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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税收
  • 财政税收
    樊勇;侯京玉
    2018, 0(3): 3-10.
    在201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中,新增了税额确认一章,以税收立法的形式将税额确认纳入我国税收征管的基本程序,并通过增加“信息披露”一章,对税务机关获取涉税信息予以规定,为税额确认制度的实施保驾护航。从征求意见稿的立法精神来看,税额确认制度具有国际上通行的税收评定制度的精神实质,有助于解决我国现行纳税评估制度在应纳税额确认上存在法律定位不明确、程序不统一、工作流程不规范以及执法风险较高等问题。鉴于发达国家的税收评定制度已有成熟的实践经验,本文通过对美国、德国、法国、日本等国家实施税收评定的制度经验对比分析,从法律体系、组织保障、信息获取、举证责任等方面为完善征管法意见稿中税额确认的制度设计和建立我国的“税收评定”制度提供建议。
  • 财政税收
    黄志雄
    2018, 0(3): 11-20.
    政府综合财务报告作为新公共管理浪潮的重要环节,已经成为各个国家在财政领域改革的重要内容。中国在“十一五”期间就确定了政府会计改革战略规划,并从2011年开始试点编制政府财务报告。可是在6年的试编阶段中,受到编制报告未对外披露的限制,外部专家与学者对于许多试编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与困境都无法了解。尤其是面对2017年政府综合财务报告正式编制截点的到来,报告编制质量将面临公众的监督评价以及巨大挑战。因此为了建立“十三五”规划中现代化财政制度,健全权责发生制政府财务报告制度,本文以政府财务报告编制人员的工作经验为研究基础,结合财政事权划分,支出责任匹配等行政制度设计层面因素,梳理了政府会计改革所面临的本质问题与困境。研究结果表明:(1)只有理清不同层级政府及职能部门的事权,了解其职责范围与具体事项内容,政府会计才能将提供的公共服务与产品,以及对应的公共资产完整、准确、真实地反映在政府财务报告之中;(2)必须确保财权与事权相匹配,保证基层政府能够有足够的经费来支撑事权的履行,从源头动机上避免减少隐性负债,才能将所有负债纳入政府综合财务报告中。
  • 金融保险
  • 金融保险
    孙武军;林惠敏
    2018, 0(3): 21-38.
    笔者运用2011年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研究了金融排斥与社会互动对中国家庭的金融参与及资产配置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金融排斥会较大程度地降低家庭对金融的参与和资产配置。对于受金融排斥的家庭,社会互动主要通过内生互动对家庭的金融参与和风险资产配置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但能否削弱金融排斥对家庭金融参与的负向作用与家庭的财富水平、风险态度等其他状态特征有关。对于不存在金融排斥的家庭,情景互动对家庭金融参与的负面影响占主导。基于研究结论,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强调消除金融排斥,充分发挥社会互动的作用,积极推动正规金融服务体系的普及和社区金融互助组织的发展,形成普惠的正规金融服务和规范的非正规金融服务并存的有活力的金融服务体系。同时应注重推动落后地区的发展,减少贫富差距,增加居民财富。
  • 金融保险
    李梦雨;魏熙晔
    2018, 0(3): 39-50.
    笔者基于信息溢出效应理论,运用中介效应模型研究了内部人交易对股指期货市场的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加总的内部人交易对股票市场与股指期货市场的未来超额收益均具有显著的预测能力,其对期货市场的溢出效应是以股票市场为中介变量产生的。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内部人买入和卖出的溢出效应具有非对称性,后者的信息含量更高,对市场的影响也更大;公司所有制结构会影响内部人交易的溢出效应,较之于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的内部人交易对市场未来超额收益的解释能力更强。笔者的研究不但将内部人交易的研究视角拓展到宏观领域,给出了内部人交易跨市场溢出效应的经验证据,而且为监管部门规范大股东减持等交易行为提供了对策建议。
  • 财务会计
  • 财务会计
    李路;肖土盛
    2018, 0(3): 51-64.
    笔者利用2001—2009年中国上市公司并购数据,考察了企业并购行为与并购后高管任职去向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总体而言公司高管晋升与并购绩效呈显著负相关,且该负相关关系主要存在于国有企业中。这意味着毁损公司价值的并购行为反而为公司高管带来职位晋升,这似乎与有效的公司治理机制相违背。进一步研究发现,国企高管晋升与承担的政策性负担(冗员)显著正相关,且在控制政策性负担后,并购绩效对高管晋升的负向影响变得不显著。这表明,公司高管在并购中虽因容纳多余雇员而损害了股东利益,但只要完成政府赋予的政策性负担(解决就业)这一目标,仍能获得个人晋升。
  • 财务会计
    段梦然;王瑞华;郭俊;黄溪
    2018, 0(3): 65-75.
    笔者以2010—2015年沪深上市公司季度数据为样本,检验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投资粘性问题。研究发现:我国微观经济环境中普遍存在投资粘性特征,即在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情况下,企业的投资表现出非对称反应,并且主要体现在国有企业;内部治理水平的提高可以降低企业的投资粘性,提高企业的投资效率,且在国有企业更为明显;进一步检验发现:过度投资时,内部治理机制发挥作用,而在投资不足时,适当地缓解融资约束可以抑制企业的投资偏离度。本文的研究为进一步了解我国上市公司投资行为以及国资委等监管部门提高国有企业投资效率提供了重要参考。
  • 理论经济
  • 理论经济
    赵昕;朱连磊;丁黎黎
    2018, 0(3): 76-86.
