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从战略层面上提出了我国新一轮税制改革的目标路线图。财税改革的推进强调国家治理的重要作用，科学的财税体制是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笔者从税收管理体制的角度出发，探讨了当前我国税制改革中的一些难点和焦点问题，并根据现实情况提出了相关建议：在整体的税制设计层面把握税制改革的基本方向，应该以稳定宏观税负为前提，树立明确的分税制改革方向，强调税收法定主义的基本原则，并将这些设计准则贯彻在具体的税制改革方案中，逐
个突破改革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挑战，从而落实财政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支柱作用，发挥税收在社会经济建设中的积极作用，为构建现代财政制度保驾护航。
笔者在对土地财政范围界定的基础上，回顾了我国土地财政的发展历程，认为分税制初期，土地财政收入相当于地方一般预算收入的比例很小，分税制不是土地财政出现的根本原因，土地财政近些年的迅速发展是地方政府进行经济社会发展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主动行为。接着，笔者基于充分的数量分析，认为土地财政是地方政府于分税制之外形成的、可独享的“第二财政” 资源，地方政府更愿意通过非税收入的形式避开与中央进行“分财”，土地财政收入改变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可支配财力上的相对地位；从土地财政纯收益角度看，土地财政在“营改增” 后地位更为突出。进一步地，笔者对土地财政的效应进行研究，分析认为由于分税制对土地收益分配的格局限定，土地财政是分税制框架下地方政府主动追求自身财力最大化的结果；由于区域间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差异，土地财政规模东、中、西部地区差异显著，容易加剧地区间的财力差距；由于土地财政收益分配的现有规定，土地财政易陷入恶性循环的自我发展。
对地方政府提供社会保险服务的效果开展绩效评价，是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指示精神和促进分权化改革的有效措施。笔者在借鉴已有研究成果和国外经验的基础上，设计了包括社会保险投入、社会保险产出和社会保险效果的三层次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确定了各指标的评价标准和权重，并用我国30个省份（除西藏）2001-2012年的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我国地方政府社会保险服务绩效具有经济性、区域性和时间累积性，地方政府在保证社会保险基金增长、养老保险替代率提高、各险种基金结余数量增多、医疗卫生硬件条件改善、有效控制失业率等方面效果较好；也还存在着社会保险支出占GDP比重偏低、各险种覆盖率和保险待遇较低、社会保险的社会效应还不太明显等不足。最后，对如何提高地方政府社会保险服务绩效提出了具有针对性和可行性的意见和建议。
极端死亡率风险证券化以寿险公司作为发起人将极端死亡率风险从整体风险中隔离出来发行证券，将极端死亡率风险转移到资本市场。长寿风险证券化以年金保险公司作为发起人，通过发行证券将长寿风险转移至资本市场。两者均属于死亡率风险转移证券化，均能够扩大寿险公司和年金保险公司的承保能力。极端死亡率风险证券化主要包括极端死亡率债券和极端死亡率互换两种工具，而长寿风险证券化主要包括长寿债券、长寿互换和ｑ远期合约三种工具。笔者首先比较分析了极端死亡率风险证券化内部的两种工具，发现它们均为场外交易工具，流动性较差，定价方法均为Wang转换定价法，但在运行机制、合约性质以及交易程序上存在一定差异；其次从运行机制、基差风险和合约灵活性角度比较分析了长寿风险证券化内部的三种工具；最后，对极端死亡率风险与长寿风险证券化在种类、标的物、运行机制和主要风险等方面的相同点和不同点进行了比较分析。寿险公司和年金保险公司可灵活选择两类证券化中的五种工具，以实现对不同死亡率风险的管理需求。
笔者通过梳理1990—2012年间6次主要金融危机的相关文献，选取19个样本国家的18个主要金融经济指标建立了初始金融预警指标体系，并通过格兰杰因果检验，初步筛选出11个主要影响指标。但考虑到保留下来的解释变量数目较多，处理起来较为繁琐，且同一经济体的各金融经济指标之间往往具有较强的相关性，笔者通过全局主成分分析对这11个主要指标的原始数据进行了降维处理，得到价格指数因子、货币供给因子、财政负担因子和对外关系因子四个相互独立的主要因子以代表11个金融预警指标的整体信息。进而，以得到的4个主要因子为解释变量，以金融危机发生的概率为被解释变量，分别建立了基于静态Logit方法和动态Logit方法的金融危机预警模型。最后，通过样本内检验和样本外检验，得出动态Logit预警模型优于静态Logit预警模型的结论。
