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以2008—2020年294个地级市和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财政竞争策略对企业税负粘性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税收竞争会缓解企业税负粘性，且这一作用在国有企业和高成长性企业中表现更为明显；财政支出竞争会缓解企业税负粘性，且这一作用在高市场化水平地区、国有企业、高成长性企业中表现更为明显。作用机制表明，税收竞争会通过给予企业税收优惠和降低税收努力的方式降低企业税负粘性；财政支出竞争会通过促进企业融资行为和投资行为的方式降低企业税负粘性，同时会通过提高税收努力来强化企业税负粘性，后者会产生部分遮掩效应。策略互动效应分析表明，财政支出竞争缓解企业税负粘性的作用略大于税收竞争，且两者存在一定的策略替代关系。

基于中国上市公司大样本数据检验证实：企业ESG表现提升劳动收入份额源自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笔者依据相关公司治理理论，以2009—2021年中国沪深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的样本有效数据，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方法实证检验了企业ESG表现与劳动收入份额之间的关系及其变化。检验结果证实：企业ESG表现与劳动收入份额正相关；资金支持、内部控制水平、技术升级中介企业ESG表现与劳动收入份额的相关性；以劳动密集程度和技术密集程度为代表的要素密集程度正向调节企业ESG表现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而企业规模和劳动调整成本则发挥反向调节作用。本研究通过将公司内部治理和公司外部性等相关理论原理尝试性地运用于企业ESG表现与劳动收入份额关系的实证研究，从一系列检验诸多相关要素的有机联系上证实了企业ESG表现显著提升劳动收入份额，丰富了关于可持续发展研究领域的现有文献，研究结论有助于为企业以改善ESG表现方式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数字化转型是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本文利用2010—2021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并用Python文本分析技术来构建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和Kim和Verrecchia（2001）［1］的方法测度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高公司信息披露质量，这种作用在内部治理水平低和产品市场竞争程度低的企业中更明显，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部分替代内部治理水平和产品市场竞争对信息披露质量的作用。其次，利用工具变量法、熵平衡匹配、反向因果识别等来缓解数字化转型与信息披露质量之间潜在的内生性后，结论依然稳健。最后，机制分析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通过吸引更多分析师进行实地调研和降低信息不对称来提高信息披露质量。本文的研究结果解释了企业数字化转型与信息披露质量之间的因果关系，不仅拓展和丰富了资本市场中微观主体信息有效性研究，还为更好地驱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助力资本市场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和经验证据。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是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准确把握新质生产力概念和新理念。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注意的主要问题包括：做到传统生产力和新质生产力的有机结合；处理好产学研关系；处理好市场与政府的关系；正确处理好短期和中长期的关系；立足各地不同的基础条件；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关键在科技创新。文章从企业科技创新、人才政策和教育发展三个方面分析了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财政力量。

本文基于网络爬虫挖掘东方财富股吧中个股的发帖文本,搭建卷积神经网络和长短时记忆神经网络特征融合模型(LSTM-CNN),对样本股的股吧发帖文本进行情感识别,构建投资者情绪指标并分析了其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效应及其机制。实证发现,当期投资者情绪对下一期股价崩盘风险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效应,投资者情绪高涨加剧了未来股价崩盘风险;不同市场环境下,情绪对股价崩盘风险影响具有不对称性,熊市状态下投资者情绪对崩盘风险的正向影响效应更为明显。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表明,规模较小、股权集中度较低、卖空限制大、公司所在地市场化水平低的样本公司中投资者情绪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更为明显。此外,我们发现股票流动性是投资者情绪影响股价崩盘风险的一个重要的中介变量。研究结论有助于从投资者情绪视角来解释股价崩盘风险的形成机理,丰富了对股价崩盘风险影响因素的认识。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从区域协调发展出发,提出了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京津冀协同发展是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重要体现,是引领京津冀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纲领。为此,借助空间杜宾模型,立足空间溢出效应视角,本文尝试探索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实施前后,绿色金融和环境规制如何对京津冀经济高质量发展产生影响。选取京津冀13个城市,借助2008—2022年的面板数据,研究发现京津冀经济高质量发展总体呈现“高-高”和“低-低”的集聚现象;绿色金融和环境规制对京津冀相邻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空间溢出效应,且不同空间权重矩阵下溢出具有明显的差异性;绿色金融和环境规制对城市相邻与否作用效果异质性显著,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提出以后,绿色金融和环境规制显著提升了京津冀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本研究践行了区域协调发展的重大战略,对实现京津冀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参考。

