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确定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并赋予了“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的重要地位。财政治理构成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财政治理过程中，财政资源是治理的核心要素。政府如何有效地利用有限的财政资源，花好纳税人的每一分钱，日益成为多元“共治”主体普遍关注的热点。因此，政府财政治理的一项重要目标在于提升公共财政支出效率，而解决这一问题又与提高财政透明度密切相关。本文从国家治理的视角，研究地方财政透明度对财政支出效率产生的影响。首先采用DEA模型测算出各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效率，而后运用Tobit随机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地方财政透明度对财政支出效率产生的总体和区域效应，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关的建议。
现阶段地方政府债务融资的监管依然不能摆脱基于中央政府相关部门政策导向性的“一刀切”的监管模式，而现实经济生活中各地方政府由于已有债务存量与历史负债方式等差异会表现出不同的风险偏好，因此现有监管模式显然缺乏合理性与针对性。本文提出基于风险偏好的“分类监管”，运用博弈模型对不完全信息下的不同风险偏好的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的行为进行了分析，获得三点结论：（1）监管绩效能否达到最优状态，跟投融资平台的类型相关；（2）现实中投融资平台偏离最优状态的方向与投融资平台的风险偏好相关；（3）基于“风险偏好”的分类监管虽不能达到最优化的监管绩效，但却明显有助于提高监管绩效。本文最后以风险为基准对我国16个省级政府的债务融资行为进行了风险偏好的分类评估的实证分析，获得云南、江西、四川等省份倾向于风险中立型，天津、安徽、贵州、山西等省份则更倾向风险追求型的结论。
本文围绕生态功能区财政补偿资金应当从哪来的问题，从财政理论视角分析入手，运用微观经济学博弈分析方法，研究了中央政府、“限制开发”地区政府和受益地区政府间的利益逻辑关系，试图提出生态功能区财政补偿资金来源负担归属的合理性方案。得出如下结论：（1）财政理论原则将生态功能区财政补偿资金的负担主体定位为中央政府和受益地区（高发展程度群体）政府；（2）从博弈分析来看，受益地区（高发展程度群体）政府愿意承担生态补偿费用，但要保证其从生态环境改善中获得的收益大于所要负担的费用；（3）综合上述两条得出，生态功能区财政补偿资金应当由中央政府和受益地区政府共同负担，确定负担比例的一个重要依据是衡量受益地区在生态环境改善过程中所获得的收益，即受益地区政府根据收益承担补偿数量，剩余不足由中央政府弥补。
笔者基于“离散行为空间导致羊群行为”模型，通过放松私人信号假设，引入二维不确定信号，分析此“二维信号离散行为空间”中的羊群行为的产生过程与产生机理。笔者运用数学建模来分析二维不确定信号——是否获得信号以及信号是否准确，对羊群行为的产生时间以及概率的影响，推导出羊群行为产生时间以及产生概率与信号参数的具体关系式，并且运用MATLAB生成图像分析二维不确定信号参数变化对羊群行为的影响趋势。 研究发现，通过引入二维不确定信号，羊群行为不会像在“一维信号离散行为空间”中那样确定产生，“二维信号离散行为空间”中羊群行为的产生与信号参数相关，并且获得信息概率这一信号参数的单向变化，对羊群行为有促进和抑制两方面的作用。研究结果对投资行为和市场监管具有指导作用，在维护投资市场公平、有序、高效运行方面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伴随互联网、通信技术及金融创新的发展，各种新形态的货币不断涌现，它们具备和行使传统法币的全部或部分功能，对货币政策传导及其效应产生了较大影响。如何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保持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是亟待解决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笔者基于影子货币范畴对相关货币形态进行了界定，认为影子货币是国内或国际记账单位，具备和行使传统法币的全部或部分功能、对传统法币有替代作用但尚未纳入货币统计口径和监测范围内的货币。通过DSGE模型研究影子货币影响货币政策有效性的机制，分析了商业银行和广义政府的决策行为，认为影子货币主要通过货币政策参与主体、中介指标和传导机制对货币政策产生影响，在一定程度降低了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中国人民银行应当加大对影子货币的监管，有针对性地采取策略进行适应性调整，确保货币政策传导的通畅和精准。