我国对“小微企业”的划型界定较晚，但“小微企业”的发展对增加就业，促进经济增长、科技创新与社会和谐稳定等方面能发挥重要作用。现阶段困扰小微企业发展的最大问题是融资问题，而政府在其中扮演极为关键的角色。笔者分析了现阶段我国小微企业的融资瓶颈，然后立足政策视角归纳出政府对小微企业融资的作用机制，并选取天津市216家小微企业的发展数据，对政策影响小微企业融资的各变量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商业银行是现阶段小微企业融资的首选渠道，社会金融机构次之，而资本市场作用较弱；政府的财政资金支持对小微企业融资的效果并不显著，而政府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和信用担保有效地促进了小微企业融资。最后从加强制度保障、调整政策方向、引导金融资源配置、引领融资方式创新等方面提出了促进小微企业融资的相关举措。
笔者对经济效率、金融监管效率以及金融监管的成本—收益分析法进行了综述整理，基于以上基础整理和分析，找到研究私募股权投资监管效率的理论支撑和实证方法。并对私募股权投资行业发展特点和发展现状进行了梳理。笔者总结了私募股权投资在我国监管的理念、依据、模式、内容、主体、对象及监管的措施，对私募股权投资监管进行了一般情况的成本—收益分析，确定一定条件下监管的最佳效率。并从监管强度的角度出发，认为监管目标不仅仅限于监管效用，还涉及监管人员的道德风险等问题，分别讨论了监管目标大于、等于以及小于监管效用的三种情况。在此基础上提出我国对于私募股权投资的监管应采取的监管模式。
社会责任报告是企业对利益相关者承担责任情况的披露，与财务报告相辅相成，共同为降低企业与利益相关者之间信息不对称发挥作用，以往的研究发现规模越大、盈利能力越好、财务杠杆越高、公司治理水平越好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披露质量越高。目前我国公款吃喝、公费旅行等在职消费现象严重，极大地损害了投资者的利益，那么在职消费低的企业是否会为了向市场传递信号而提高社会责任报告披露质量呢？笔者基于中国上市公司A股2008—2012年的数据，从管理层代理成本角度出发，研究在职消费对社会责任报告披露动机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管理层在职消费越小，企业越倾向于披露社会责任报告，但是在职消费对社会责任报告披露质量的作用要受到盈余透明度的影响，在职消费小的企业在盈余透明度越差的情况下越倾向于提高社会责任报告质量。本文的研究结果不仅在学术上丰富了社会责任报告披露动机，还为投资者的投资决策和监管机构对公司管理层的监督管理提供了指导。
上市公司投资效率低下与广为诟病的投资者保护体制一直是困扰我国资本市场的两个顽疾，已有文献就这一现实问题展开了大量的研究。笔者沿袭控制权配置—公司投资行为及其效率—公司业绩这一公司内部治理机制逻辑展开，就控制权配置对公司投资决策的治理机制与外部投资者保护机制之间相互关系的研究成果进行了一个系统、全面的梳理和阐述。结果发现：尽管已有文献针对控制权配置、投资效率和投资者保护三者进行了大量的探讨，但仍存在研究内容展开不够深入和细致、研究结论存在较大争议等诸多不足之处，尤其是针对公司内部控制权配置的问题，包括在公司内部决策控制权和管理执行权在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以及经理等高管团队中的均衡分配，从公司控制权内部配置模式研究和解读公司内部治理机制对公司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以及依赖于这种配置模式背后的制度成因、影响因素和动态变化等规律的探讨尚未展开。而且，在此基础之上，深入探讨和解析这种公司内部治理模式与外部投资者保护机制之间的动态关系，也是今后研究需要继续深入之处。
通过专利公开以促进技术知识传播，是专利制度的重要社会目标之一。研究专利政策设计对创新者公开决策的影响，对完善专利制度、鼓励创新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笔者以创新者专利申请提前公开决策为视角，通过构建包括创新者决策、模仿者决策的两阶段博弈模型，探讨了创新者专利申请提前公开决策的经济理性，以及专利高度和专利宽度对公开决策的影响。笔者认为，创新者专利公开决策取决于“长保护期效应”和“技术外溢效应”的权衡。专利高度越低、专利保护越宽，创新者面临的模仿风险越低、技术外溢效应越小，更可能选择提前公开，有利于加快技术知识的传播；专利高度越高、专利保护越窄，创新者面临的模仿风险越高、技术外溢效应越大，创新者更可能选择法定公开，以减少市场中模仿者的数量。选择适当的专利高度和专利宽度、增强对已授权专利的保护，有利于实现专利制度鼓励研发投资和鼓励技术知识传播这两个社会目标的平衡。
