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宏观公共财政理论,政府可以通过税收、货币和发行债券融资,不同融资方式对经济的影响机制和作用效果差别很大。笔者构建了一个同时包含税收、货币和债券的内生增长模型，探讨税收政策、货币政策和债券作用于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和作用效果。在标准经济的参数环境下，笔者通过定量分析估算了税收、货币与债券的经济增长效应与社会福利损失。在政府支出外生给定的前提下，笔者从税收、货币与债券相互作用的视角探讨不同政策工具的融资效率。研究发现，资本所得税的经济增长效应和社会福利损失最大，劳动所得税次之，消费税、货币以及债券的扭曲很小。本文的结论具有较强的政策含义，相对于资本所得税和劳动所得税而言，通过征收消费税、发行货币或债券为政府支出融资更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和改善社会福利。
公共服务的空间经济分析已经引起了许多学者的广泛关注。笔者基于主成分分析得到的省域小城镇公共服务供给综合指数，运用空间计量经济学模型分析了中国省域小城镇公共服务供给的空间分布模式和空间效应，并与普通线性回归模型的结果进行了对比分析。得到的结论有：2007、2009、2011和2012年，中国省域小城镇公共服务供给在空间中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和空间依赖性。从小城镇公共服务供给空间集聚状况来看，高水平集聚的省份大部分集中在东部和中部地区，而低水平的集聚主要集中在了我国的东北和西部地区。四年间，空间滞后模型的实证结果均显示出人均固定资产投资额和人口密度对小城镇公共服务供给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人均农作物播种面积与小城镇公共服务供给有负相关关系。空间滞后回归系数ρ的估计值逐年增加，说明小城镇公共服务供给的空间溢出效应增强。
科学分析和全面评估营改增试点以来的实际效应，对于继续扩大营改增范围，进而实现营改增的全覆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笔者利用2011—2014年微观企业层面的调查数据，实证研究营改增三年来的经济效应。在方法上，利用营改增分地区分行业逐步进行试点的特点，对抽样企业试点前后的效应采用双重差分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在内容上，着重评估营改增对企业成长能力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营改增使得企业新增固定资产提高了485%，对交通运输业的拉动效果强于现代服务业；营改增提高了企业的盈利能力，使得净资产收益率平均提高3个百分点。研究还发现，营改增拉动企业技术投入比率平均增长027个百分点，提高了企业创新能力。总的来说，营改增对企业成长能力的拉动效应非常显著，这种效应的基础是降低企业税负。在下一步的改革中要关注对财政收入的影响，同时处理好税收征管问题。
金融创新与发展使得民间金融风险能够便利地向正规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渗透，而投资受限、通胀以及资产泡沫预期下，民间资本的求利动机和脱实体化倾向正使民间金融风险不断累积。笔者在对民间金融风险形成原因进行深入剖析的基础上，认为利率差异、金融要素交叉流动和信息交叉传播是民间金融风险传染至整个经济金融体系的主要渠道；民间金融风险演化的结果不仅是风险在民间金融市场中不断累积，而且向正规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渗透，危及正规金融市场安全。因此，应加快利率市场化进程，打破现有不合理的信用担保体系并建立“大监管”体系，从而在民间金融风险传染与演化过程中抑制风险的扩散，将风险的影响降到最低。
笔者运用不限制对称性和比例性的三变量模型，利用中国与OECD 34个成员国1978—2010年的面板数据，对购买力平价理论是否适用于解释人民币汇率波动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并不满足购买力平价理论，存在对购买力平价的偏离。进一步，根据实际汇率分解模型，从贸易品价格对一价定律的偏离和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两个方面，对人民币汇率偏离购买力平价的原因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贸易品价格对一价定律的偏离和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可以很好地解释人民币汇率对购买力平价的偏离。而且，相对于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贸易品价格对一价定律的偏离对人民币实际汇率的影响程度更大。
在我国股票市场一片繁荣，投资者参与市场热情极度高涨，IPO企业数量不断增加的背景下，笔者以投资者情绪指数作为研究主题，以上海证券交易所A股公司的面板数据为基础，编制了投资者情绪指数并分析了其与上海A股市场指数之间的关系。笔者选取2013年1月1日— 2014年6月1日间上证A股月度IPO首日平均收益（RIPO）、IPO总量（NIPO）、总市值加权的换手率（TURN）及上证A股每月新增开户数（NIA）作为衡量投资者情绪的代理变量，剔除了年消费价格指数和宏观经济景气指数这两个宏观经济基本面因素的影响，构建了上证A股市场投资者情绪的SENT指数。通过一致性和优越性分析表明SENT情绪指数对上证A股市场的投资者情绪具有较好的解释能力，并且通过进一步的分析验证了该指数与上证A股月度指数之间存在双向格兰杰因果关系，说明投资者情绪与股票市场指数之间自我加深的循环作用在股市繁荣时可能引起泡沫，在股市低迷时可能会加剧调整，需要适度合理的政策来调节非理性情绪造成的市场波动。
