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风险社会阶段，公共政策和改革是政府防范和化解公共风险的两种基本的手段。公共政策是公共风险的权威性分配，与市场相比较，它以政府强制力为后盾，具有资源和意识形态优势，在防范和化解公共风险方面具有规模效应，但不能有效防范和化解因法制障碍、体制障碍及公共权力滥用而造成的公共风险。改革是对公共风险的权威性再分配，是应对公共政策失灵的一项救济手段。为避免因改革而造成公共风险的瞬间放大和有效防范和化解公共风险，必须坚持政策与改革协同：确立公共风险导向的政策观，注重常态条件下公共政策防范和化解公共风险的基础性作用；在改革的不同阶段制定和实施不同的公共政策，确保公共风险的合理释放与公平化解；建立学习型政策扩散机制，降低改革风险，促成改革目标的实现。政策与改革协同，是今后一段时间我国防范经济下滑风险的根本举措。
笔者总体上研究了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个问题是我国政府性债务可持续性与否，另一个问题是我国政府性债务可持续性程度。在债务可持续性理论框架下，本文重新定义了债务可持续的内涵，构建了债务可持续约束模型，推理得到债务可持续性约束条件，利用数据预判了我国债务是否可持续。随后构建了多维多层级的债务可持续性测度体系，评价了我国及各地方政府性债务可持续性程度。研究发现：1994—1997年我国债务表现为不可持续；1998—2008年我国债务状态表现为高度持续；2009—2015年我国债务可持续性水平降低。利用全国及各地方债务审计报告中的数据，笔者对全国及各地方的债务可持续性进行测度，得出结论为：全国及大部分地方政论债务（内蒙古除外）可持续性处于一般水平，且不存在高度可持续省份，债务风险分布具有地区结构性特点。
当前，中国经济正面临国内外环境错综复杂的严峻考验，财政的可持续发展也面临诸多挑战，财政收入增速下降与财政支出刚性增长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凸显。而且，随着财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传统的年度预算已经暴露出诸多弊端，不仅不能熨平经济波动，反而增加了财政运行风险。在此背景下，我国引入三年中期财政规划管理，实行跨年度预算平衡机制，这是我国预算管理制度的一项重大改革，可以增强财政政策的前瞻性和可持续性，对指导政府科学理财可谓意义重大。2015年1月，国务院印发《关于实行中期财政规划管理的意见》，明确规定在全国推进中期财政规划改革，并要求各级政府编制2016—2018年三年财政规划。那么如何看待已经启动的中期财政规划改革？中期财政规划改革当前面临着怎样的问题与挑战？如何让中期财政规划更好地为政府花钱保驾护航？这将是本篇论文讨论的重点。
证券市场安全是一个需要引起高度重视的问题，而证券市场安全与证券监管有着密切的联系。本文根据心理学的一般原理，探讨了损失厌恶、代表性偏差和处置效应对证券监管的影响，并将结果与机构投资者的数据进行比较以发现证券监管者的非理性行为特征。实证结果发现：证券监管者中较高比例人群存在损失厌恶、高代表性偏差和处置效应倾向。此外，监管者在这三种非理性行为的表现中并不显著好于市场中的机构投资者，并且还具备比后者显著更高的损失厌恶倾向；监管者的损失厌恶与处置效应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性，而机构投资者的损失厌恶与处置效应之间则不存在显著的相关性；证券监管者的代表性偏差与处置效应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性，而机构投资者的代表性偏差与处置效应之间也存在显著的相关性。最后，根据本文的实证结果和分析，我们对如何改进监管效度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笔者以中国21家外资、16家中资上市和150家中资非上市商业银行，共187家、合计766个银行2005—2014年的数据为基础，对贷款损失准备和盈余平滑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国内银行总体上存在盈余平滑行为，即银行贷款损失准备和税及贷款损失准备前盈余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同中国境内外资商业银行相比，中资商业银行会提取更多的贷款损失准备，且贷款损失准备和税及贷款损失准备前盈余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更显著；进一步研究表明，这种更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更多地来自于中资非上市商业银行。最后提出建议，第一，监管部门继续加强对商业银行贷款损失准备计提的监管，完善贷款损失准备相关信息的披露工作；第二，监管部门应借鉴国外先进经验从而指导国内从根本上提高中资商业银行、特别是中资非上市商业银行自身综合竞争力。
