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基于防范系统性风险的宏观审慎监管原则，提出我国与地方政府债务关联的影子银行业务应归纳为受“三会”、受各部委和地方政府监管以及受到交叉监管的业务。笔者分析了这些影子银行业务的风险特征,研究了影子银行风险向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传导的载体和路径，同时利用GARCHCoVaR模型实证分析风险溢出效应。研究发现，我国影子银行业务以信托产品、融资租赁业务、银行理财产品和城投债为载体向地方政府债务传导风险，影子银行对地方政府债务有正的风险溢出效应。其中，证券公司和信托公司产品对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溢出效应最大，综合类金融业务对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影响居中，地方政府债务受到融资租赁行业的风险溢出影响较大，受民间资本风险影响开始显现。城投债由于有地方政府信用背书，对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溢出程度较低。构建统一监管模式、防控影子银行风险传导和限制地方政府影子银行融资有助于阻止影子银行风险向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传导和溢出。
我国从2015年开始全面实行中期财政规划与三年滚动投资计划，为未来实施真正意义上的中期预算进行前期探索。然而，目前实行的中期财政规划与三年滚动投资计划，由于都没有得到立法机关的具体授权，实际上只是由财政部与国家发展改革委领衔编制的“专项规划”。国内外学术界对中期预算与年度预算之间的关系尚存争议，加之部门间权力边界的模糊，必然导致中期财政规划与三年滚动投资计划规划在编制与执行过程中面临严重障碍。只有明确中期预算与各种专项规划之间的衔接关系，才能为中期财政规划与三年滚动投资计划过渡到中期预算创造基础条件。只有在理论研究、法律框架以及体制机制理顺以后，构建起中期预算与年度预算联动机制，使中期预算对年度预算具有必要的约束力，才能实现整个预算管理体制改革的目标任务。
我国自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进入后“营改增”时代以来，增值税税率档次过多的弊端日渐凸显出来，它不仅会扭曲增值税税收中性，导致不同行业之间税负不公平，影响资源配置，还使得税收征管更加复杂。目前在简化增值税税率档次的认识上，国内外学者几乎达成一致共识，差异主要在于简并成单一税率或是多档次税率以及税率水平的确定等方面。笔者基于产业发展方向、增值税税率下降的趋势及避免税负全面剧烈波动的考量，在现行多档次差别税率的基础上，设计了四种增值税税率简并方案，运用投入产出表法模拟测算不同的方案对全国各行业税负的影响，通过对四种模拟方案的财政收入效应、企业分工效应和产业结构优化效应的综合分析与比较，确定现行增值税税率简并的最优方案。
中国证券市场在2015—2016年出现剧烈的异常波动，为防范系统性风险，维护市场稳定，中国证监会于2016年1月1日在A股市场上引入指数熔断机制，却因频繁触发阈值最终于1月8日宣告暂停。笔者基于指数熔断机制在中国A股市场的自然实验，利用沪深300指数的1分钟序列数据，采用倾向评分法和双重差分法研究了该制度对市场波动性的影响及其产生的“磁吸效应”。实证结果表明，证券市场暴跌情形下指数熔断机制并未增加市场波动性，2016年1月4日和1月7日沪深300指数的价格、成交量和成交额波动率较样本期间内其他具有较大跌幅的交易日没有显著差别；然而指数熔断机制确实具有强烈的“磁吸效应”，当沪深300指数的累计跌幅接近熔断阈值时，指数下跌速度加快，价格、成交量和成交额的波动率明显增加。笔者在此基础上指出了指数熔断机制的设计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在农村土地三权分置的制度背景下，根据抵押农地的经营权类型，农地抵押贷款借款人可以划分为原始承包户和经营户。笔者利用江苏省试点区910户农户的调研数据实证检验了原始承包户和经营户对农地抵押贷款需求的差异，研究结果表明：经营户的农地抵押贷款需求明显高于没有农地流入的原始承包户；由于经营户和原始承包户在经营权类型、农地规模、风险偏好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原始承包户面临的抵押风险更高；不论是原始承包户还是经营户，抵押风险都是影响其参与农地抵押贷款的主要因素。根据不同类型农户的资金需求特点，笔者认为农地抵押贷款更适合从事规模化农业生产的经营户，对于小规模的原始承包户应着力推广小额信用贷款、小额保证保险贷款等产品。
基于寡占反应理论、新古典增长理论、新增长理论和需求层次理论构建了生态经济发展与外资研发嵌入之间的理论框架，实证研究了两者之间的关系。研究显示：第一，我国外资研发嵌入水平只有 016，东部地区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和全国平均水平。第二，除部分东部省份生态经济 TFP 实现进步以外，我国生态经济TFP年均退步3%，其中经济子系统 TFP 年均进步1 %，社会子系统TFP基本维持不变，生态子系统TFP 年均下滑6%。第三，我国利用研发类外资不必以牺牲生态经济发展为代价，相反，在全国范围内以及东部/沿海地区，两者呈现正向互动关系，且这种关系在至少5%的水平上显著。相比之下，在中部/内陆地区，两者之间存在互动关系，但是生态经济发展对外资研发嵌入的促进作用不显著。而在西部地区，两者之间不仅不存在互动关系，而且表现出生态经济发展对于外资研发嵌入不显著的抑制作用。上述结论对于不同的外资研发嵌入衡量指标具有稳健性。