人口老龄化加剧使延迟退休呼声不断。本文将延迟退休纳入内生增长理论模型框架中，综合考虑延迟退休的资本积累效应、技术进步效应和生育效应，分析强制延迟退休和弹性退休两种退休模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预期寿命延长对生育率和经济增长具有抑制作用，但实施延迟退休政策能够抵消此负面作用，预期寿命延长会使老年人愿意提供更多工作时间；尽管延迟退休会使储蓄下降，但延迟退休对生育率和技术进步的正向作用超过了储蓄下降的负向作用，表明延迟退休有利于经济增长；弹性退休模式下的生育率和人均产出增长率均高于强制延迟退休对应数值，表明弹性退休模式更有利于促进生育率和经济增长。因此，建议中国应推行允许个人可以在一定年龄范围内自主选择退休年龄的弹性退休政策，这将有利于促进生育率回升和经济增长。本文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延迟退休与经济增长的理论研究，并为实施弹性退休政策提供了理论借鉴。

Managing financial risk is crucial to guard against systematic risk, while risk management depends on describing stylized facts in stock markets and measuring tail risk.In Chinese stock market, we build 20 Levy-GARCH models to investigate the affect of asymmetry and non-Gaussianity on return prediction and tail risk measurement.We calculate the VaR and CVaR when noises follow jump processes and use fast Fourier transformation and back-testing in empirical research.According to empirical research on the Shanghai Stock Exchange Composite Index, asymmetry and non-Gaussianity are vital characteristics, and jump processes matter in fitting and predicting returns and measuring risks; in tail risk measurement, non-affine GARCH models with jumps outperform affine models, and GARCH models with finite intensity jump process perform better than those with infinite activity jumps.In conclusion, the non-affine Levy-GARCH models with asymmetry and non-Gaussianity perform well in return fitting and tail risk measurement, and jump process with finite intensity can explain tail risk in Chinese stock markets more precisely.

新质生产力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和共同富裕的重要支撑。“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税收属于生产关系范畴，税制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是新质生产力生成和发展的重要催化剂。笔者以马克思、恩格斯生产力理论和习近平经济思想为理论基础，分别从三次产业革命的历史视角和新质生产力的生成视角，探讨了税制改革赋能生产力的历史作用和生成机制，并以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为基本原则，从建立新型举国体制、建设现代产业体系和高标准市场体系三个维度提出税制改革赋能新质生产力的实践路径，为当前和未来阶段开展税制改革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新的参考。

笔者基于手动搜集全国区县的预决算公开数据，构建了2018年与2019年区县级政府的财政收支数据库。通过分析区县级政府各项财政收支的典型事实，研究发现：区县级政府税收收入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比值的全国中位数不到20%；货物和劳务税类收入占区县级政府税收收入比重的中位数约60%；来自上级（各级）政府的转移性收入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占比中位数约为80%；土地三项与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比值的全国中位数约为10%。因此，从更长时期看，考虑增加区县级政府财产类课税如房地产税收入占比，增加财政收入的稳定性；房地产税本身的税制设计中，需要结合本国国情更多考虑有利于收入稳定的元素；应进一步减少对转移支付的依赖程度，提高自有收入占比，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应减少对土地出让的依赖程度，逐步调整区县财政的运行模式，服务于现代财政制度的构建。

