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ass模型是研究新产品扩散的基础模型,运用Bass模型分析微信的传播过程,有利于把握及控制微信的扩散轨迹,实现高效率扩散。笔者根据微信推出以来的用户采纳数据,运用非线性最小二乘法进行参数估计,建立了微信用户采纳的Bass扩散模型,并对未来移动互联网产品的扩散研究进行了展望。
笔者研究产业转型对集群网络资源利用的动态影响,通过对网络资源协同式链接的竞争性关联效应的分析,结合网络资源协同式链接的动态组合矩阵,来清晰地识别集群网络创新升级机遇,并进一步剖析“网络协同式链接”所产生的冲突与协调的成本范畴,总结出集群网络资源共享、协同产生净竞争优势的评价标准。以此构建促进集群网络动态演进的协同效应,以期为促进我国地区产业集群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一定的建议和对策。
笔者从外资质量角度,研究金融危机对流入我国外资的质量所带来的影响,并进一步从产业和区域方面对各主要国家投入我国的外资分别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金融危机使得流入我国的外资质量有所下降,各主要国家也在不断调整对我国的投资策略,逐步从劳动密集型行业投资转向资本或技术密集型行业;不同国家对我国不同省份的投资也有侧重,但大多数国家对天津和江西的投资普遍下降。
笔者借鉴钱纳里关于消费率的分析方法,利用PWT7.1提供的32个OECD国家和13个亚洲国家或地区1951年到2010年PPP (购买力平价)下的相关数据,运用非平衡面板数据及相关模型研究,发现世界各国的居民消费率与国家或地区虚拟变量、开放度呈负相关,与各国或地区居民消费率滞后一期呈正相关,政府消费率与PPP下的实际人均GDP呈负相关,与政府消费率滞后一期呈正相关,这与钱纳里分析模型认为居民消费率、政府消费率受相同因素影响不同。笔者指出我国1981年到2010年的5个时间段的平均消费率、平均居民消费率同相应时间段的合意值相比大部分时间段是偏低的,并预测出我国2011—2016年消费率、居民消费率的合意值分别为50.26%和36.85%。
笔者针对由一个生产商和一个零售商组成的分销渠道,双方共同为顾客提供服务以提升需求,在生产商Stackelberg博弈结构下, 研究了零售商的公平偏好对均衡决策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首先,批发价与零售商的公平偏好强度系数和公平偏好比例系数均呈负相关;其次,当供应商或/和零售商的服务对需求的促进作用较高时, 或者服务效率较高时,公平偏好的零售商愿意降低零售价, 顾客能够获得更高的福利; 再次, 公平偏好将影响到零售商的竞争战略和顾客定位; 最后, 零售商的公平偏好确定无疑会损伤生产商的利润, 而对自身来说,在“效用” 和“实际利润” 两方面均有利。但仅有公平偏好强度系数与其效用总呈正相关,而公平偏好比例系数与其效用和利润均可能呈现负相关。
自2008年爆发金融危机以来,人们已经清晰地认识到,目前企业年度报告信息超载、不能发挥金融危机预警作用;而能发挥这种作用、反映企业价值创造的国际综合报告的编制需要可持续发展整合环境的支持;构建这种环境的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将所有重要的、影响企业价值创造的可持续发展风险与机遇系统地嵌入企业的治理和运营机制。为此,以《国际综合报告框架》指导原则和内容要素为导向,笔者构建了可持续发展整合模型Ⅰ和Ⅱ,该模型的实效性得到了IIRC试点计划企业提供的真实数据的支持。
笔者利用第三方评级机构的评分结果,研究了2012年度沪市A 股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评级排名前1/3的高水平公司的治理特征,并与排名后2/3的公司进行了配对检验。研究发现高水平披露公司:(1)资产规模大、资产负债率高,但盈利水平低于市场平均水平;(2)实际控制人多为国有控股或具有政府背景,股权集中度高,但董事会和高管持股比例低于低水平披露公司;(3)董事会、监事会规模均高于低水平披露公司,规模较合理;(4)在高管人数、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不兼任及前三名高管薪酬水平上,均高于低水平披露公司,并存在显著差异。
笔者针对我国信托公司风险控制体系存在的问题,基于《信托公司净资本管理办法》,依据协同理论,一方面,增设杠杆率,与以净资本为核心的外部净资本监管形成表象与本质的外部监管体系;另一方面,在内部风险管理中引入经济资本监测风险的非预期损失;构建信托公司“净资本—经济资本”双重资本监管模型,实现风险可控前提下利益最大化的目标。