笔者以2005—2015年上市公司的财报数据、分析师的盈余预测数据、新财富分析师上榜数据为样本，研究影响分析师能否上榜新财富的决定性因素以及机构投资者对分析师的评价标准。实证结果发现，分析师盈余预测的准确性和分析师研报的发布频率提高了分析师上榜新财富的可能性，盈余预测的大胆性对上榜没有影响，分析师的经验、所在券商大小对上榜新财富有影响，上榜分析师的预测相对保守。对于首次上榜的分析师，经验的贡献为负，上榜新财富还是比拼个人能力，不仅仅是经验的积累和所在券商的资源；此外分析师盈余预测报告发布的频率对分析师首次上榜新财富的贡献为正。机构投资者在评选新财富最佳分析师时也更加看重分析师的能力，是否上榜新财富是对分析师的工作能力的一种肯定。研究结论有助于资本市场参与者了解影响分析师新财富上榜的决定因素，从而为自己的投资决策提出指导。
笔者以2003—2014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选取股价崩盘风险这一视角，实证检验了审计意见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并进一歩从政府层级这个角度对这一影响进行了深层次的研究。结果发现，股价未来崩盘风险会在上市公司被出具非标审计意见后显著上升。进一步研究表明，产权边界不同，审计意见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会随之变化。主要表现为：地方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显著削弱非标审计意见与股价未来崩盘风险的正相关关系；中央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也削弱了非标审计意见与股价崩盘风险的正相关关系，但不显著；而非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则强化非标审计意见与股价未来崩盘风险的正相关关系。因此，上市公司的产权边界，不仅可以从总体上影响股价未来崩盘风险，而且投资者在视审计意见对股票进行投资时也会考虑公司产权边界问题。
笔者使用事件研究法分析企业披露非审计服务信息所产生的股价效应，进而观察第三方人士如何看待注册会计师联合提供审计服务与非审计服务这一行为。实证检验显示，企业披露的非审计服务规模信息与其股价累计超额报酬率成反向关系，进一步研究还发现这种关系在非预期盈余为正或非国有控制的公司中表现得更为强烈。这些研究说明，总体上信息使用者认为注册会计师联合提供的非审计服务会损害审计独立性，且在特定的环境下还会加深这种顾虑，进而导致股价进一步下跌；但研究从另一个角度也说明，我国证券市场能够对企业披露的非审计服务信息做出有效反应，通过投资者的“用脚投票”，市场机制自身可以起到约束作用。因此，在监管方面政府应要求企业详尽地披露其所购买的非审计服务信息，让市场进行自我选择。
本文构建了一个包含银行金融中介资金供求耦合金融摩擦的简单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模型，目的是考察非熟悉的违约冲击是如何造成资金资源在银行中介和非金融借款者之间重新配置，并最终加速传导到实体经济、引起经济波动的。运用中国微观经济数据进行模拟发现，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表征的违约冲击造成了中国经济活动巨大而持久的下降：以2014年第一季度为基期，经过一年半时间截至2015年第三季度，经济总产出和资产价格都比基期下降了04%，商业银行存贷利差则从3%上升至6%左右，这一结果与当前中国经济现实基本吻合。因此，面临宏观经济和银行业资产质量下行压力，我们应警惕可能由源自金融中介自身的金融冲击及其资金供求耦合金融摩擦等金融市场因素诱发并加速传播的经济周期波动。同时，要密切关注金融中介资产负债表项目的变化，加强对金融行业的监管力度，从而保证金融经济稳定。
