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经济作为一种新业态新模式，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产物。近年来，分享经济在我国迅速发展，显示出巨大的活力与创造力，为我国经济发展的转型升级及新旧动能的转换带来了机遇，对引领创新、带动就业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新业态的迅速发展也带动了税源规模与新增税户的迅速成长，但是，由于分享经济具有典型的跨区域、跨行业特征，现有的税收制度和税收法规越来越无法适应分享经济的发展需要，存在大量偷漏税的现象。因此，深入研究分享经济的税收问题，并提出相应的改革方案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笔者在分析分享经济发展趋势及特征的基础上，提出了分享经济税收所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结合不同商业模式分享经济类型，分析了相应的税收体系设计，最后提出了完善分享经济税收制度的政策建议。
“营改增”全面实施后，国、地税征管资源呈现出非均衡分配状况，国家提出国、地税采取合作不合并的征管模式，合作途径的有效选择是当前征管模式下征管效率提升的关键。本文基于拓展的四阶段DEAMalmquist指数模型，利用2008—2014年省际数据，对我国国、地税征管效率及其内部影响因素进行评价比较分析，并运用面板数据模型检验了外部环境因素对国、地税征管效率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国、地税征管效率平均都处于无效率区间，地税效率高于国税，但国、地税征管效率增速均处于递增改善状态，地税效率平均增速略快于国税；规模技术因素是推动国、地税征管效率改善的重要因素，规模效率、纯技术效率和纯技术进步因素呈现出区域差异化影响；对国、地税征管效率增速影响因素分析发现，税收分权对国、地税产生异化效应，机构征管范围和城镇化对国、地税产生负效应，人员征管范围和经济发展规模则产生了正效应。因此建议以税收征管技术合作为基础，实现国、地税深度合作。
通过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中加入股票投资者的异质性预期，笔者首先研究了投资者的情绪变化在股市涨跌周期中的作用。加入投资者的有限理性后，重现了股市大涨大跌的内生周期，并发现投资者的情绪变化在此过程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其次，讨论了货币政策冲击如何影响投资者的情绪变化，进而影响股价波动。结果表明，较大的或者持续的政策改变能显著改变投资者情绪，进而影响股价变动。此外，脉冲分析的结果显示，货币政策冲击对股市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各类投资者的比例影响了货币政策的效果。因此，货币政策实施的时机至关重要。最后，还讨论了货币政策是否应当对股价变动做出反应。福利分析的结果表明，考虑了股价波动的货币政策能够抑制股价大涨大跌的周期变化，进而稳定宏观经济。因此，在货币政策的制定中应适度地考虑股价的波动。
在银行体系中，流动性风险具有传染性，同业之间的流动性风险状况会相互影响。即使只有一家商业银行倒闭概率上升，也意味着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性上升。笔者使用KMV模型测度了每家中国上市商业银行的倒闭概率并将其作为刻画银行体系稳定程度的指标，进而研究同业流动性风险对金融体系风险的影响。实证分析表明，中国上市商业银行同业之间流动性风险存在相互正向影响，这表明中国上市商业银行之间业务同质性较高，存在相互模仿的竞争战略；但国有大型商业银行之间相互负向影响，存在流动性风险的自动稳定机制。整体来看，中国上市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间的同业影响更多体现在资产流动性风险方面。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能够根据同业的整体流动性风险状况自动调整经营策略来降低倒闭风险；融资流动性风险的同业间影响对银行倒闭概率的影响不是非常明显。
职业会计师在揭发公司舞弊上承担了越来越多的社会期望与法规要求，但职业会计师在舞弊揭发上面临两难困境：一方面需要遵循“保守秘密”的职业操守，另一方面又要承担揭示舞弊、维护公众利益的责任。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会计职业界与证券立法机构在职业会计师舞弊揭发行为准则制定与立法规制上存有显著立场差异并不断博弈。会计职业准则规范的出发点是保护会计职业利益，通过渐进式的、以技术标准修订为中心的改革策略来应对不断扩大的审计期望差距；而证券监管立法则建立了以维护公共利益为出发点的多层次舞弊揭发法规体系，通过《证券交易法案》的“强制要求”、《多德—弗兰克法案》的“经济激励”与《萨班斯法案》的“权益保护”等制度来化解职业会计师舞弊揭发的伦理困境与消极态度，并在一定程度上缩小审计期望差距。笔者在借鉴美国舞弊揭发立法规制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我国的舞弊揭发权益保障制度、证券舞弊揭发激励制度、会计职业准则的完善提供了具体政策建议。
自2010年以来，我国上市公司普遍开始进行内部控制审计。基于我国A股上市公司2011—2015年的数据，笔者发现：若上市公司当年收到“清洁”的财务报表审计意见与“非清洁”的内部控制审计意见，往往会伴随着当年与下一年度显著更高的财务困境风险。但是，针对上述这种情况，作为企业主要债权人的银行等金融机构，并未显著减少对该类企业的短期信贷规模来规避风险；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非清洁”的财报审计意见会使银行等金融机构显著减少对该类企业的短期信贷规模。以上结果表明：现阶段国内上市公司的债权人在进行决策时，未充分考虑“非清洁”内控审计意见所传递的信息。本文丰富了企业债权人对于内控审计意见认知的文献领域，为资本市场更好地理解内控审计意见提供了参考。