非税收入作为税费改革的重点，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降成本的核心与关键。纵观世界各国税收收入和非税收入的演变，尽管比例不同，但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经济增长与税收呈现同向关系，与非税收入呈现反向关系。2018年以来我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税收收入增长缓慢，地方政府倾向于寻求新的财源，使得非税收入规模呈现异常增长态势。笔者利用省级预算审查监督条例立法的准自然实验，借助1999—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研究人大预算监督对地方政府非税收入的影响。研究发现：（1）在已实施省级预算审查监督条例的地区，非税收入预决算规模均有所下降；（2）异质性分析表明，在新《预算法》实施后和财政分权度更高的地区该效应更强；（3）机制分析表明，地方人大主要是通过加强对行政事业性收费的监督，进而压缩非税收入规模。本文结论进一步丰富了税费政策相关的研究，而且对更好权衡减税降费政策与地方财政可持续之间的关系，完善非税收入和人大预算监督体系构建提供了实证证据和经验借鉴。

笔者通过构建包含财政政策反应函数的成分GARCH模型测度了长期和短期财政政策不确定性，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推断了长期和短期财政政策不确定性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因果效应，并从理论和实证角度分析内在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长期和短期财政政策不确定性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方向不同，长期财政政策不确定性有利于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短期财政政策不确定性则降低全要素生产率。其中，企业创新决策是长短期财政政策不确定性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机制，长期财政政策不确定性鼓励企业选择增加创新的决策，而短期财政政策不确定性导致企业选择推迟创新的决策。短期财政政策不确定性对非国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负面影响更大，而长期财政政策不确定性对不同所有权属性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无差异。

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当下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在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和促进金融与实体经济良性循环的时代背景下，其能否缓解民营企业的投融资期限错配问题，不仅关乎着民营企业能否做强做大，更影响着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本文基于民营企业参与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逆向混改”视角，以2009—2020年我国A股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国有资本参股对民营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的影响。研究发现，国有资本参股显著降低了民营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程度，且这一作用在国有资本参与度高、地方层级国有资本参股以及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大时更为明显。机制检验的结果显示，国有资本参股通过发挥“资源效应”和“监督治理效应”缓解民营企业的投融资期限错配。本文的研究为民营企业如何通过混合所有制改革来完善其投融资行为和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提供了有益借鉴和政策启示。

财政治理现代化决定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分税制财政体制已经从“适应市场经济体制”转型为“匹配国家治理现代化”，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分税制下财政治理现代化具有纵横协同治理体系现代化和权、责、利相统一的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双重内涵，前者呈现出治理主体间的三重结构，后者则呈现出治理功能上的四重维度。纵横协同的治理体系优化需要实施“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衔接配合、增强统一领导与“两个积极性”的有机联动以及落实“省负总责”与“分级负责”，而权、责、利相统一的治理能力现代化则需要优化配置事权、支出责任与财力、财权，将纵横协同的治理体系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的效能。结构功能主义的研究范式有助于阐释中国式财政治理现代化的规范内涵，并为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提供理论依据和制度支撑。

研究GDP增长率的概率分布，可以掌握经济增长的可能范围和经济发展趋势的不确定性，有助于决策者评估经济增长的风险和挑战，制定有效的经济政策。本文基于分位数因子模型（Quantile Factor Models,QFM），从高维宏观经济变量中提取分位数因子，拟合以分位数因子为条件的GDP增长率概率分布。实证结果表明：第一，分位数因子可为经济预测提供额外解释信息，提高模型的预测精度；第二，样本期间条件概率密度拟合结果表明QFM对GDP增长率的短期预测效果较好；第三，对比以分位数因子为条件和以实际GDP增长率为条件的两种概率分布，分位数因子为条件的分布在经济受到冲击时不确定性增大。本文对GDP增长率分布预测的研究与传统的均值预测相比，能提供比较全面和精确的经济预测信息，为经济不确定性和下行风险研究提供新思路，为经济波动机制的深入理解提供支持。

