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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税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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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策不确定性与地方政府研发补贴
    寇恩惠；戴敏
    2019, 0(4): 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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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指引下，我国地方政府大量使用财政政策激励企业研发创新。笔者使用我国2007—2012年地级市研发补贴数据，检验了政策不确定性对地方政府研发补贴支持力度的影响，并进一步考察了制度环境改善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面临政策不确定性时，地方政府研发补贴水平明显降低，而当官员籍贯地任职或任期越长、企业是国有企业或位于东部地区，政策不确定性对研发补贴的影响越大。进一步的检验表明，规范企业政治联系以及建设良好的法制环境能有效改善研发补贴的发放。本文打开了政策不确定性下地方政府研发补贴行为的“黑匣子”，丰富了政治经济周期理论在国内的实证研究，对进一步理解新时代我国地方政府行为模式、探索完善地方政府研发激励政策提供了一定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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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D税收激励效应评估：挤出还是挤入？
    黄惠丹；吴松彬
    2019, 0(4): 1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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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笔者以目前高新技术企业可获得的最大企业层面数据集2012—2015年全国税收调查数据为样本，构建动态面板模型捕捉15%税率式R&D激励效应，进而充分考虑中国“一刀切”的R&D税收激励政策实施标准和企业异质性的现实特征，在初步评估中国15%税率式R&D激励政策效应的基础上探讨什么样的企业在何种情况下能取得更好的R&D激励，运用弹性分析方法识别中国15%税率式R&D激励效应的异质性。研究结果表明：一是基于长期和短期的税收研发激励弹性系数均大于0小于1，说明15%税率式R&D激励政策挤出了政府的税收收入，然而并未带来预期的R&D支出，即15%税率式R&D激励对企业创新具有一定的挤入效应。二是该挤入效应对东部企业、外资企业、衰退型企业和制造企业更为显著。研究结论不仅为争议中的R&D税收激励效应提供经验支持，还不失为提高财税政策有效性、经济创新驱动发展和创新型国家构建的政策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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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贸易保守主义下国有资本境外运营风险实证分析——以某大型央企为例
    王远伟；郑丹青
    2019, 0(4): 2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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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有资本境外运营是中国国有企业充分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开展全球资源配置，提升企业市场竞争力的重要路径。随着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稳步推进，中国国有资本在境外的投资和运营规模日益扩大，但是随之而来的是企业面临的境外风险也与日俱增。近年来以美国为首的全球贸易保守主义倾向日趋严重，其对中国国有企业的正常境外投资运营行为多有攻讦，由此带来国有企业在境外运营的风险进一步上升。本文旨在围绕国有资本的境外风险管控为目的，结合某央企为典型样本案例，通过进一步完善风险指标体系的构建，以实证分析来观察和指导国有资本的境外风险运营管控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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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联网消费金融对中国上市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
    赵保国；薛骊阳
    2019, 0(4): 3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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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笔者从市场竞争与商业银行组建消费金融公司两个角度，构建了互联网消费金融对中国上市商业银行风险承担影响的理论模型，分析出两条相反的影响渠道，并运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对我国36家上市商业银行2013—2017年间的动态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与异质性研究。结果表明：互联网消费金融的飞速发展对商业银行的信贷业务造成了冲击，分流了固有客户，提高了银行的破产风险；而互联网消费金融带来的风控技术变革以及消费金融公司的组建并不能降低整体商业银行的风险承担；不同类型的商业银行受到互联网消费金融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差异性，总体来看，规模越大的银行分散风险的能力越强，但区域性商业银行成为组建消费金融公司的主体，扩大了业务规模，形成了自身独特的优势，从而降低了风险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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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EO权力影响中国上市商业银行绩效了吗？
    胡德宝；尹曌天
    2019, 0(4): 4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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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EO是公司治理架构的重要组成部分，CEO决策权力会对企业经营活动产生深远的影响。笔者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丰富了CEO权力的内涵，将CEO权力分为四个维度，并就CEO权力对商业银行绩效的影响分别展开了实证研究。实证研究发现，CEO的所有权权力和专家权力与银行绩效显著正相关；CEO结构性权力与银行绩效的关系需要CEO政治关联的调节作用方能显著体现，且CEO政治关联能够正向调节两者关系；与此同时，CEO政治关联也能正向调节CEO专家权力与银行绩效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根据研究结论，笔者提出了将CEO权力纳入银行绩效考察范围、对CEO进行适当激励，并稳定CEO预期，发挥其政治关联的资源效用，实现激励约束相容等建议。
    • 财务会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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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部控制质量对企业运营目标的影响：来自应收账款内部控制缺陷的证据
    邓春梅；高然；晏雨薇；陈燊
