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市场失灵、价格无法正确反映并调整资源分配的情况下,政府由于其职能的特殊性,往往主动分担各类社会经济风险,优化社会福利,而部分财政风险就是伴随政府履行职能产生的。在政府履行相同的职能下,财政风险越小的政府,其财政管理越具效率。但是,财政风险的增加不一定代表财政效率的降低,在政府分担了其他社会风险后,整体社会福利可能反而会增加；同样,财政风险的减少不一定代表财政效率的提高,也有可能是因为政府没有承担其应尽的职能所致。笔者利用60个样本1980年至2010年的年度数据,计算了相应的财政风险指数；并运用随机边界模型,进行了财政管理的效率分析。结果表明,债务危机频传的欧猪六国（PIIGGS）位列19个欧洲样本国家的末位。其他发达国家则以新加坡为首,日本的效率最低。发展中国家方面,美洲国家当中,萨尔瓦多的效率值最高,哥斯达黎加最低；俄罗斯在欧亚地区的财政管理效率最高,泰国最低,而中国的效率值排在倒数第二,表示我国政府在财政管理的效率上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完善省以下财政管理体制,建立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公共财政体系是实现财政治理现代化的要求之一。然而我国大多数基本公共服务的支出责任都由县级政府承担,所以要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最重要的就是缩小县际财力差距,其实现路径就是通过财政转移支付。本文在利用1994—2009年的县级财政数据构建的省内县际财力均等化指标的基础上,通过省级面板数据分析研究了各省转移支付的纵向分配结构对省内县际财力均等化的影响。主要结论如下：第一,省内转移支付分配结构中,县级所占比例越大,省内财力均等化效果越好；第二,省内支出分权程度越高,省内财力均等化效果越好；第三,由于 “省直管县”改革从资金分配和信息渠道两个方面促进了县级政府转移支付资金的获得,在控制省直管县后,这一结论仍然成立。因此,本文建议通过改善省以下转移支付纵向分配结构和加快省直管县改革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财政分权如何更好地满足地区居民的需要和期待已经成为学术界研究的重要方向,地区居民对公共产品（服务）的需要和期待中,社会保障或社会福利方面的满足程度是最为重要和最引人关注的。笔者通过构建社会保障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并用我国2001—2012年各省份数据计算社会保险绩效得分,再进行空间计量分析,发现：（1）财政收入分权与地区社会保险绩效有明显的负相关关系,而财政支出分权对地区社会保险绩效影响不明显；（2）65岁以上人口占比、社会平均工资水平与社会保险绩效明显正相关,农业人口占比与社会保险绩效明显负相关；（3）失业率、净移民率对社会保险绩效有一定的正面影响。最后,从明确中央与地方政府在社会保障事业中的收支责任、各地区做好老年人口与农村人口社会保障工作以及加强失业人员和外来务工人员社会保障服务等方面提供了研究建议。
过桥贷款是一种由社会非银行中介机构提供的、用于解决企业或个人财务资金缺口的短期过渡性贷款,期限短、利率高、周转快是其最主要的特点。近年来我国过桥贷款发展迅速,房地产市场使用过桥贷款也比较普遍。那么过桥贷款与房地产价格之间存在怎样的关系,过桥贷款是否是推动房价上涨的重要因素？笔者从资金来源角度对过桥贷款规模进行测算,揭示过桥贷款促使房价上涨的内在机制,以2006—2015年的月度数据为观测样本,建立VAR模型,利用格兰杰因果检验、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观测过桥贷款与房地产价格之间的动态影响程度。结果发现：过桥贷款一定程度上会助推房价的上涨,这种作用在短期和长期都比较显著,而房价对过桥贷款的冲击效应不是十分显著；过桥贷款规模对房价变化的贡献率都远大于其他经济变量,并且贡献率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增加。为此,笔者认为,规范过桥贷款、降低房地产市场的杠杆率对于稳定房地产价格预期是必要的。