笔者从当代国际资本流动与商品流动之间关系的角度探讨了全球经济失衡的本质，指出当今全球经济失衡本质上是国际资本持续流入美国；在此基础上从美元本位下的美国经济虚拟化视角，建立世界资产市场均衡模型，研究了国际资本持续流入美国的机制；建立了计量模型，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支持理论模型的结论，并发现美国经济增长率、利率、汇率等因素对当今国际资本流动没有影响；最后概述了美国经济虚拟化的机制。本文的研究结论深化了对全球经济失衡的认识，有助于理解虚拟经济在当代经济中的重要性，它的主要政策含义是，解决全球经济失衡问题的关键是控制美国虚拟经济过度发展，推进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建立全球金融监管体系和新兴市场经济体、合理引导外部资本流入等措施有助于该问题的解决。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走的是“投资和出口驱动”的发展模式，当前外围经济不良制约着“高增长”，同时也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转型” 机遇。消费驱动意味着在“三驾马车” 中消费对经济发展起着越来越强的作用，以培育起国内市场为主导的经济发展内生能力。笔者在剖析当前中国需求动力结构特征的基础上，研究了影响中国消费驱动的因素：增强消费驱动力的“推力” 包括中央政策推动、WTO红利减少、人口红利枯竭和改革红利释放等；减弱消费驱动力的“拉力” 包括
地方的“投资饥渴症”、收入分配改革停滞、财政支出结构不合理和金融体制改革滞后等。基于上述分析，笔者进一步探讨了中国需求动力结构的未来走势，并指出相应的政策含义。
笔者利用中国1997-2011年30个省份投入产出数据，采用考虑环境的方向性距离函数方法研究了Malmquist Luenberger生产率指数及其分解技术进步指数和技术效率指数。研究发现，中国的环境全要素生产率是上升的；考虑环境因素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高于不考虑环境情况下的数
值；环境全要素生产率指数的提高主要来自于技术进步。笔者进一步基于空间面板Tob it回归模型的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影响因素分析表明，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是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重要原因；结构调整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对其产生负向的作用；技术进步和对外开放水平的提高促进了环境全要素
生产率的上升。这些结论表明今后改革的方向应该是继续发挥技术进步的作用，注重经济结构和对外贸易结构的调整以及加快城市化进程的同时要注意环境保护意识。
区域产业品牌已成为促进产业集聚和产业结构升级的关键要素之一。笔者基于利益主体行为博弈视角对差异化路径下区域产业品牌的发展战略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在市场主导型路径下，各主体在区域产业品牌投入上存在互补性，产业集聚虽然会降低单个企业对区域产业品牌的投入，但却会促进整体企业和政府加大对区域产业品牌的投入，对企业征税税率过高或过低都不利于区域产业品牌的发展；在政府主导型路径下，地方政府在区域产业品牌建设上的效率越高、外部性越
大、产业集聚程度越高以及市场需求对区域产业品牌的敏感度越大，则政府建设区域产业品牌的力度越大。因此，各地区应根据自身情况选择不同发展路径建设区域产业品牌。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速，跨国并购已成为提升企业海外竞争力的重要手段，而目标企业的文化整合是跨国并购过程中必须加以重视和完善的问题。笔者以跨国并购理论及并购后整合管理理论为研究基础，结合跨国并购的实践，立足于企业文化的影响因素，综合运用心理契约理论，分析并挖掘影响跨国并购中企业文化整合的因素；在此基础上，笔者通过研究各个影响因素之间的相互关联作用，探析各因素所驱动的文化整合适应与匹配的耦合机制，并运用博弈论的思想进行研究佐证。
这种耦合机制的适用性将最大限度地减少因文化差异所造成的文化冲突，从而增加企业并购的成功机率，进而增强跨国公司的全球竞争优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