    碳减排战略目标的实现依托于碳金融市场中的微观主体行为决策。笔者构建了政府、金融机构和企业三方演化博弈模型,探讨了金融市场发展中三个参与主体的均衡策略选择,在政府激励策略选择下进行了金融机构和企业的演化博弈稳定性分析,构建了碳金融市场发展的演化博弈路径。研究结果表明:政府对企业低碳生产的补贴和传统生产的税收、企业低碳生产转型的成本、预期收益和间接收益等是影响企业策略选择的重要因素;金融机构创新金融服务的成本及其直接收益和间接收益则影响金融机构的策略选择。为更直观地展示博弈的演化进程,论文进行了博弈主体代表性影响因素的数值模拟分析。基于以上博弈结果,笔者进一步分析了碳金融市场发展中政府角色选择问题,提出了在市场的不完全性和环境污染的公共性情境下,政府“激励”、企业“低碳生产”、金融机构“创新金融服务”是现阶段碳金融市场发展的最优模式。
  • 理论经济
    李健;盘宇章
    2018, 0(3): 87-99.
    笔者以创新产出为研究视角,把要素市场扭曲分解为劳动力要素市场扭曲和资本要素市场扭曲两部分,以此分析这两个部分对创新能力的影响机理。在此基础上,以2000—2014年期间中国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平衡面板数据为研究对象,分别测算出其劳动力要素市场和资本要素市场扭曲水平,实证检验劳动力要素市场扭曲和资本要素市场扭曲对中国创新能力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从国家层面来看,2000—2014年期间中国劳动力要素市场和资本要素市场均呈现出负向扭曲态势,并且劳动力要素市场扭曲程度显著地小于资本要素市场扭曲程度;劳动力要素市场扭曲和资本要素市场扭曲对中国创新能力产生了显著的抑制作用,且前者的抑制作用要显著地小于后者;笔者通过更换不同的面板数据集进行回归估计以验证实证结果的稳健性,发现要素市场扭曲对中国创新能力的影响并没有发生显著变化。
  • 工商管理
  • 工商管理
    袁青川
    2018, 0(3): 100-110.
    笔者基于2012年雇员雇主匹配数据,以工会企业中工会会员和非工会会员为研究对象,分别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克服异方差的加权最小二乘法、克服选择性偏差的逆米尔斯比率加权最小二乘法,回归估计工会会员和非工会会员的工资方程,并在此基础上进行BlinderOaxaca分解,系统研究了工会会员效应下的工资溢价问题。研究发现,虽然工会身份对工资没有产生显著性差异影响,但工会通过劳动合同、集体合同等严格执法手段保护了雇员的劳动收入,提高了会员的谈判能力,解决了局部劳动力市场失灵,并减少了会员性别工资歧视的程度。在此基础上,为进一步加强工会经济功能建设,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几点政策性建议。
  • 工商管理
    伍星华;艾兴政;聂佳佳
    2018, 0(3): 111-119.
    传统供应链向低碳供应链转变是发展低碳经济的必然要求,信息共享是促进低碳供应链成员间协作,提高低碳供应链绩效的重要途径。现有文献主要涉及规模不经济下竞争性供应链的定价与联盟以及低碳供应链的碳减排与定价等方面,有关规模不经济下低碳供应链信息共享的研究尚未见到。笔者通过建立Stackelberg博弈模型,对比分析了规模不经济下低碳供应链集中决策且信息共享模式、分散决策且信息不共享模式和分散决策且信息共享模式这三种低碳供应链决策模式,收获如下主要研究结论:信息共享总是可以提高集中决策模式下供应链的总期望利润,当满足一定条件时,信息共享可以提高分散决策模式下供应链的总期望利润;分散决策模式下,信息共享将使得制造商的预期利润增加,同时导致零售商的预期利润减少;在分散决策模式下,通过合理设计信息共享补偿机制,可以使得制造商和零售商均有动机共享信息。
  • 工商管理
    孙凡;宋瑜婧
    2018, 0(3): 120-128.
    个人信息由于伴有隐私保护的需求而不同于一般的公共信息,对使用企业具有特殊的要求,同时也发挥特殊的作用。笔者通过梳理相关文献,发现已有研究主要从信息经济学和客户关系管理等视角就个人信息对企业发展的影响作用进行研究,尚未从网络营销平台的视角就个人信息对企业发展的影响机制进行研究。笔者以2015—2016年8个季度坐拥网络营销平台的上市企业为样本,以企业发展水平为被解释变量,以企业对个人信息的拥有量及使用方式为解释变量,以企业规模等特征为控制变量,建立了统计分析模型,通过变量关系的回归分析探讨了个人信息对企业发展的影响机制问题,并在实证结果分析和检验的基础上,从网络营销平台的视角,获得了有关个人信息对企业发展影响机制方面的研究结论,并据此有针对性地提出了相关政策性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