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先认识美国现行税制的问题，才能更好地理解特朗普为何要进行税改、如何改，以及改革之后对美国国内和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的影响。笔者从个人所得税、穿透实体税收和公司税三方面分析美国现行税制的问题，阐释了在这三方面特朗普的税改提议与现行税制之间的逻辑。基于社会在这三方面的不同意见分析了特朗普税改的可行性。特朗普的个人所得税改革能简化现行税制，但只有最高收入人群才是最大获利者。穿透实体税改虽然能为高收入人群减税，却有可能导致高收入人群的激进避税，且不惠及中低收入人群。公司税改革也是一把双刃剑。进而，笔者分析了特朗普税改对国际社会可能造成的影响，以及中国可准备的应对策略。
“营改增”通过税率变化及抵扣链条的打通，不仅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企业的流转税税负，而且由于销售收入价税分离、购进货物或固定资产进项抵扣、税种变化引起会计核算差异、附加税费计税基础变化等因素，也影响着企业所得税税负的变化。在“税盾效应”的作用下，“营改增”通过影响企业税负，进而会影响企业债务融资规模。本文以2011年第1季度—2016年第3季度沪深A股上市公司财务数据为样本，运用DID方法及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营改增”对交通运输业（含铁路运输业）、部分现代服务业、广播影视业、邮政业、电信业上市公司债务融资决策的影响。研究表明：上述行业税负与“营改增”政策存在反向关系，在“税盾效应”作用下，“营改增”显著降低了企业的债务融资水平。政府应运用相关政策措施,适当促进企业债务融资。
中国已经进入加速老龄化社会，中国人口老龄化目前具有人口预期寿命提高、人口增长速度下降、老龄化速度加快、未富先老以及老龄化区域差异显著等特征。在此背景下，养老需求量迅速增长，养老需求种类更加多样且区域差异日益明显，功能丰富的人身保险无疑将成为缓解养老压力的重要途径，但人口老龄化也可能会抑制定期寿险等纯保障型险种的消费。笔者通过利用中国2000—2015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和动态面板系统GMM方法，实证检验人口老龄化对中国人身保险消费的影响发现，老年人口占比对人身保险消费存在显著正面影响，而且这种影响存在区域差异，老龄化程度越高，拉动程度越大。在此基础上，从产品结构优化、产品功能多样化、产品供给地域化、抵御通胀和服务升级等方面提出人身保险市场完善对策。
通过金融压力指数度量金融风险，分析金融压力与宏观经济的动态效应，对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具有重要意义。笔者首先选取反映银行、股票、债券和外汇等四个金融市场变化的7个关键性指标来综合构建中国金融压力指数，测度2002年1月—2016年6月期间的中国金融压力状况，认为我国目前处在金融风险高发阶段，并可能将长期面临较高的金融压力。其次，根据压力指数的区制转换特征，运用非线性的MSVAR模型分析金融压力和宏观经济之间的动态效应，发现金融压力和宏观经济之间相互作用的三区制特征明显，存在一定的“棘轮效应”，并且在“低压力”和“高压力”两种状态下金融压力与宏观经济的效应关系比在“中压力”状态下更为显著。最后，笔者对主要结论进行了总结，并提出改进金融监管能力、加强金融风险调控、着力深化金融“供给侧改革”等政策建议。
笔者主要研究劳动保护是否以及如何影响企业发生贷款违约的概率。以1999—2012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利用2008年《劳动合同法》的实施度量劳动保护强度的变化，检验发现，随着劳动保护的增强，劳动密集型企业在行业下滑时发生贷款违约的概率显著增加。分样本研究发现，高财务杠杆企业由于面临更加沉重的还款压力，劳动保护增强使其更容易出现债务违约。相对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缺乏信贷和展期上的优势，劳动保护增强对其债务违约的影响更为明显。小企业具有更高的财务风险和更不完善的劳动保障制度，其受劳动保护增强的负面影响也更加明显。进一步的平稳性检验显示，在新劳动法实施之前，不同特征企业的贷款违约趋势并未出现显著变化；在不同行业下滑的定义下，劳动保护增强对企业贷款违约的影响依然显著。总的来说，笔者基于贷款违约得到的证据支持关于劳动保护具有负面经济后果的论断。
为了进一步推进上市公司资产重组市场化进程，2014年底证监会颁布第109号令对《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进行了修订，正式将估值机构与估值报告引入并购重组市场。笔者以第109号令实施以来，上市公司并购重组中的估值报告与评估报告为研究对象，从估值目的、价值类型、估值方法以及报告功能等四个方面对两类报告的内容进行全面的对比分析，研究两类报告的特点与优劣，并提出相应建议。本文认为估值报告和评估报告应当相互借鉴对方优点，有关监管机构应当制定估值准则对估值机构执业进行规范，并建立和完善并购重组估值数据库。笔者的研究拓宽了并购重组领域的研究范围，有利于完善并购重组业务中的估值理论与方法，对提高估值机构执业水平与定价能力，提高上市公司并购重组的质量与效率具有重要的意义。
近年来，中国信息技术迅速发展，与以技术、资本密集型厂商和劳动密集型厂商产出之比所指代的制造业转型升级程度趋于下降的事实不相吻合，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动力机制迫切需要新理论进行解释。本文从供给侧角度分析，先在理论层面借用“非均衡理论”构建包含厂商和政府的“两部门”模型，随后在实证分析方面，运用2003—2014年除港澳台、西藏以外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借用固定效应模型，最终发现影响制造业转型升级动力机制的新因素：信息技术在技术、资本密集型厂商和劳动密集型厂商全要素生产率变化过程中所起作用之比与两类厂商产出之比呈正相关关系，即技术、资本密集型厂商和劳动密集型厂商在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时对信息技术利用程度的差距会驱动制造业的转型升级。这表明，信息技术在制造业转型升级中起重要作用。
