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30多年的资源开发和利用中，资源税发挥的实际作用主要在于调节级差收入，而非解决外部性。资源地也普遍难逃资源过度开发、生态环境恶化和经济发展落后的“资源诅咒”。资源税的功能定位究竟是什么，从资源税诞生起就争论颇多。资源税究竟应该是调节级差收入还是解决外部性，抑或两者兼顾，这一根本问题的厘清是我们走出资源税困局的关键。本文运用福利经济学分析方法对资源税的功能定位进行判断，以资源供需的福利最大化为着眼点，比较了不同的资源税功能定位下资源供需总福利的大小。分析发现，不同功能定位下总福利从大到小顺序依次为：政府只对外部性征收资源税但不征收调节级差收入的资源税的社会总福利、政府不征收资源类税收的社会总福利、政府既征收调节级差收入的资源税又对外部性征收资源税、政府只征收调节级差收入的资源税但不对外部性征收资源税。结果表明，有关资源税功能定位的最优选择为矫正外部性而非调节级差收入。
退耕还林工程实施的最初目的在于保护生态环境、遏制水土流失，但因其作用于农民的生产领域，转变农民的生产方式，因而又具备经济效益。以往文献虽曾试图对退耕还林工程的经济效益进行评估，但无论是在实证方法的选择上，还是在微观数据的覆盖范围上，都存在不同缺陷。本文旨在评估退耕还林的经济效益，以农民收入变化作为分析问题的切入点，试图弥补以往研究的不足。研究发现，从总体上看，退耕还林工程没能改善农民收入水平，但通过引导农户从事非农就业，改变了农户的收入结构，其中经营收入增加尤其明显。而且，退耕户内部呈现出明显的差异性，表现为低收入农户退耕后收入大幅下降，高收入农户增收效果明显。鉴于此，建议政府在工程实施中实行差异化补贴策略，并且辅助以技术培训和就业指导等措施来提高农户的劳动技能，以此对退耕还林的制度设计予以完善。
小微企业参与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是一项价值决策和战略选择。其价值在于可以优化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市场结构，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和小微企业发展（包括获得信用提升、实现资本积累及发挥融资作用），提升公共财政效率。优化政府购买市场结构作用的发挥，要求供给公共服务的小微企业的资产合计至少占到供给公共服务资产总需求的一半。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就在于小微企业参与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有助于公共服务市场供需总量均衡及供需结构匹配。小微企业信用提升源于政府信用，资本积累源于公共服务项目经营中的利润所得，即政府的委托费用。基于信用提升和资本积累，参与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属于小微企业融资行为。公共财政资金效率提升的程度将取决于公共财政资金对小微企业的扶持效率，而公共财政资金扶持效率完全取决于信用对货币资本替代率与小微企业公共服务经营的总体平均利润率。
笔者以中和农信的小额信贷为研究对象，根据对中和农信总部高管和分支机构的访谈、调研获得的第一手资料，以及丰富的年报、月报等资料，对中和农信的业务模式和财务数据展开细致的研究，试图回答微型金融的边界问题。微型金融在客户定位、贷款额度、信贷产品、风控方式等方面与传统金融有本质性区别，这构成了微型金融的上边界。微型金融需要在社会使命目标下确定能够实现财务自足的贷款利率，这是它区别于公益慈善的下边界。我们通过Rosenberg模型和成本加成定价法计算出中和农信在维持一个较低的利润率目标1%时应收取的利率与中和农信实际贷款利率2064%非常接近，说明中和农信基本处于财务自足状态。
随着传统的短期信用证融资方式的经济合理性日趋下降，AXXX责任准备金证券化凭借成本稳定、期限长和信用风险低等优势，成为寿险公司竞相追捧的责任准备金融资的新型解决方案。笔者首先阐述了AXXX责任准备金证券化的市场发展概况、推动因素和障碍因素；然后剖析了AXXX责任准备金证券化含二级担保万能寿险的概要介绍以及其责任准备金计算的方法和运作流程；接着以Genworth Financial首次发行的AXXX责任准备金浮动利率债券为典型案例进行了分析；最后将AXXX责任准备金证券化与XXX责任准备金证券化进行了比较研究，其中相同点在于目的、运行机制和再保险担保手段等方面，不同点则在于标的物、期限、准备金计算难度和主要风险等方面。AXXX责任准备金证券化的市场发展前景十分广阔，而我国目前几乎没有相关的文献，本文旨在开辟我国AXXX责任准备金证券化的研究。