分税制改革以来，中国的财政体制呈现出财政纵向失衡的典型特征。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现依赖中央政府自上而下的体制安排与激励设计，既要保证中央权威又需充分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财政纵向失衡的体制安排表明，中央政府在“赋权-控权”的过程中主导着财政体制改革方向，同时注重充分发挥地方政府的发展积极性，寻求调动地方经济积极性与维护中央权威的动态平衡，在实践中形成了中国特色的财政激励制度。然而，财政纵向失衡在激励地方政府经济竞争行为的同时，也会诱发地方政府的偏离行为，此时需要中央政府的干预和纠偏。合理解释财政纵向失衡安排对地方政府经济行为的约束，深入刻画中央财政控权与地方自主理性行为之间的动态博弈，是深刻理解中国式财政改革逻辑的关键。由此，未来推动现代化财政体制改革应延伸至对地方政府行为的引导和重塑，由激励机制的单向逻辑走向治理权力的综合逻辑，更好地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有效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的紧迫性凸显健全我国地方政府信用评级体系的重要性。目前，国内外地方政府信用评级模型均为“收入导向型”。笔者从地区异质性和极值情景、信用等级迁移矩阵、评级结果区分度的区域分析、各地区发行利率和利差统计等角度论证了我国地方政府信用评级从“收入导向型”向“支出导向型”转型的必要性。继而通过定量分析方法构建起“支出导向型”地方政府信用评级模型，并以500个地方政府作为样本，从省、市、县三个行政层级及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四个地理区域层面实证分析得出由“收入导向型”向“支出导向型”转型后，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地方政府信用评级结果将有所抬升，大幅度缩小与东部地区地方政府评级结果的差距，导致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地方政府在债券市场融资成本的大幅度降低（以2022年为基数，可节约2721亿元融资成本），进而导致全国地方政府融资格局的改变，更好地发挥债券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

本文基于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研究金融素养自信偏差、风险态度与家庭股票市场参与的关系。研究发现,主观、客观金融素养及金融素养自信偏差都会提高居民股票市场参与的广度和深度。进一步区分金融素养自信偏差群体发现,相比金融素养评价中肯家庭,过度自信家庭显著偏好参与股票市场。调节效应分析发现,总体上风险态度在金融素养自信偏差对股票市场参与和配置股票资产占比中发挥了正向调节作用;风险态度强化了过度自信对家庭股票市场参与深度的促进作用,但没有显著削弱自信不足对家庭股票市场参与的抑制作用。异质性分析发现,风险态度与金融素养自信偏差的交互作用对非农户籍居民、高收入家庭、低学历家庭的股票市场参与会产生更为显著的正向影响。据此,本文提出强化居民的金融教育,同时提高投资者的风险认知水平,促使居民理性参与股票市场,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政策建议。

“十四五”规划中强调要加快数字化发展，提升数字化政府服务效能。税收征管信息化建设是数字政府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考察其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的影响具有深刻现实意义。本文借助“金税三期”工程实施这一准自然实验，实证检验了税收征管信息化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金税三期”工程的实施降低了试点地区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机制检验发现，“金税三期”工程实施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降低是通过降低经营风险和减少投资高风险项目实现。进一步的研究表明，“金税三期”工程对风险承担水平的降低效应在不具有政治关联以及杠杆率较高的企业之中更加显著。本文的结论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税收征管信息化建设有助于引导企业进行合理投资，避免盲目追求高风险投资，也为继续深入推进税收信息化治理提供证据支持。

新质生产力强调颠覆性技术革命、产业转型升级与生产要素的创新配置。新质生产力不仅重塑了产业链与供应链的格局，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在这一变革的浪潮中，颠覆性技术革命引领产业转型升级，深度融合的新业态推动产业链形态向网络化演进，新型要素的应用促进供应链智能化转型。数字平台等新兴模式的崛起，进一步催生了供应链组织形式的深刻变革。与此同时，新质生产力也从主体、结构、环境三层面对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提出了新要求。新质生产力的加快发展，以及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与稳定，都依赖于财政的坚实基础与有力支撑。在此背景下，笔者探讨了财税政策在促进产业协调发展、推动企业创新融合、保障链条循环畅通、构建统一大市场、优化营商环境以及吸引新型要素流入等多方面的着力点，并对当前财税政策存在的问题和不足进行了系统分析。为此，应从新阵地、新转换、新基础、新格局、新循环、新环境和新协同七个方面谋划财税政策，以期达到产业链供应链安全与发展新质生产力协同共进的战略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