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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税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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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值税进项留抵、现金流挤占与企业融资成本上升——基于2015税源调查数据的实证检验
    解洪涛；张建顺；王伟域
    2019, 0(9): 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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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期以来，基于增值税税负转嫁理论，增值税对企业财务和经营状况影响的研究并未得到重视。笔者指出增值税进项和销项税额的期限错配实际形成了大量增值税进项留抵税额，这挤占了企业现金流量，并提高了企业融资成本——利息负债比。进一步，笔者采用2015年的全国税源调查数据检验了这一影响机制，对于全部制造业企业而言，留抵税额营业收入比与利息债务比弹性为0154，由于中小企业融资约束和发展的需要，相对大企业和微型企业而言，留抵税额对小企业融资成本的提高远远大于大型企业，留抵税额营业收入比与融资成本之间的弹性为036。研究说明当前增值税留抵税额退税改革对缓解小企业经营现金流压力，降低小企业融资成本更具效果。
  • 财政税收
    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基于上市公司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梁俊娇；贾昱晞
    2019, 0(9): 1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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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技创新能力对企业和国家的可持续发展都尤为关键。创新可以保障国家综合国力的提升。世界各国为鼓励企业创新采取了多种税收优惠政策，其中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力度大、范围广，最具代表性。我国近年来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万众创新，制定了包括对高新技术企业实行15%的所得税税率、对研发费用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加计扣除等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本文选取2009—2016年沪深上市公司年报数据，建立倾向得分匹配模型（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PSM）分析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旨在对比研究以税率优惠和税基优惠为代表的所得税直接和间接优惠方式对创新的激励效果。根据显著性和稳健性检验结果发现：加计扣除优惠方式对企业创新具有更强的激励作用；间接优惠对非国有企业的创新激励性更强，对东部地区企业的创新激励性更强，对制造业和信息技术业的创新激励性更强。本文认为我国应该放宽企业所得税税率优惠的适用条件，积极引导以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为主的间接优惠政策发挥作用，并且针对不同企业特征制定税收优惠政策。
    • 金融保险
  • 金融保险
    金融演进中的金融风险管理：回顾与反思
    应展宇；黄春妍
    2019, 0(9): 2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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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经济主体提供形式多样、高效的风险管理手段进而实现市场经济运行中风险配置的优化是金融的核心功能之一。从某种意义上说，金融的演变就是一部（金融）风险管理功能深化的发展史。历史地看，金融风险管理经历了基于自有资本的分散化与抵押、基于有限责任制度的金融契约设计、基于市场流动性的证券创新、基于金融工程思维的风险商品化和全面风险管理（ERM）五个阶段。展望未来，金融市场和金融中介之间的动态竞争以及由此导致的创新螺旋将使得金融体系中制度、市场和技术不断趋于成熟，或者说金融体系自我支持定价和交易金融风险的工具创新能力的不断提升，金融风险管理功能趋于强化，相应地金融体系的构成也日益复杂化。
  • 金融保险
    金融冲击对企业产出的影响研究——基于中国上市公司面板数据
    曹金飞
    2019, 0(9): 3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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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笔者从微观角度理论上分析了金融冲击、资本结构与企业产出，金融冲击、劳动投入与企业产出，以及金融冲击、金融摩擦与企业产出的影响路径，以此为基础，利用GARCH模型计算了来自M2、股指和汇率的金融冲击，并利用1999—2017年的中国上市公司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实证结果显示：（1）金融冲击会影响企业的金融约束条件，进而导致企业产出下降；（2）金融冲击下资本结构对企业产出有重要影响，企业负债率越高产出下降越大；（3）金融冲击会使得企业劳动投入下降进而导致裁员；（4）金融冲击下金融摩擦越大企业产出的下降就越多。笔者最后给出应对金融冲击的对策：金融冲击发生前要进一步加强多元化、多层次的金融服务体系和企业财务柔性储备建设，金融冲击发生后实行低利率政策和减税、补贴等财政手段。
    • 财务会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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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道德与债务融资——来自民营上市公司的证据
    王夫乐
    2019, 0(9): 4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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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Platteau (2000)［1］和 Tabellini (2008)［2］的概念框架，按照社会道德不同的作用范围，本文将社会道德分为公德和私德两个层面，然后分别选取公共交通情况和私人社交的“小世界”网络的特征作为公德、私德的代理变量，进一步检验公德和私德与民营上市公司债务融资的关系。研究发现：社会道德水平与民营上市公司的债务融资成本具有反向关系，其中，私德对民营企业债务融资的影响比公德显著，这一现象在私德相对较好（公德相对缺失）的地区更加明显； 同时，地方的私德水平与民营企业的银行债务比和有息债务比例均呈负相关关系，说明私德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弥补民营上市公司的信贷歧视。而在剔除上市公司集聚的四大城市（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之后，上述结论依然成立。本文从一般性的角度考察了社会道德这一法律外制度对公司财务行为的影响，研究结论对地方政府如何化解中小企业融资难、优化营商环境等问题具有一定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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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家精神与管理控制系统——管理会计视角下一个中介模型的讨论