笔者在新经济地理的分析框架下研究城市规模和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及多样化发展对制造业集聚的影响。对283个地级市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的计量分析显示，城市规模对制造业集聚的影响呈倒U型，且制造业集聚从城市规模扩大中获得的边际效益随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水平提高而下降，但随生产性服务业多样化水平提高而上升。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和多样化发展对制造业集聚的影响效应取决于城市规模。在中小规模城市，生产性服务业多样化发展将阻碍制造业集聚，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发展将促进制造业集聚。在超大城市，制造业集聚度随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水平提高而下降，但随生产型服务业多样化水平提高而提高。在城市人口大于100万小于800万的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和多样化发展都有利于制造业集聚，但多样化的边际效应强于专业化。东、中、西部地区之间城市规模和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及两者对制造业集聚的协同影响存在较大差异。
神经经济学关于人类决策行为的最新研究对实证主义传统讳莫如深的“大脑黑箱”进行了深刻剖析。本文通过对神经经济学“生理效用”理论和DDM模型及其应用价值的深入解读，发现大脑决策过程实则是神经系统对“满意程度”的生物计算和评估过程，即一个对决策价值信号赋值与比较的过程。这些研究第一次系统地在人们的内在神经活动与外在决策行为之间建立起了一种直观的联系，且认为如果决策行为是由大脑对决策价值进行适应性编码产生的，那么无论决策的情境有何差异，其在大脑决策机制中都有着相似的编码过程。因此存在一个对跨情境选择行为和反应时间做出一般预测的可能性，称为共同决策机制。这为解决简单情况下离散选择的样本外预测提供了新思路。显然，神经经济学正在深层次上悄然改变着经典经济学的固有思维模式，为决策理论的微观基础提供了全新的科学诠释。
以“满就送”、“满就减”、“存就算”为代表的复杂折扣已成为零售商开展统一促销的重要形式。由于复杂折扣的实际折扣率难以计算，消费者容易产生“折扣幻觉”。笔者通过国内零售商开展复杂折扣的实际案例，总结出三种具有代表性复杂折扣的使用条件；在此基础上，借助数学归纳法，构造了复杂折扣的理论区间，验证了“折扣漏出”的存在，并明确指出复杂折扣是一种区间折扣。从三种折扣区间来看，参与“满就减”对消费者是最划算的，“满就送”是最不划算的，而“存就算”则是风险最大的。此外，我们还结合认知心理学的最新研究成果提出了相应的假设，就折扣幻觉发生的认知机制展开理论探讨，并指出，复杂折扣信息呈现方式的设计利用了消费者习惯于直觉决策的认知缺陷，诱发了“锚定效应、过度自信、时间压力与认知懒惰”，并由此导致了认知偏误或折扣幻觉。本研究成果为开展复杂折扣的实证研究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对强化商业伦理，促进政府加强零售促销管理具有重要的帮助。
作为一种独特的心智模式，创业导向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企业成长历程。本研究着重探讨了在中国转型时期创业导向对企业成长的影响，并基于创业者个体视角提出了创业导向对于企业成长影响的中间路径，探讨了环境要素对这一路径的影响。为检验该理论框架，本研究选择创业活动活跃省份收集数据并进行假设检验。实证结果表明：创业导向对企业成长具有正向影响，这种影响可以通过创业者警觉性得到解释，创业导向通过影响警觉性水平，充分发挥了创业者的个体优势从而加速了企业的成长，即创业警觉性在创业导向和企业成长之间起到了中介的作用；文化及社会规范调节了创业警觉性和企业成长之间的关系，即区域的文化及社会规范偏好越高，创业警觉性对企业成长的促进作用就越明显。本研究结论能够丰富创业导向以及创业情境相关理论，为创业型企业应对动荡的外部环境和持续性成长提供了指导性思路。本文最后提出了未来的研究方向。
随着海运行业竞争日趋激烈，海运各主体之间通过横向或纵向协作等方式来最大限度地降低经营成本、提高经济效益显得尤为重要。笔者通过现有文献梳理得知，学者们较多关注海运行业主体的横向协作，却鲜见不同主体之间的纵向合作。基于此，我们提出了由一个船公司和一个货运代理企业组成的海运服务供应链系统,加入品牌效应，建立了双方集中决策、船公司领导的斯坦伯格博弈以及纳什均衡三种权力结构下的博弈模型。通过比较三种权力结构下的最优解及最优利润，得到如下结论：双方集中决策时，船公司过高的品牌效应可能会对整体利润造成不利影响；船公司领导博弈优于双方同时决策的市场权力结构；船公司的品牌效应较高时反而不利于其自身利润的提高，导致船公司缺乏提高品牌效应的动力，但其品牌效应的增加与货代利润的增加成正比。研究结果拓展了博弈论在海运行业领域的应用，为进一步研究海运服务供应链系统发展的其他相关问题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