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OLG的养老金均衡模型，人口参数与制度参数（老年支助比、养老金替代率、缴费率等）是决定现收现付养老金均衡的主要参数。PIIGS五国少子老龄化危机及过度慷慨的养老金政策造成养老金长期收支失衡和负债率不断上升。这对各国公共债务危机的成因提供了另一种解释，倘若不能有效解决，还将进一步加重债务危机。为化解公共债务危机，希腊、意大利、葡萄牙等国对养老金制度进行了一系列相关改革：其一是参量改革，主要包括提高退休年龄、削减养老金指数、调整并控制费率等；其二是结构改革，主要是完善多支柱模式并逐步提高职业年金的比重。PIIGS五国的经验和教训对于同样面临人口老龄化困境的中国来说，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价值。
根据巴泽尔的产权理论，进入“公共领域”的养老服务资源产权存在着属性上的分裂，资源价值（租）被各类潜在寻租者不断获得、保持或放弃，要优化产权结构，需要进行适度的产权约束。产权约束条件有三类：成本-收益约束、非市场性约束和强制的排他性约束。但这些条件并不能在传统的“垂直型—封闭性”科层制度中产生，这也是我国当前基层养老服务资源配置呈现服务主体离散、服务项目离散和服务信息离散的制度根源。作为对科层结构的修正和完善，网格化城市社区管理体制提供了“扁平化-开放式”公权构架，通过搭建的四级网格责任体系和三层网格的管理组织结构，实现基层养老服务资源在网格上的职能共享和功能叠加，使“自上而下”的行政力量与“自下而上”的社会自治力量实现信息化式结合，为适度界定产权提供了有力的约束条件，优化了产权结构，推进了基层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步伐。
资源税扩围是近年来资源税改革的重点内容之一，但一直未有实质性的推进。我国资源税是一个单纯的矿产资源税，还是具有更广泛意义的针对资源保护的税种，取决于征税范围是否进一步扩大。从资源保护的紧迫性和征收的可操作性而言，水资源应首先纳入征税范围。本文以资源税扩围，将水资源纳入征税范围为研究对象，在统筹水资源税费关系的框架下对水资源税主要法律要素进行探讨。文章考察了水资源费基本征收制度，从水资源费占自来水单价比重、城市水费占人均可支配收入比重、水资源费占企业负担比重三个角度对水资源费负担水平进行了评估，对水资源费征管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梳理，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依托资源税的基本制度框架，结合水资源费的征收实践，对水资源税的纳税人、征税范围、征收方式、税率、税收优惠等主要制度要素的设计进行了探讨。
农村金融作为我国金融体系中的重要一环，却存在“城乡不平衡”、“区域不平衡”、“农业产业上下游产业链不平衡”等基本矛盾。近年来，在京津冀地区及其周边省份的这种差异还呈现出逐步加深的趋势，使农村金融体系薄弱、农村金融发展水平低的省区严重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出现城乡差距拉大和区域差异加深等突出问题，也严重制约了京津冀协同发展国家战略的顺利实施。笔者创新性地引入分形理论模型与HarrodDomar经济增长模型、CobbDouglas生产函数相结合，选取京津冀地区及其周边8省份的农村储蓄投资转化率与农业资本产出效率对农村人均纯收入的非线性影响进行实证，探讨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村金融环境之间的复杂关系。研究发现，区域间与区域内农村金融发展具有非线性发展规律，不同地区的分形维数变化较大，金融需求的满足程度也随着区域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地呈现着动态的、非线性的分形特征。其结论为进一步研究京津冀地区农村金融发展的其他相关问题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各地推动的农地抵押融资机制设计呈现出纷繁多样的表象，提炼其中的共性和个性很重要，但已有研究存在缺陷。合约理论揭示出产权分割下农地融资局限，主要约束来自农地经营权抵押期限短，农地经营权理论和实际价值差异大，借款人违约的私人收益上升等。强化监督具有抵押品替代效果，三种监督形式中，同组监督的抵押品要求低于中介监督，中介监督的抵押品要求比银行直接监督低。四川经验以中介监督为特点，主要服务于规模较大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宁夏同心县是同组监督的典型，主要服务于小农家庭。两地试验绩效显示，强化监督的确能促进融资交易，区域模式选择共性在于强化监督；选择个性体现在监督形式差异。监督形式的选择受制于融资服务的目标群体、监督效率和区域资源禀赋。建议因地制宜设计区域融资模式；依据区域资源禀赋加强多元化农村担保体系建设及政策支持。
金融市场并不是一个孤立的概念，每个子市场对于货币国际职能拓展的影响是否都一样？资本市场与货币国际化进程之间是否具有长期均衡关系？笔者构建了一个反映主要国际货币国际计价职能指数与目标国选定子金融市场之间均衡关系的六重套利模型，并利用边限协整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结论认为：国际债券市场和银行海外本币业务的拓展在短期和长期内均与欧元和日元的国际计价职能水平有显著的关联性，且国际债券市场的影响程度最大；银行海外外币资产负债业务对美元和欧元国际计价水平在短期和长期都会产生一个显著的负向影响；资本市场仅在短期内与货币国际计价职能存在瞬时关联性，长期关联性不显著；而国际货币市场、衍生品市场的影响无论在长期还是短期内均不具备统计显著性。