    唐亚军；汪丽
    2019, 0(9): 5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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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国家创新战略应用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具体过程中，企业家精神的研究不应停留在揭示企业家精神的内涵，而应深刻地解释企业家精神对微观企业的作用机理。本文考察了中国情景下企业家精神对管理控制系统的影响及其作用路径，以及企业最终的业绩表现。首先，将管理控制系统的功能划分为控制和探索两个维度，利用一项基于中国企业的调查研究，结果发现出于价值保护或价值创造企业家精神会干预管理控制系统的功能，为保护企业现有价值强调控制，为创造新的利润增长点而强调探索；其次，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家精神对两个维度功能的干预程度在不同性质、规模和行业企业中存在显著差异，对探索的干预程度远远高于对控制的干预。研究结论揭示了企业家精神提升企业业绩中的作用机制，对企业家精神“如何发生作用”的相关研究也进行了有益的补充。
    • 理论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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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线性定价中多维数量参数的优化设计：以递增阶梯定价为例
    刘自敏；李兴；朱朋虎
    2019, 0(9): 7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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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非线性定价在公用事业中的广泛使用，对其参数的政策评估与优化设计成为学术界与政策界均关心的重要问题。本文以我国正在实施的居民递增阶梯电价为例，利用2010—2016年CFPS数据，在识别居民所响应电价类型的基础上，通过门槛模型及StoneGeary函数对居民递增阶梯电价政策的数量参数进行优化设计。主要研究结论为：（1）由于非线性定价参数的复杂性，价格参数会影响数量参数特征，有限理性的居民用户普遍仅对平均价格响应，数量参数设定时需要考虑用户对复杂定价的认知行为特征；（2）当前全国各省份居民电价参数中的阶梯长度参数偏大，为有效识别用户的差异化特征，需要适当缩短阶梯长度；（3）与现行全国各省份的阶梯数量均为“一刀切”式的3个阶梯不同，各省份的最优阶梯数量存在差异，为2~3个，政策部门需根据本地用户实际情况进行阶梯数量设置。本文为系统评估和优化调整各省份公用事业非线性定价政策提供了理论支持和现实参考。
  • 理论经济
    政治关联促进或抑制了中国企业的创新？
    何欢浪；蔡琦晟
    2019, 0(9): 87-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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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使用世界银行中国企业调查数据，分析政治关联对企业研发创新行为的影响，不同于大多数现有文献的“促进论”或是“抑制论”的观点，发现政治关联同研发创新行为呈倒U型关系，即一定程度的政治关联会促进企业的研发创新，但是当政治关联超过某一程度时，政治关联的增加则会阻碍企业的研发创新。此外，政治关联和企业研发创新投入的倒U型关系在东部地区以及公有制企业中更为显著；政治关联通过融资约束进而影响企业研发创新的效果并不显著；随着政治关联的不断积累，企业招待费用对研发投入的正向促进效应则会降低。政策启示在于：我国的企业仍然需要通过政治关联这一非正式制度来获取其发展所需要的资源，政府应当完善其资源配给的公平竞争机制，使政府分配资源的渠道更为公开透明，使政府资源能真正惠及有竞争力的企业。
    • 工商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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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权分离与企业价值：支持效应还是掏空效应
    吴国鼎
    2019, 0(9): 97-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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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实际控制人的两权分离对企业价值产生的效应会因研究样本、市场环境的不同而不同。笔者利用2008—2015年中国上市企业的数据，通过考察两权分离度对企业价值的总体影响以及非线性影响、对不同所有制类型企业价值的影响等角度检验了两权分离对企业价值是支持效应还是掏空效应。研究发现，当两权分离度较小时，两权分离对企业价值更多的是支持效应；当两权分离度较大时，两权分离对企业价值更多的是掏空效应。区分企业所有制类型，则两权分离对国有企业价值的掏空效应要大于对民营企业价值的掏空效应。研究还发现，两权分离度对企业第一类代理成本的影响是显著的。而由于掏空效应和支持效应的存在，两权分离度对企业第二类代理成本的影响不显著。基于本文的研究结论，笔者认为：中国一方面应该加大对于企业实际控制人掏空行为的处罚力度以及制定更加完备的保护中小股东权益的制度；另一方面，还需要加快进行国有企业改革，包括进行监管体制改革以及公司治理改革等。
    • 国际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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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外向型劳动密集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研究
    马光明
    2019, 0(9): 107-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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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中国外向型劳动密集制造业正受到国内各类成本提高、国外贸易壁垒增加的双重压力，除了进行国内区位转移之外，亟需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进行全球资源优化配置，降低贸易顺差并规避贸易壁垒。笔者聚焦于中国外向型劳动密集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问题，利用2006—2016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各省份制造业工资成本、人口年龄结构、人口密度等6个指标是影响中国外向型劳动密集制造业国内区位转移的主要因素；进一步分析“一带一路”沿线国家1990—2017年以上对应指标组合的绝对值与变化趋势，发现东南亚和南亚地区是目前中国外向型劳动密集制造业较为合适的对外投资区位，菲律宾、印度、孟加拉国等8个国家是当前最具投资潜力的重点投资目标国；基于此，笔者认为政府与相关机构应积极出台税收、信贷等优惠政策，并与潜在重点投资国签订更为广泛的经贸合作协议，鼓励并帮助中国企业顺利进行外向型劳动密集制造业对外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