注度对股市的影响最大，新闻情绪指数和股市的关系不大。并且个人投资者关注的变动领先于股价的变动，股价的变动领先于新闻关注和新闻情绪指数的变动。
随着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和广泛普及，互联网媒体已深刻改变了信息的传播方式和传播速度。笔者以2014—2015年51家国内主流互联网媒体关于A股上市公司的新闻报道数据为样本，研究媒体关注度与股票收益率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未被媒体报道的上市公司，其股票在下一周的收益率显著高于媒体关注度高的上市公司股票，即存在媒体效应。进一步研究表明，对于分析师跟踪人数少、异质波动率高这类投资者关注度低和信息不对称程度较高的上市公司，互联网媒体对股票收益率的影响更显著；然而，对于涉及概念数量多、媒体持续报道这类投资者关注度高和信息不对称程度较低的上市公司，互联网媒体对股票收益的影响并不显著。笔者的研究结论为媒体效应的“投资者认知假说”提供了进一步的经验证据，表明新闻媒体能够提高投资者认知，降低信息风险。
笔者利用2007—2015年上市公司的数据，采用迪博公司的内部控制指数，通过分析内部控制质量对审计质量、审计费用的影响来验证内部控制质量是否可为企业带来优势富集效应。研究发现：当企业的内部控制质量存在优势时，公司的盈余管理水平越低，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概率越低，审计质量越高，审计费用越少。笔者也采用分位数回归方法，通过进一步观察发现：随着分位水平的提高，内部控制质量对审计质量、审计收费的回归系数皆逐渐增大，说明当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质量这一“优势”越突显，其放大到审计质量、审计费用的作用越明显，它会提高审计质量，降低审计费用。从而验证了在审计质量和审计费用的双重视角下，优势富集效应的存在。
基于1998年到 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发电企业的面板数据，运用ACF法估计了企业的生产函数并以此测算了不同类型发电企业的市场势力。在此基础上，采用倍差法分析了“厂网分开”对不同类型发电企业市场势力产生的影响及内在机制。研究发现，“厂网分开”的改革虽然在发电侧建立了“可竞争”的市场结构，但“上游竞争、下游垄断”的纵向关系，使隶属于垄断电网公司的地方发电企业的市场势力得到了进一步加强，价格加成增加104%到111%。地方发电企业的市场势力和垄断电网对独立发电企业实施接入价格歧视以及全要素生产率的高低有关。电力产业下一步的改革应该以建立有效的电力市场为目标，深化“纵向拆分”的改革路径，有序地实现“输配售”分离，降低下游部门的垄断势力。另外，一个独立、专业的规制机构对提升中国电力产业的市场绩效也十分重要。行业实行监管，对提升产业的绩效也十分重要。
本文将基于Gibbs抽样的MCMC算法引入GJRCAViaR模型，实现模型的贝叶斯推断。GJRCAViaR模型是含有递归形式的分位数回归方程，尚未有文献提出如何对其进行贝叶斯分析和MCMC估计。本文首先利用不对称拉普拉斯分布建立GJRCAViaR模型的似然函数，并通过引入标准指数分布和标准正态分布的混合分布得到不对称拉普拉斯分布的参数解析的条件分布，然后讨论模型的Gibbs抽样过程以及算法实现。对上证综指日收益率数据建立GJRCAViaR模型，并得到模型参数的贝叶斯估计值。在马尔科夫链收敛的前提下，发现中国证券市场VaR具有自回归性质，且呈现收益对风险的不对称特征。这一特征不会受到样本容量大小及置信水平的影响。
生态主体功能区经济社会发展绩效动态评价体系构建对引导政府按照正确政绩观要求推进人口、经济和资源环境协调发展具有重要价值。笔者以生态主体功能区的功能定位为切入点，从资源环境、科技创新、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五个方面构建了生态主体功能区经济社会发展绩效评价指标体系。通过基于二次加权的“纵横向”拉开档次动态综合评价方法，对2010—2014年四个生态主体功能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绩效进行了动态评价，对其经济社会发展绩效的变化进行了比较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四个生态主体功能区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彼此间差距明显。政府部门应因地制宜出台相关扶持政策，缩小生态主体功能区经济社会发展绩效的差距，推进其均衡协调发展。
笔者分别从管理层未持股和持股两种情形考虑管理层私有收益的攫取，建立了中国企业海外上市决策模型，模拟管理层海外上市决策权衡过程。研究结果表明，无论管理层是否持有本企业股份，当海外上市给管理层带来的收益增加大于损失的私有收益时，管理层会实施海外上市决策。管理层损失的私有收益与中国内地及海外上市地资本市场的投资者保护程度有关。中国内地投资者保护程度越低以及海外上市地资本市场的投资者保护程度越高，海外上市决策所需的企业现金流价值增加临界值越高；管理层持股对企业现金流价值增加临界值具有非线性影响。无论企业是否实施海外上市，管理层持股均能降低管理层最佳私有收益的转移比例。管理层持股对管理层最大化总收益及股东收益均具有正向影响，但海外上市前后的正向影响程度不同。相对于海外上市前，海外上市后管理层持股对管理层及股东收益的改善程度，与海外上市地资本市场的投资者保护程度及管理层持股比重大小有关。
设立保税区和出口加工区作为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核心举措，不仅是新一轮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建设基础，也是推动地区外向型经济发展的一项重要措施。笔者基于1986—2015年省级面板数据，利用倍差法实证检验了保税区和出口加工区的贸易开放效应，实证结果发现：设立保税区和出口加工区促进了地区对外贸易的发展；保税区对出口和进口贸易的促进作用明显，而出口加工区促进了出口贸易的发展；沿海保税区和出口加工区明显促进了地区对外贸易的发展，其中保税区主要促进了进口贸易的发展，出口加工区推动了出口贸易的发展；受制于区位劣势和产业发展水平偏低，内陆保税区和出口加工区对贸易的促进作用不显著。进一步分析保税区和出口加工区对贸易发展作用的交互效应，分析发现保税区和出口加工区对贸易开放的促进作用互补效应明显，这一点在出口和进口上均有体现，其中，互补效应主要体现在对沿海地区出口贸易和内陆地区进口贸易上。
创新驱动经济发展是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提高国际竞争力的核心任务。实际汇率变动导致进出口企业提高效率和进行创新，增强技术溢出效应，促进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由注重研发投入转向无形资产投入，对一国创新驱动经济发展能力具有增强效应；但同一货币下的不同地区面临不同的实际汇率以及一国的进出口贸易政策和贸易结构等方面的影响，也可能存在汇率冲击的弱化效应。笔者构建指标体系测算我国各省份创新驱动经济发展综合得分和实际有效汇率，实证分析发现：各省份创新经济发展能力和面临的实际有效汇率有较大的差异；出口贸易和进口贸易均显著推动了我国创新驱动经济发展；整体来看，由于出口企业知识资本投资的结构和意愿以及我国的进口贸易结构，实际汇率通过进出口贸易对我国创新驱动经济发展的弱化效应大于增强效应。笔者建议，政府应合理运用汇率政策；实施贸易政策和技术创新政策相结合的政策措施；构建增强创新驱动经济发展能力的良好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