本文通过构建基于右侧单位根检验的房价泡沫监测方法来动态刻画中国十大城市（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天津、杭州、南京、武汉、重庆、成都）的一、二手住宅市场在2005—2016年期间的价格泡沫演化过程。在此基础上，采用RVine Copula模型来刻画十大城市房价泡沫之间复杂相依结构及其相依性，进而通过格兰杰因果检验分析各城市房价泡沫的传导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在整个研究时期内，十大城市的一、二手住宅市场均显著存在多个周期性泡沫，总体上，一手住宅价格泡沫程度要比二手住宅价格泡沫严重；同样，一线城市房价泡沫比二线城市房价泡沫严重，且已向部分重点二线城市蔓延。一手住宅市场显示出明显的房价泡沫区域聚集和城市层级聚集特征，但二手住宅市场并不具有这些特征。各城市房价泡沫之间普遍存在非对称的上下尾相依结构和泡沫传导机制。深圳、天津、南京和成都引领着一手住宅价格泡沫，而北京和杭州则在一手房价格泡沫传导路径中起到重要中介作用；上海、深圳和杭州引领着二手住宅价格泡沫，而武汉在二手房价格泡沫传导路径中起到重要的中介作用。
企业家文化价值观对一个企业的发展具有深远长久的影响。笔者对431位中国企业家进行问卷调查，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企业家的文化价值观能通过企业家精神对企业双元价值（财务价值和非财务价值）产生某种程度的影响。企业家文化价值观的各个构成维度中，不确定性规避对企业财务价值产生正向影响效应，长期导向对企业财务价值、企业社会价值、员工满意度、员工组织公民行为产生正向影响，集体主义对企业财务价值、企业社会价值、员工满意度、员工组织公民行为产生正向影响效应，权力距离对企业社会价值、员工组织公民行为产生负向影响效应,这些影响效应都通过企业家精神这一中介来发挥作用。中国组织情境下，长期导向、集体主义等文化价值观是被提倡的，而权力距离则是需要被摒弃的。本研究及其结论有助于中国企业家群体从双元价值视角重新审视文化价值观，甄选并培育正确的文化价值观，基于文化价值观重塑企业家精神，从而推动企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内部人身份认知能有效地促进员工工作中的角色外行为，这一观点已得到学界的广泛认同。然而，内部人身份认知对前摄行为的作用机制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为探讨此问题，笔者以高新技术企业员工为研究对象，从组织对个体的内在报酬（内部人身份）角度研究其对个体前摄行为的作用。在构建内部人身份认知、心理资本、包容型领导与员工前摄行为之间关系的概念模型的基础上，运用调研数据、回归分析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内部人身份认知对员工前摄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内部人身份认知对心理资本具有正向影响；而心理资本在内部人身份认知与前摄行为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包容型领导在心理资本与前摄行为间起调节作用。研究结果为理论界从组织激励角度揭示前摄行为的发生机制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同时也为企业从人力资源管理实践中激励和开发员工的前摄行为提供一定的启示。
构建京津冀知识产权协同管理体系，是发挥区域产业科技创新驱动力的必要前提。面对当前亚太生产与创新网络重构的最新发展趋势，笔者结合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框架下的高标准知识产权细则，尝试从开发、保护、运营三方面阐述并构建京津冀知识产权协同管理体系。为进一步细化该逻辑框架，笔者以东京圈为参照对象，通过搜集分析两城市群知识产权管理的政策文本并选取18个虚拟变量建立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实证得出京津冀与东京圈在1986—2016年各时间阶段的政策演进特征具有显著的差异。在上述工作基础上，通过查询2005—2013年两城市群的科技数据并分别计算区域知识产权管理系统的静态复合协同度，笔者比较发现相对于东京圈而言，京津冀知识产权管理系统存在一定的失衡隐患。据此建议增设“支持产学研紧密结合、增加创业创新投资与补贴、鼓励科研成果专利化产业化、提高专利保护监管强度”等必要的兼容性保障措施。本研究成果对“进一步促进京津冀知识产权管理的地区协同性，强化区域产业技术创新的国际化适应力”提供有价值的借鉴与参考。
笔者基于37个新兴市场国家数据，通过构建静态、动态面板模型，实证考察了跨境资本流动的内外部驱动因素。实证结果表明，资本项目开放在短期和长期资本流动中分别起到重要但不同的作用；外部国际货币政策调整、外部流动性条件始终是跨境资本流动的显著决定因素；新兴市场国家基本面仅在长期跨境资本流动中表现出显著的影响力；随着新兴市场国家汇率机制总体上趋向弹性，汇率调整在跨境资本流动中的作用并不重要。我国的实证结果与新兴市场的相关结论总体上是一致的，但也有部分差异，主要原因是我国在汇率与资本项目开放上的自身特点使得相关结论表现出一定的“中国特色”。从新兴市场跨境资本流动驱动因素的历史经验与实证结果来看，我国在汇率与资本项目制定安排上，未来应当构建更具弹性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引导人民币汇率有序调整，对短期跨境资本项目开放更加审慎，由此形成保持国内货币政策独立性、人民币汇率渐进有序贬值与资本项目开放审慎的政策格局。
近年来，国际资本流动对人民币汇率走势的影响越发显著，如何引导资本流动成为汇率预期管理的关键。人民币加入SDR，可增进SDR代表性与正当性，同时借助IMF背书，提升国际影响力，引导资本流动。笔者通过构建两国的代际交叠模型探讨货币入篮SDR的作用机理。在信息不对称的理论假设下，货币入篮SDR可以从信息结构影响债权人监督债务人的交易成本，引起资本收益率变动，进而引导资本流动形成汇率波动压力。检验SDR其他权重货币，验证了入篮SDR对资本流动影响的推断。研究发现：影响主要针对长期资本流动，具有滞后性，短期资本不显著；长期资本总量上升，净额受货币发行国资本存量与合意资本的差异影响。人民币纳入SDR有利于加快国际化进程，倒逼制度建设和进一步提升市场开发程度，影响国际资本流动，改变汇率变动的预期。但人民币国际化仍需在币值稳定的基础上推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