货币政策工具与银行高管薪酬水平会通过银行风险承担渠道对货币政策的信贷传导机制效率形成综合影响。笔者利用中国13家上市商业银行2007—2014年的季度财务数据，使用动态非线性效应面板模型，按货币政策工具类别、政策松紧倾向、高管薪酬水平等对上述影响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我国商业银行风险承担与高管薪酬之间呈现正U型非线性关系；在利润空间不受影响的前提下，低薪酬银行的货币政策信贷传导效率相对较高，但当利率下调而利差空间缩小时，高薪酬银行会出于对原有利润的维持而增加风险承担，从而提升货币政策的信贷传导效率。银行风险承担与高管薪酬共同影响下，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的信贷传导效率高于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
笔者以2009—2014年创业板公司的数据为样本，对股权激励计划作为一项缓解代理问题的公司治理机制的市场反应，以及股权激励计划对盈余管理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实证结果表明：市场反应与创业板公司的股权激励计划正向相关，市场认为股权激励计划起到预期的治理效应，在一定程度上优化了原有的公司治理效果，表现为更低程度的盈余管理。提出正式的股权激励计划并且股东大会最终通过该计划的创业板上市公司，其股权激励对盈余管理有显著的抑制作用。通过进一步分析发现，股权激励计划对创业板上市公司管理层的正向盈余管理有显著的抑制作用，而对负向的盈余管理行为则没有明显的抑制作用。这说明创业板公司的股权激励计划起到了改善公司治理效果的作用。在此基础上，笔者对创业板上市公司进一步完善股权激励计划，提高公司治理效果提出建议。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政策因素在不稳定的经济环境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战略性新兴产业在这一背景下推出，受政策相关的不确定性影响更为显著。基于政策不确定性概念框架，笔者实证检验了政策不确定性通过资本市场投资者情绪影响企业投资的微观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政策不确定性增加了投资者的风险感知和模糊性厌恶水平，从而对其情绪产生负面影响；面临政策不确定性情景下的不完全信息集，同时为了降低政策不确定性带来的认知失调压力，决策者有动机从资本市场股价反应中推测信息；然而由于认知能力有限，决策者无法有效区分股价反应的理性部分和情绪部分，投资决策可能受到投资者非理性的情绪影响；投资者情绪成为政策不确定性影响企业投资的重要媒介。进一步研究发现，容易受投资者情绪影响的企业，政策不确定性通过投资者情绪对企业投资影响更显著。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高速的经济增长，可以归纳为是以引进式技术进步为核心，以国家强控制力为保障，以政府投资为驱动的“结构性”经济增长。这种经济增长方式导致了区域间经济分化和居民收入差距的日益显著。相对农村居民而言，这种因经济发展和改革深化带来的差距，对城镇居民产生了更为深远的影响，也使得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变动更具特殊性。笔者基于引进式技术进步的视角，首先从地区间经济总量差距、劳动力流动和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这三个方面对城镇居民地区间收入差距拉大的必然性进行理论分析；其次，分别对地区间人均产出差距和工资收入差距进行数理推导；在此基础上，对我国城镇居民地区间收入泰尔指数进行测度，以衡量城镇居民地区间收入差距，并分析其演变特征；最后，提出技术进步方式的转变、政府有目的地引导产业转移及劳动力在地区间合理流动等对策建议，以期解决和应对城镇居民收入差距日益拉大所造成的困局。
多元化国内企业间的游说竞争对本国反倾销裁决产生多重影响。裁决当局的自主决策意识，利益群体对于裁决当局期望政策的把握程度，企业间的竞争行为，这些因素组合会导致多种可能的政策博弈均衡。揭示反倾销活动中企业游说竞争行为对裁决的具体作用，以及可能出现的政策博弈均衡，对于理解利益群体的理性抉择，制定合理有效的反倾销政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笔者以反倾销裁决当局和国内异质性企业的政策偏好为外生变量，设计模型，分析企业间游说竞争行为对裁决的影响，以及可能的均衡结果。研究结果表明：利益群体会根据可能的成本收益决定其游说贡献，当难以判断决策当局的理想策略点时，利益群体会放弃游说，当决策当局的政策偏好能够把握，而且预期裁决与企业的目标政策接近时，企业才有动力开展游说；最终的反倾销政策会偏离裁决当局的理想点，落在企业、政府均能接受的区域；博弈活动可能导致“自由贸易”，即没有反倾销保护。