创业活动对经济增长和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广泛搜集、梳理了国外自主创业理论和相关实证研究，并对相关文献进行了归纳、分析和总结，在此基础上我们对未来自主创业研究领域指出了新的研究方向。首先，本文从理论层面分析影响人们做出不同就业选择的因素。通过文献的梳理与综述，我们发现现有的文献给出了四组理论来解释创业选择活动：风险规避、企业家能力、金融约束，以及将企业家能力和金融约束相结合来解释创业行为。其次，本文对实证分析就业选择影响因素的相关文献进行了梳理和归纳。这一部分重点着眼于计量方法，以及在就业选择实证文献里，作者如何解决相应的计量问题，并对现有的实证论文所获得的最重要结论进行了总结和归纳。第三，在理解了就业选择的理论及实证结论之后，本文概述了在这一领域的中国文献，归纳了在中国这一特定的经济环境下就业选择研究的重要结论。最后，本文指出了未来自主创业研究领域的研究方向。
本文运用房价收入比对各省份的房地产泡沫进行合理测度，并以房地产泡沫值为基础，构建消费者购房选择与房地产泡沫模型，运用2006—2016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采用动态面板系统广义矩估计（SYSGMM）对货币政策因素、预期因素、需求因素、供给因素与人口因素等方面进行实证检验，发现预期、货币政策与非住房消费是影响房地产泡沫的主要因素，其中消费者预期对房地产泡沫变动的影响最大，这种影响程度在初期效果逐渐增强，其后缓慢衰退，最后进入平稳期。因此，需要在预期的初期及时进行调控，加快进入预期衰退周期，维持平稳期状态。可见，引导消费者预期与合理控制房地产市场信贷量增长是有效抑制房地产泡沫过快膨胀的有效方法。
在中国企业“走出去”背景下，笔者针对中国跨国公司，构建了一个以公司品牌形象为前因，以自我一致性和品牌赞赏感为中介，自我动机和产品熟悉度为调节，购买意向为后向结果的概念模型，旨在研究公司品牌形象对消费者购买意向的作用路径。为检验该理论模型，我们采用问卷调查法收集数据，运用层级回归模型进行数据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公司品牌形象对消费者购买意向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会通过提升自我一致性和品牌赞赏感来提高购买意向；自我动机显著调节自我一致性与购买意向之间的关系，在自我确认动机条件下，自我一致性能够显著提升消费者的购买意向；在自我提升动机条件下，这种提升作用受到抑制。本研究结论说明：公司品牌形象可以作为企业产品的“保护伞”；企业在营销战略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应针对不同心理定位的消费群体采取不同的品牌策略；此外企业还可以通过公司品牌形象来引领一种新的消费时尚，进而获得更多的市场机会。
作为典型的员工自愿行为，隐性知识共享与员工沉默这对构念之间的关系是否如其字面含义一样相互对立是本研究拟解答的关键问题。笔者选取24家企业的320位知识型员工为调研对象，以诺莫网络为主导逻辑，从隐性知识、知识主体和组织三个视角筛选出五个前置因素，并选择知识溢出这一后果变量，运用相关性分析、回归分析和结构方程模型等方法分析知识型员工隐性知识共享与员工沉默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隐性知识共享与员工沉默是相互独立的两个构念。就前置因素而言，在隐性知识层面上，知识黏性会促进员工沉默而抑制隐性知识共享；在知识主体层面上，面子需要对隐性知识共享和员工沉默均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心理安全感则会促进隐性知识共享而抑制员工沉默；在组织层面上，人际信任、组织自尊均促进隐性知识共享。就后果变量而言，隐性知识共享会促进知识溢出，而员工沉默则抑制知识溢出。研究结果厘清了知识型员工隐性知识共享与员工沉默之间的关系，为该领域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和框架，同时也为我国企业情境下提升员工的创新绩效提供了一定的启示。
在基本医疗保险实现城乡全覆盖之后，原有的参保率指标已经无法灵敏地反映参保人对制度的态度。为了顺利整合、完善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制度，参保人满意度研究显得非常迫切。笔者根据医疗保险领域的“三角四方”关系，并借鉴美国顾客满意度模型的原理，构建了城乡居民医疗保险满意度结构方程模型。然后，以中部地区已经实现整合城乡居民医保的湖北省鄂州市为例，考察了参保居民对于城乡居民医保的满意度。研究结果表明，医疗保险价值感知、医疗服务价值感知、政府支持价值感知等因素对于居民的满意度有直接的正向影响，而医疗保险服务质量感知对于满意度的影响在统计上不显著。在此基础上，作者提出了提升城乡居民医保的内在价值是提高居民满意度的重中之重等政策建议。
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社会化供给不仅是新时期政府满足人民群众多元化文化需求、维护中华民族文化主权的重要载体，更是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标志。论文基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逻辑要求，从效率、公平、供求匹配三个角度把握公共文化服务有效供给的基本表征，构建耦合协调度模型，把脉中国31个省份公共文化服务供需协调程度，判断中国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有效性。结果表明：公共文化服务的供需整体失调，公共文化服务能力不足与公共文化资源浪费现象同时并存；省域之间公共文化服务供需协调度差异较大，公共文化服务“需求滞后”型省份与“供给滞后”型省份同时并存；地方财力水平与重视程度是影响公共文化服务供需失调的主要因素。鉴于此，急需从供给侧、需求侧创新公共文化服务有效供给的体制机制，提高公共文化服务供需协调度，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精神动力和文化支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