关系型交易和内部权力配置作为重要的公司治理安排都将对企业的避税决策产生影响，这一观点虽被广泛接受但缺乏经验证据的佐证。笔者以2008—2014年的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发现：随着与供应商/客户关系型交易比重的提升，公司的税收激进水平越严重，表明企业避税行为越会受商业战略的影响；高管控制权的增强会进一步强化关系型交易与公司激进避税行为的正向关系，揭示企业的财务决策可能蕴含了强权高管的自利性动机。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当公司面临更强的市场竞争压力和拥有较低的多元化程度时，关系型交易对企业激进避税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不过高管控制权原有的正向调节效应却受到明显弱化。笔者的研究结论为当前有关优化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模式以及加强管理层财务决策监督的政策导向提供了经验启示。
内部审计与外部审计、董事会及高管层共同构成了公司治理的四大基石,彼此之间的良性互动对公司治理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得到企业家和学者的认可。但是关于内部审计质量的衡量标准以及内部审计发挥治理效应的途径,专家学者并没有得到统一的结论,这些方面仍然有待探索。笔者在研究过程中采用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式。在规范研究过程中,我们以委托代理理论和内部控制理论为理论基础,分析了内部审计与外部审计、董事会及高管层的互动关系,揭示了内部审计通过发挥咨询与确认服务,从而实现公司治理效应、提高绩效水平的路径。在实证研究方面,从内部审计部门规模以及内部审计执行力度两个方面衡量内部审计质量,并通过回归分析研究它们与公司绩效水平的关系。此外我们引入公司规模作为调节变量,从而更加深入地探讨了内部审计对公司绩效的影响机制。实证结果证明,公司规模对内部审计部门规模、内部审计执行力度与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
在中国经济持续增长、FDI的重要性日益凸显，而环境问题日趋严峻的背景下，FDI是否以及如何影响中国的环境污染成为学界激烈论争的问题。笔者通过构建城市距其最近港口地理距离作为实际利用外资额的工具变量，并利用2003—2013年中国281个地级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就FDI对中国环境污染产生的影响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笔者指出，采用地级以上城市距其最近港口的地理距离作为工具变量，能够有效地解决实证研究中的内生性问题；FDI对中国的污染排放水平，特别是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产生了抑制作用，即FDI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中国的环境污染状况。并且，相比于中部地区，东部和西部地区的FDI对环境污染的影响效应更强。基于上述结论，笔者建议：应在继续鼓励引进FDI的同时，促进FDI技术溢出作用的有效发挥，保持FDI的环境效应与经济的协调发展；推动中西部地区科学发展加工贸易、合理利用清洁生产要素；促进外商投资企业清洁生产技术在不“缩水”的前提下实现与本地市场的相互融合。