笔者通过对萨伊定律的重新解读有如下重要发现：（1）凯恩斯以总量视角对萨伊定律的解读是一种误读。萨伊是以结构的视角来论述供给创造自己的需求，而且古典经济学家围绕萨伊定律的争论是萨伊定律能否解释经济危机，这与凯恩斯认为萨伊定律解释的在市场经济中不会发生经济危机的观点是截然不同的。（2）第一个对古典经济学家的这些思想以萨伊的名字命名为萨伊定律的是经济学家弗雷德·曼维·泰勒而不是凯恩斯，他认为萨伊定律的基本含义是如果商品是直接依据个人的需求所生产，并且产品能够立即构成商品的需求和供给，那么供给和需求必定相等。（3）虽然萨伊定律与供给学派都强调供给对经济增长的决定作用，但萨伊定律是从结构视角来强调供给对经济增长的决定作用，而供给学派则是从总量视角来强调供给对经济增长的决定作用。（4）一般均衡理论是不能等同于萨伊定律的，其理由是这两种理论运用价格机制调节市场的外部环境是不同的。
高管薪酬的合约安排一直是公司治理中的难题。随着越来越多高管“天价”薪酬的披露，人们对薪酬的激励效果产生了深深的质疑。笔者以我国2008—2014年沪深两市 A 股主板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委托代理理论和管理层权力理论，实证检验了高管薪酬激励的有效性。研究发现高管薪酬与公司绩效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说明最优契约在我国仍具有一定的有效性。在此基础上，笔者更进一步地通过主成分分析的方法构造了“管理层权力”这一指标，从而对管理层权力之于高管薪酬激励效果的影响进行检验，结果显示管理层权力对高管薪酬的激励效果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原因可能在于高管会利用其拥有的管理层权力来影响其薪酬的制定或谋求更多的在职消费等隐性报酬。为了提高高管薪酬激励的有效性，笔者认为在完善薪酬设计的同时，还需通过诸如提高董事会的独立性等方式对高管的权力进行制衡，从而提高薪酬安排执行的有效性。本研究成果对于优化高管薪酬的合约安排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各公司的董事会成员之间可能具有一些社会关系，这会带来合谋，将给CEO增加监督压力，提高CEO的薪酬绩效敏感性。笔者通过在古诺竞争中引入科层授权的博弈模型发现：（1）行业竞争较强时，为了抢占市场份额，董事会可能容忍CEO追逐利润之外的公司规模和收入等目标，CEO的薪酬绩效敏感性并不高，对于国有企业尤为明显；(2）各公司的董事会之间会通过社会关系形成合谋，共同降低行业竞争，并提高CEO薪酬敏感性，出现董事会合谋“压制”CEO的现象，这也是笔者的主要观点。进而，笔者使用中国中小板上市公司面板数据，通过公司董事长之间的社会关系来刻画董事会的合谋程度，检验了董事会合谋对CEO薪酬敏感性的影响。实证表明，CEO追求私利会有“帝国建造”的倾向，有利于企业在同行竞争中获利；董事会之间的社会关系使得合谋成了可能，市场竞争程度可以选择性地被弱化，其结果是减少了对CEO私利行为的容忍度，提高了CEO薪酬绩效敏感性。
笔者基于企业微观层面，通过构建多寡头古诺博弈模型考察知识产权保护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机制。理论分析表明：知识产权保护对企业技术创新呈先促进后抑制的倒U型影响效应，且影响程度与企业所处的行业特征有着密切关联；最优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与行业的主要创新动机——“垄断驱动型”和“竞争驱动型”有关，同时“垄断驱动型”行业的最优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要高于“竞争驱动型”行业；而且同一行业中的企业数量及其研发成果转化率都会对企业研发决策产生重要影响。进一步采用中国2008—2014年高技术产业的106家上市企业研发数据，以及DEAMalmquist模型，对知识产权保护是否促进企业技术创新进行检验。基于实证结果支持理论分析的结论，笔者认为合理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企业技术更新换代及其科研管理水平的提高都将对中国企业技术创新产生重要影响，研究结论对改革和完善当前中国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参考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