笔者利用2012年我国经营农业险的保险机构的数据,基于超效率数据包络模型和主成分分析模型,研究了我国涉农保险机构的经营状况。笔者改变了传统的一维评价模式,通过二维象限图,构建了经营状况的综合评价体系。研究表明:专业农业保险机构处于高效率低水平的阶段,非专业农业保险机构经营情况各有差异。其中,依托集团优势的保险机构,通常具有较高的经营水平;而刚刚经历改制重组、增资扩股等情况的保险机构,一般经营水平较低。同时,处于规模扩张阶段的保险机构,经营效率均有待提升。
商业银行的贷款损失准备水平具有一定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可能源于商业银行信贷业务运营方面的差异,也可能源于商业银行行为动机方面的差异。通过对我国商业银行贷款损失准备水平差异性的分析,笔者发现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水平、附担保物贷款比例水平、盈利水平和拨备覆盖率水平方面的差异与贷款损失准备水平差异存在着显著的相关性;商业银行贷款增长速度、运转效率水平和资本充足率水平差异与贷款损失准备水平差异间并不存在显著的相关性。
个人所得税对调节收入差距具有重要作用。笔者利用CHNS数据库,在明确影响我国收入差距家庭因素(诸如家庭人数、性别比例、年龄结构等因素)的基础上,利用调节模型分析了个人所得税对家庭影响因素与收入差距关系的调节作用。模型结果显示:首先,家庭差异对收入差距具有显著的影响作用;其次,加入个人所得税之后总体上加强了家庭影响因素对收入差距的调节作用。这表明:如果个人所得税的课征模式能够体现出家庭差异等因素,则会更加有效地调节居民收入差距,因此提出我国个人所得税应以家庭为单位进行征收,强化所得税的收入分配调控作用。
债务融资成本高企无疑加重地方政府的债务负担,加剧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分析表明:地方政府债券、城投债的资金成本均较低,商业性银行融资成本比较适中,信托、融资租赁、资管计划的资金成本均很高,BT融资成本最高。应该采用疏堵结合的方式,在降低融资成本、避免债务风险的同时,为城镇化融资提供新的引擎。有效扩充政策性融资渠道,适当放松商业银行融资通道,严格限制影子银行融资和BT融资,充分发挥政策性银行的先导作用、商业性银行的主导作用、城投债的支柱作用,为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的处理争取时间和空间,从而做到在经济发展中逐步解决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
政府预算管理体制作为处理政府间财政关系的重要制度形式,以往对它的研究多集中于事权及财权、财力的划分上,笔者从这一制度构建本身应具有的预算约束效应角度,阐述了现代预算所具有的对政府财政行为约束的本质属性,梳理了我国不同类型预算管理体制下的预算约束效应,并根据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及《预算法》修正案对预算改革的要求,提出了通过确立预算管理制度设计的原则、明确预算约束的具体要求等方面的分析与思考。
资本结构作为融资行为的直接结果,对企业生存发展构成重大影响,在结构调整的大背景下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货币政策对企业资本结构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货币政策对企业资本结构的影响是否存在行业差异? 笔者对2003—2012年上市公司面板数据进行了行业分类,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发现不同行业资本结构对货币政策的反应存在差异,可以分为强反应和弱反应两种类型。最后围绕行业特征对该实证结果进行了解释,提出了缓解统一货币政策结构性矛盾的政策建议。
笔者运用系统估计方法对中国高技术产业竞争结构和企业学习能力与技术战略选择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1)FDI流入所引起的市场竞争结构变化对内资企业技术战略选择有直接影响;(2)学习能力对内部研发战略产生正向直接影响,学习能力强的企业更倾向于选择进行内部研发;(3)学习能力对竞争结构与技术外购战略间关系存在负向调节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