    2019, 0(4): 6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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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笔者以2011—2016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以缺陷观衡量内控质量，通过检验应收账款内部控制缺陷对应收账款管理的影响研究了内部控制质量对企业运营目标的效应。研究了应收账款内控缺陷对运营效率和效果的直接影响和对综合运营绩效的影响，并细化讨论账户层缺陷与公司层缺陷对运营目标直接影响与综合影响的不同效应。检验结果发现，存在应收账款相关内部控制缺陷的公司，其应收账款周转率显著差于行业平均水平，当年增加的坏账准备大于无应收账款缺陷的公司；存在任何类型内控缺陷的公司，其总资产收益率与净资产回报率均低于行业平均水平；公司层应收账款缺陷对直接运营效率和效果具有显著负效应，但账户层缺陷不存在这种关系；公司层任何类型内控缺陷相对于账户层缺陷对公司整体运营目标产生的负向影响更大。在控制了自选择偏差后，前述结论成立。扩展研究发现，应收账款流动资产占比、公司复杂性、公司年限和审计师等因素显著影响应收账款内控缺陷。本研究为内部控制质量对运营目标的影响提供了新的证据，丰富了内控经济后果研究，账户层与公司层缺陷的研究有助于企业寻找改善内控的重点及完善自我披露，对应收账款内控缺陷影响因素的研究为防控特定类型内控缺陷提供了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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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激励影响分析师预测行为吗？
    王永妍；耿卉；王国臣
    2019, 0(4): 76-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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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2005年证监会发布《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以来，实施股权激励的上市公司越来越多。股权激励中包含的业绩考核信息作为直接与业绩相关的公开信息，势必会降低分析师的预测成本。同时，股权激励本身也促使高管尽最大努力满足股权激励计划中所要求的业绩指标，因此分析师有动机利用这一信息改善自己的预测质量。然而，关于股权激励是否影响分析师预测行为，目前尚无经验证据。本文以2008—2016年我国宣告实施股权激励的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与双重差分模型研究了股权激励对分析师预测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实施股权激励的公司吸引了更多的分析师跟踪，股权激励计划中的业绩考核信息改善了分析师预测质量，同时，股权激励计划中包含利润相关业绩指标的公司，分析师预测质量更高。进一步研究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分析师对实施股权激励公司的跟踪热度在下降，股权激励对分析师预测质量的提升作用在逐渐减弱甚至消失。
    • 理论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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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补贴促进了企业盈利能力的提升吗？
    赵凯；王鸿源
    2019, 0(4): 92-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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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以微观层面的企业盈利能力以及中观层面的行业集中度为切入点，首先从理论上探讨了政府补贴对企业盈利能力的影响机制；进而从非线性视角实证研究了在以行业集中度为门槛变量的情况下政府补贴对企业盈利能力影响的异质性；并在不同门槛条件下，进一步分析和比较了各分位点企业盈利能力的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政府补贴会随行业集中度的变化而改变其对企业盈利能力的作用方向及强度：当行业集中度较低时，生产要素配置分散，企业盈利能力与政府补贴无显著关系；而当行业集中度处于中等水平时，政府补贴会阻碍企业盈利能力的提升；当行业集中度较高时，政府补贴对企业盈利能力会起到显著的正向推动作用，并且其影响程度随着分位点的增大呈倒U型变化。此外，在低集中度行业中，企业规模与盈利能力呈负相关关系，存在“规模的诅咒”；而在中等集中度的行业中，戴上“国有”帽子或具有“长寿”标签的企业盈利能力会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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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保障与流动人口二孩生育意愿——来自基本医疗保险的经验证据
    黄秀女；徐鹏
    2019, 0(4): 104-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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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保障对生育意愿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现有文献多关注于社会保障与生育意愿之间的替代关系，忽视了二者补贴效应的可能。基于此，文章采用国家卫计委2014年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动态监测数据，使用二元选择Logit模型考察了基本医疗保险对流动人口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1）基本医疗保险对二孩生育意愿具有异质性的影响，主导效应因其筹资模式、相对补贴强度而有差异；（2）补贴强度较高的新农合以补贴效应为主，而补贴强度较低、自我储蓄为主的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则以挤出效应为主；（3）新农合对低收入新生代流动人口二孩生育意愿的补贴效应更强。这表明，带有补贴性质的社会保障有助于二孩生育意愿的提高，而过高的社会保障缴费负担则起到抑制作用。文章发现政府对社会保障进行“靶向”的适度调整来缓解养育成本可达到改善二孩政策效果的目标。
    • 工商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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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素品牌联合紧密度对联合后主品牌评价的影响研究
    王晓珍；郑颖；施佳蓉；杨拴林
    2019, 0(4): 118-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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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素品牌联合是提高产品竞争力及品牌资产的重要手段，但联合品牌的合作紧密度对品牌联合效应的作用机制很少受到关注。笔者以要素属性地位和主品牌地位为调节变量，探讨了品牌联合紧密度对联合后主品牌的影响机制。我们采用模拟情境与问卷相结合的方法进行了数据收集，运用单因素方差与回归分析法检验分析了品牌联合效应，实证结果表明：品牌联合紧密度既能通过联合产品评价的中介作用影响联合后主品牌评价，也能直接影响消费者对联合后主品牌的再评价；这一过程受主品牌地位和要素属性地位两个因素的调节影响，从联合品牌地位看弱势主品牌与强势要素品牌联合下品牌联合紧密度更能带来联合产品及主品牌评价的积极效应；从要素品牌属性地位看，核心要素品牌强化了品牌联合紧密度对联合产品评价的影响，而附属要素品牌参与品牌联合情境下不同水平联合紧密度对联合产品评价则无显著差异影响。研究结果丰富了要素品牌联合理论，为企业实施不同类型品牌联合策略提供了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