笔者通过构建包含家庭、企业和政府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从福利的角度探讨贷款价值比效应及其与货币政策的最优配合策略。研究结果表明：在技术和房屋需求冲击下,引入贷款价值比有助于维护金融和经济的稳定；在技术冲击下,加入贷款价值比能起到“锦上添花”的效应,在房屋需求冲击下,贷款价值比效应更明显,贷款价值比与货币政策相辅相成；同时,贷款价值比是福利增进的；为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贷款价值比与货币政策的最优配合策略是货币政策维护物价稳定,贷款价值比维护金融稳定。基于此,笔者提出将贷款价值比作为新常态下宏观审慎政策的主要工具之一,并不断完善贷款价值比的政策规则,把握好调控的时机和频率,以及成立政策协调配合委员会等建议,以确保贷款价值比与货币政策的有效配合。
笔者利用贷款损失准备重述数据,检验了商业银行通过操纵贷款损失准备所进行的盈余管理对其未来信贷行为的影响。以2005—2014年132家中国商业银行的453个观测值为研究样本,本文发现由于会计差错而进行贷款损失准备重述的商业银行未来一期的过度放贷倾向显著高于未发生重述的银行,而在会计准则变更导致重述的银行中则不存在这一现象。而且,只有重述调增银行具有高于未重述银行的过度放贷倾向,而重述调减银行与未重述银行的贷款增幅并无显著差异。进一步的分析显示,重述调增银行的过度贷款增量形成了更高的贷款集中率和不良贷款率。这表明出于向上盈余管理动机而少提贷款损失准备是导致商业银行过度放贷从而信贷业绩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超过应有限额多提贷款损失准备也并不能有效优化信贷决策。因此,监管机构应在注重贷款拨备充足性的同时,考虑提升财务报表的透明度；会计准则也应降低职业判断空间,避免商业银行利用贷款损失准备进行盈余管理。
自美国财务会计概念公告引入其他综合收益概念以来,其他综合收益就成为会计界持续争议的话题。笔者以我国其他综合收益列报制度变迁为背景,利用2007—2014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经验数据,研究了其他综合收益与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上市公司可以通过控制和调节其他综合收益转入当期损益的时间和金额,实现盈余管理的目的；进一步研究表明,其他综合收益列报的透明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企业通过其他综合收益项目进行盈余管理的行为。本研究为准则制定机构实行强制和透明的其他综合收益列报和披露提供了经验支持。笔者建议会计信息使用者应当充分利用其他综合收益会计信息,降低信息收集与加工成本,甄别真实盈余管理行为和应计盈余管理行为。同时,会计信息使用者应当区分其他综合收益具体构成项目,有针对性地加工和使用相关信息进行决策。
信用问题是电子商务发展中的重要问题,也是用户最关注的问题之一。笔者在分析我国企业信用评估方法的基础上,指出了网络供应商信用评估中存在的问题；以B2C电子商务为例,提出网络供应商信用评估数据的来源及数据处理流程,分析了基于大数据的网络供应商信用博弈行为,使用逐步回归法建立了B2C网络供应商的信用评估指标体系,将逐步回归法的指标体系线性回归参数值作为指标变量的权重,构建基于部分调整模型及带权重的径向基神经网络模型的B2C供应商信用评估模型。通过实证分析并与纯线性回归模型、纯径向基神经网络模型的信用评估结果进行比较说明本研究模型的有效性。在考虑各期信用水平滞后影响关系的前提下研究B2C供应商当期的总体信用水平,将网络供应商放到大数据环境中构建信用评估指标体系,综合计量经济学方法与数据挖掘算法构建信用评估模型,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和很高的实用性,对于提高网络供应商信用评估水平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中国持续宽松的货币政策营造了相对低利率的投资环境,对经济增长和人均收入提高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但是,在经济增长获得阶段性成功的同时,劳动收入份额却持续下降,导致收入差距扩大愈演愈烈。本文结合企业生产过程中需要借入运营资本的特征和中国货币存量高速扩张的事实,通过建立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模型来分析货币扩张对劳动收入分配的影响机制。本文认为持续扩张的总量型货币政策有助于降低贷款利率,带动产出和就业的增长。但是,由于各产业的融资依赖性不同,融资依赖性较强且劳动收入份额较低的产业在货币扩张过程中获得偏向性的增长,造成劳动收入份额较低的产业相对扩张和劳动份额较高的产业相对收缩的产业结构变化效应,当各产业内部劳动收入份额相对稳定时,这导致整体的劳动收入份额下降。为了协调货币政策在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两方面的作用,货币当局应当更多地考虑向劳动收入份额较高的产业使用定向调控类的货币政策,以兼顾社会效率和公平。