中国近年正面临区域非对称贸易方式转型，表现为东部省份加工贸易比重由升到降，而中西部省份显著上升，这一转型对各地就业与收入等带来了重要影响。本文的理论模型分析了各地劳动力工资、土地、交通运输、税收成本差异对企业贸易方式选择的影响，并利用2006—2015年28个省份短面板数据，控制人口密度、教育水平、贸易开放度等基本面变量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从全国整体来看，制造业工资成本、税收成本对各省份加工贸易比重的负向影响，及表征内生趋势性的贸易开放度对各省份加工贸易比重的倒U型非线性影响十分显著。中西部省份加工贸易发展对于低工资、低税收的依赖则更加严重，而贸易开放度则对中西部地区加工贸易比重呈正向线性影响。不同地区政府应针对各自贸易方式转型的阶段特点做好差别性就业保障工作。
在当前中国物流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呈现跨越式增长背景下，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绩效成为评价其投资成败的重要指标。笔者通过构建中国物流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绩效影响因素的概念模型，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和层级回归方法，基于制度环境和金融发展的双调节效应视角，从企业竞争优势和外来者劣势两重维度考察了中国物流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绩效的影响因素，揭示了不同因素的影响机理和传导路径：物流企业竞争优势对其短期和长期投资绩效均表现出显著的正向影响；外来者劣势不利于物流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绩效的提高；当引入制度环境和金融发展等因素时，上述影响效果会发生显著改变。研究结论从理论上奠定了深入研究企业竞争优势和外来者劣势与物流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绩效关系的基础，启示我们从加强母国金融改革、完善东道国制度环境信息披露、培育企业竞争优势等方面，提高中国物流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绩效的管理。
在新常态的经济转型期，保持经济增长并兼顾经济的平稳性与协调性发展是当前我国的重要战略性课题。笔者选取了代表我国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15个省份在1995—2014年的面板数据,运用门限回归模型，就影响收入分配差距的城市化水平、对外贸易依存度、人力资本积累度以及政府财政干预度的四个制度变量对经济增长的门限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并进一步检验了人力资本积累度要素下收入分配差距和经济增长的相关性。在解析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实施策略的基础上，立足于提高社会人力资本积累度的视点，为转型期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出了加大国家对基础教育的投入、人力资本投入向社会弱势群体倾斜、进一步充实和完善科技教育制度、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和开展企业内职业培训等可供参考的政策性建议。
生产性服务业已然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动能，但对其空间集聚状况的研究仍较为薄弱，目前普遍使用的基于离散平面的集聚测度方法则存在可塑性面积单元问题。为此，本文利用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中的微观企业数据，通过基于连续平面的测度方法DO指数，探究北京市域范围内三位数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格局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1）不同行业的企业和就业分布表现出多种类型，但大多呈显著的空间集聚，尤其是在较小的空间尺度上显著集聚。（2）各类行业在不同尺度的集聚程度存在明显差异，高端生产性服务业的企业和就业均在小尺度上呈高度集聚的空间格局；而在大尺度上，企业与就业的行业集聚程度排名并不吻合。（3）相较于劳动力池、资源禀赋等因素，知识溢出对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程度具有最为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在小尺度内更为明显。这是由于生产性服务业需要以紧凑的空间为载体来促进人际交流并传播缄默知识。
基于资源、环境与治理行为的相互依存性，本文给出了考虑政府治理行为时海洋经济绿色生产率的评估。结合RAM模型和Malmquist指数的优势，构建了包含非期望产出的MalmquistRAMUndesirable模型，对我国海洋经济绿色生产率投入产出要素的松弛变量进行了分析，揭示各投入冗余和产出不足及需改进的比例。研究结果显示：考虑政府治理行为后，效率偏低是导致海洋经济绿色生产率低于传统生产率的主要原因。五年发展计划中政府的治理力度与海洋经济的绿色生产率呈V型相关。在省域层面考虑了政府的治理行为后，上海、广东能够较好地平衡海洋经济增长与海域资源市场化和海洋环境的治理，而其他地区仍然需要通过技术改进和海洋资源市场化改革来内化污染治理成本，推动投入产出变量到达生产前沿，实现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政府对环境治理投资逐年加强，然而由于治理方式的不恰当，并未取得理想的经济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