科技协同创新能够为促进京津冀经济协调发展注入更为有效的驱动力量。建立一套科学的评价体系，合理地测算京津冀科技协同创新的绩效水平，有助于发现潜在问题并提出进一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政策建议。笔者基于区域协同创新绩效评价的现有文献，以科技资源耦合驱动创新理论的视角，从企业、园区及地区等层面，构建价值链、知识链、产业链的京津冀科技协同创新逻辑框架；将578条关键语句转换为理论编码表，筛选出22个评价指标，并通过因子分析，优化体系结构；通过层次分析与复杂网络分析，得出京津冀科技协同创新绩效的各项评价指标权重，进而验证其评价体系的合理性。在此基础上，评估京津冀区域近10年间（2004—2013）科技协同创新绩效水平，归纳其演变趋势及所面临的现实问题，得以提出建立地区政府综合领导机制、设立或补充园区创业创新风投引导基金、促成地区产业集聚及企业战略联盟等有针对性的政策与建议。
众所周知，扩大内需是当前中国最大的经济结构调整。与扩大内需密切相关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如何促进国内居民消费，而解决此问题的一个关键环节是梳理出能够影响居民消费行为的潜在因素。笔者建立了一个涵盖消费者偏好和消费能力变量的新凯恩斯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模型。通过贝叶斯估计技术识别出消费者偏好、消费能力等五类外生冲击，并重点考察了消费者偏好与消费能力冲击对居民消费行为的影响。结论表明：消费者偏好及消费能力冲击均对居民消费波动产生了明显影响，但消费者偏好使得居民消费波动的波幅更加显著；在短期和长期内消费者偏好冲击均可以解释三分之一以上的居民消费波动，而消费能力仅能够解释不足2%的波动；相比消费能力，消费者偏好对居民消费行为的影响更大。笔者基于上述结论认为，在以扩大内需为目标之一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型背景下，通过提升居民的消费信心并合理引导消费情绪以提高消费者偏好显得尤为重要。
互联网的迅猛发展，促使服装网络消费成为一个具有潜力的市场。笔者通过网络分发问卷和现场填写问卷的方法收集数据，在调研的基础上对服装网络消费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了消费体验、网商服务水平、网站安全性、促销活动等因素对消费行为的影响以及影响程度的大小。研究结果表明：消费体验、网商服务水平、网站安全性与服装的网络消费意向之间显著正相关；网商服务水平、促销活动对服装的网络消费行为也有显著的积极影响。基于此，笔者认为：服装网商在网店设计中应重视提升自身形象，充分发挥网络促销活动的作用，网店的界面设计一定要考虑消费者购买的便利性，使客户能方便地找到想买的物品，给客户好的购物体验；同时网商还应努力提高网站的安全性，建立顾客档案，以提升服装网络营销的绩效。本文的研究能够加深服装网络零售商对于顾客消费行为的了解，有助于服装企业制定有针对性的市场竞争策略。
企业进入国际市场需要克服进入成本，需要充足的资金。在我国，融资约束一直是制约企业发展的主要障碍之一，而不同的企业面临的融资状况是不同的。本文控制了企业的异质性来源，从微观企业层面，利用世界银行企业调查数据，从内部和外部两个维度探讨了融资约束对企业出口决策和出口规模的影响。同时，结合小型企业融资难的现实问题，区分了企业规模，探讨融资约束对不同规模企业的影响。研究发现，融资约束确实制约了企业的发展，而随着融资约束的改善，既可以提高企业出口的可能性，也可以扩大企业出口规模。区分企业规模后发现：小型企业由于获取的外部资金有限，主要依靠内部资金的积累从事国际贸易；而大型、中型企业出口却主要是依靠外部融资，并且从事出口的企业并不是经营状况表现良好的企业。一方面企业促进自身内部资金的积累，一方面为企业提供良好的外部融资环境，双管齐下，才能促进出口贸易的稳定增长。
作为改革开放30多年来流通领域的一项重要制度创新，专业市场正面临转型升级的改革阵痛。专业市场作为一个商品交易场所，是以满足客户需求为基本出发点和归宿的，因此，客户导向理应成为专业市场转型升级的重要指南。在学界，相关文献对专业市场的研究大多从流通领域发展、空间规模、历史演变等角度进行探讨，鲜有从营销视角基于客户导向的研究。笔者认为，专业市场转型的战略取向是：以客户为导向，构建专业市场、顾客之间的渠道响应机制，实现互动共赢、共生共荣。以客户为中心，为客户提供解决方案，是客户导向的专业市场转型升级的内涵诠释与行动指南。构建渠道响应机制，关键是要实施市场创新、盈利模式创新、平台创新以及关系价值创新等营销创新方略，也需要“触网触电”的因势而变，向全产业链要效益，以及充分发挥政府、行业协会、高校在转型升级中的作用等配套支持。依赖渠道响应机制的构建与完善，推动并实现客户导向的专业市场转型升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