相对于生活垃圾定额缴费政策,按量缴费更有助于实现垃圾减量化目标。本文通过问卷调查,采用描述性统计、方差分析、交叉列联表分析、Logistic回归分析等方法,实证研究城市居民环境态度与按量缴费行为意向的关系,以及人口统计特征对按量缴费行为意向的影响。研究表明：居民的环境态度和按量缴费责任意识相对较强而缴费行为意向较弱；居民性别、教育状况和家庭常住人口数量对缴费行为意向的影响均不显著；与男性相比,女性对于环境态度和按量缴费责任的认同度较高；按量缴费行为意向与年龄、家庭月收入负相关,与居民所在小区物业费正相关。最后针对以上研究结论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危机溢出效应是当前研究热点之一,而相似性是溢出效应研究的关键变量。现有实证研究结论表明,相似性较高时,既可以引起负面溢出,也可以引起正面溢出,却没有揭示其原理。为了解决该问题,笔者区分属性相似性和品牌相似性,采用2（属性相似性：高＆低）×2（品牌相似性：高＆低）×2（危机严重程度：高＆低）的组间实验设计,通过情景实验法收集研究数据,探讨两类相似性对溢出效应的影响,研究溢出效应的发生机制。研究发现：在属性相似性低的情况下,如果品牌相似性越高,那么危机对竞争品牌的正面溢出越强,即引发竞争效应；在属性相似性高的情况下,如果品牌相似性越高,那么危机对竞争品牌的负面溢出越强,即引发传染效应；危机严重程度调节了相似性对溢出效应的不同影响；心理风险中介了相似性对溢出效应的影响。本研究及其成果的贡献在于区分了两类相似性对溢出方向的影响,构建了溢出效应的预测模型,可为竞争企业有效预测危机溢出方向提供理论参考。
近年来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增长迅速,2014年已经超过我国吸引的外商投资成为资本净流出国。以获得国外先进技术为动机的对外直接投资是否带来了我国的技术进步,在理论和实证检验两个层面都是需要进行广泛而深入研究的课题。笔者在Lichtenberg与Potterie提出的L-P模型基础上,采用我国2006—2012年11个行业的对外直接投资额,测算在11个主要国家投资所产生的研发溢出,利用灰色综合关联度分析法,分析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产生的海外研发溢出与基于数据包络分析法（DEA）的Malmquist 生产率指数之间的相关关系,验证了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产生了较为显著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通过对外直接投资ODI渠道溢出到国内的国外研发存量能够显著地带动国内全要素生产率的进步,即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带来了国内的技术进步；投资者所在行业存在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差异,制造业和科学研究与技术服务业等行业的逆向技术溢出与行业生产率的关联度较强,而建筑业和采矿业的关联强度较弱。
家族企业网络能够提供经验积累、亲身实践的非正式学习机会,是创业知识获取的重要渠道。笔者使用多个地区家庭金融的调查数据,分析了作为非正式学习重要载体的家族企业网络与创业活力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拥有家族企业网络的受访者的非正式学习机会较多,学习方式较为多样化和丰富化,创业积极性较高,创业行为发生的概率较大,且家族企业规模越大,家族成员的创业活力越高。另外,笔者在考察非正式学习与创业活力的关系时发现,在教育制度越不完善的地区,非正式学习对受访者创业活力的影响作用越大。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依托亲友关系的非正式学习具有弥补正式教育制度中“重理论、轻实践”缺陷的作用,但这种影响作用会随着教育制度的不断完善而逐渐减弱。这也意味着我国的教育制度改革应该在积极促进多元化实践教学的实现方面做出更多努力,为建立合理规范的教学体系提供丰富的资源支持和有力的政策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