笔者考察了券商机构距离上市公司注册地的远近对证券分析师行为的影响。地理距离的远近决定了分析师获取私有信息的难易程度和成本，从而对他们的行为产生影响。笔者的研究发现：地理距离越远，证券分析师更新盈余预测的频率越低，预测准确度越低；当市场化程度较高时，地理距离对证券分析师的负向影响减弱。这说明，私有信息是影响分析师预测行为的重要信息来源，当距离远时，分析师获取私有信息的难度加大，不利于他们做出有效预测，而市场化程度较高时，公开信息可靠性的增强减弱了地理距离对分析师行为的负面影响。本研究对于我国资本市场参与者、监管层、学术界理解地理位置与证券分析师行为的关系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审计师个人声誉是审计师规范自身行为，做出正确的审计判断，提升审计质量的内在驱动力。财政部于2005年启动的会计领军人才培养工程为本文检验审计师个人声誉的机制提供了制度背景。笔者以2006—2014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考察审计师个人声誉的提升对于审计质量的影响，并进一步考察不同的职位特征和培养方向如何影响其效果。研究发现，经历会计领军人才培养的注册会计师，审计质量得到了显著提高，其中主任会计师方向进行培养的注册会计师，质量提升效果更显著，然而职位特征却起到了负面的效果，高职位的审计师质量改善效果反而更差。本文的研究为监管部门提升审计质量提供了新的路径，也为财政部进一步调整领军人才的培养模式，更好地促进领军人才培养对整个审计行业的推动作用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数据支撑。
物流与供应链金融是近年来出现的一种新的经营模式。在这种模式下，物流以及供应链管理与金融有机地整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跨行业的、涉及多方主体参与的新型业态。由于物流与供应链金融触及一个以往在物流与供应链管理中较少关注的问题：资金流，这使得物流与供应链金融现象在物流与供应链管理领域里，到目前为止还未能像物流和信息流一样得到充分认识。这种状况不仅影响到物流与供应链金融知识体系的完善，同时也不能有效地指导实践活动。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一现象及其知识形成与发展，笔者运用内容分析法，对过去11年（2004—2014）发表在国内重要学术期刊上的159篇物流与供应链金融的文献进行了科学、系统的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物流与供应链金融这一现象为物流与供应链管理学术界提出了新的研究问题，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揭示了新的研究方法。但从研究状况来说，这一领域仍在演进中，尚未达到成熟期。从目前来看，无论就主题、理论以及方法来说，都具有很大的研究空间，值得学者们进一步探索。
在当前我国内需不振、农村居民消费低迷的背景下，探讨货币政策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同时也有积极的现实意义。笔者首先基于动态优化理论，构建了货币政策对农村居民消费影响的理论模型，而后利用我国各省份1990—2012年的经验数据，建立平滑转换面板数据回归模型，实证分析货币政策对我国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货币政策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具有非线性和非对称性特征。当实际利率低于阈值时，货币政策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较小，反之则反；当实际利率在阈值附近时，货币政策对我国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程度在高低两个机制之间平滑转换，且机制转换速度非常快。最后，笔者提出：在货币政策实施过程中，应提高货币政策透明度，帮助公众形成合理的预期；针对不同的经济环境和利率水平实施不同的货币政策；大力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
充分、及时、有效的信息工作，即有效的差错报告，可以降低事故带来的危害，但在现实生活中瞒报现象仍然经常出现。笔者基于理性行为理论，在构建了一个包括激励、行为价值和组织氛围模型的基础上，对组织员工上报差错事件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并选择医务人员作为问卷对象对假设进行检验。研究证实：个体和他人对主动报告行为态度越认可，个体感知到的公平感越强，群体关系越紧密，对差错事件越关注，个体的报告意愿就会越强烈；惩罚和奖励这两种激励方式以及个体对报告行为价值的感知能显著影响对待这种行为的态度；组织氛围会影响其中的个体，进而影响关于主动报告差错行为的社会规范和态度。这些结论表明，相对于惩罚，奖励同样能够提高个体对主动报告行为的认可，并进一步增加个体主动报告的意愿；提高个体对报告行为的责任感是解决“瞒报”问题的一种有效方法；组织瞒报问题的解决需要组织构建积极的氛围和文化情境。
位置拍卖是否可以作为一种有效的机制，使得电商平台上不同类型的商户显露其真实类型，进而为平台实行价格歧视提供可能？笔者研究发现：当电商平台上存在高档次高质量（θH）商户、低档次高质量（θL1）商户和低档次低质量（θL2）商户时，虽然不同类型的商户在位置拍卖中的最优竞标价有着确定的关系，但平台企业仅通过位置拍卖所产生的最优竞标价格难以达到更加精确筛选商户类型的目的；当平台企业设定满足一定条件的歧视性平台接入费时，商户为了自身利润最大会按照自身的最优竞标价格进行投标，从而产生了分离均衡。本研究还证明了任何导致分离均衡的歧视性平台接入费连同三类商户的最优竞标价格组成了所提出的局部无妒忌均衡，说明平台上的商户之间达到了一个比较稳定的均衡状态；而且当满足一些条件的时候（如商户θL1和商户θL2之间的质量差很小时）,平台企业在分离均衡和局部无妒忌均衡的条件下所获得的最大利润与理论最大利润会非常接近。
知识型企业是我国步入知识经济时代后创业的主导力量，鼓励知识型企业创业成为经济升级发展的重要任务。在知识型企业创业中，创业环境是影响创业成败的重要外部条件，鼓励知识型企业创业需要为其营造特定的创业环境。然而由于创业关键性资源的差异，知识型企业创业所需的环境有别于制造业企业，并更加依赖于教育、资本市场和知识产权制度三类关键环境要素。笔者通过构建SEM结构方程模型，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验证教育、资本市场以及知识产权制度是知识型企业创业的关键环境要素，是其创业的重要实现条件。然后基于实证结果，笔者分析当前我国知识型企业创业环境的缺失及其原因，指出资本市场发展不完善、创新型教育不足、知识产权运用和保护力度不够制约当前我国知识型企业创业发展，并从构建“三创”教育体系、鼓励金融创新、实施国家和企业知识产权战略等方面提出完善我国知识型企业创业环境的政策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