农民贷款难长期制约农村经济发展，其症结何在以及如何解决？笔者在评述相关研究文献的基础上，从征信成本的角度，分三个层面对不同融资形式的风险承担主体和风险规避方式进行研究，分析得出融资风险规避的一般规则。首先从融资方式看，无论直接融资还是间接融资，融资风险均由投资人承担，直接融资的风险承担主体是股东或债权人，间接融资的风险承担主体是银行；其次从风险承担主体看，通常情况下直接融资的征信成本相对较低，而间接融资的征信成本相对较高；最后从征信成本看，如果征信成本足够低，投资人可接受“信用”抵押，如果征信成本过高，投资人则会要求以“财产”作抵押。由此为解决农民贷款难问题提供一个新的分析视角。在理论阐释的基础上，笔者进一步结合当前我国农民的财产状况分析农民贷款难的具体原因，从政策层面提出对策建议并进行可行性分析。
国有企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在股份制改革中产生的国有股“一股独大”现象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公司治理效率。笔者实证分析了2007—2012年国有控股企业股权结构与公司绩效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一股独大”降低了这些企业的经营绩效，同时非控股股东尤其是机构投资者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研究还表明，国有企业实施股权多元化，例如引入机构投资者可以改善“一股独大”的负面作用，提升国有控股企业的经营绩效；地方国有企业和中央国有企业的股权结构与绩效的关系存在明显区别，地方国有企业实施股权多元化尤其是引入机构投资者的效果更为显著。
基于公司高管及控股股东在公司决策中的重要作用，笔者通过手工收集数据，以2012—2013年民营上市公司为例，以行为理论、锦标赛理论以及堑壕防御理论为基础，并以民营企业控股股东为调节变量，分析了民营企业高管薪酬差距的影响因素及其与公司业绩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相对于公司特征，公司的治理结构特征会对高管薪酬的差距产生显著影响；而高管薪酬差距则对公司业绩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是具有较高实际控制权的控股股东会抑制高管薪酬差距激励作用的有效发挥。笔者的研究结果为民营企业高管薪酬的设计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同时也为高管薪酬差距影响因素及其经济后果的分析提供了经验证据。
基于学术界对3PL(“ThirdParty Logistics Providers”)演进及其“Orchestrator”角色的理论研究，笔者对供应链环境下的物流金融服务进行了探讨。研究表明：基于成本交易理论、资源基础观以及网络理论支持的3PL的“Orchestrator”角色可用于对供应链环境下的物流金融服务的理论解释。为了充分说明3PL的“Orchestrator”角色在物流金融服务中的作用，笔者还结合了三种具体形式，即工业品供应链物流金融服务、消费品供应链物流金融服务以及物流银行进行了说明。3PL的“Orchestrator”角色研究在物流与供应链管理学术界刚起步，本文从物流金融服务视角丰富了学术界对此议题的讨论，具有理论和实践的双重启示意义。从理论上看，尽管物流金融服务将3PL提升到一个新的运作平台，推进了3PL的演进，但对这一现象，特别是在供应链环境下，学术界尚未给出一个系统的理论解释。本文推进了3PL在物流金融服务中的理论研究。从实践来看，对于3PL来说，只有充分发挥“Orchestrator”角色的作用，才能最大化自身的价值增值空间以及物流金融服务创新的潜力。
从世界各国经济发展来看，为了鼓励新能源产业的发展，政府补贴是一种十分普遍的现象。政府补贴在短期内固然是一种可以利用的资源，但过度利用这种资源长期下来会造成隐患，那么完善公司治理机制是否会弱化政府补贴对新能源企业绩效的不利影响呢？笔者基于2007—2013年我国新能源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了政府补贴、公司内部治理与新能源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发现：从整体上来说新能源企业的政府补贴不利于提高企业绩效，但政府补贴对非国有企业绩效具有正向影响；将公司内部治理作为调节变量，进一步检验发现，股权制衡度和高管薪酬较高，能够有效降低政府补贴对企业绩效的负向影响；而股权集中度和董事会规模较高，则会增强政府补贴对企业绩效的负向影响；监事会持股比例没有调节政府补贴与企业绩效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笔者针对新能源企业的发展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金砖国家整体创新能力不足，若想通过创新建立新的动态比较优势，必须寻求系统的制度体系安排，科学、定量地挖掘金砖国家技术创新影响因素差异，对未来金砖国家寻求合作、实现共赢具有重要意义。笔者首先基于金砖国家2000—2012年的相关数据，综合国内外相关文献，克服了金砖国家技术创新影响因素数据相对匮乏的问题，探索性地运用灰色关联分析方法，比较了金砖国家技术创新影响因素：贸易开放度是巴西技术创新的关键影响因素；基础设施建设对中国技术创新的影响最为重要；政府效率是印度技术创新的关键影响因素；R&D投入是俄罗斯技术创新的关键影响因素；公共教育支出则对南非技术创新的影响最为关键。基于此，笔者提出我国与未来金砖国家合作的建议：我国应推动金砖各国与巴西在对外贸易领域的合作，宣传提高金砖国家的政府效率，构建更为务实的中俄技术创新战略合作平台以及扩大与南非在公共教育领域的合作范围等。
矿企跨国并购中包含的信息不对称和风险问题，使得矿企跨国并购的谈判策略研究尤为重要。笔者将实物期权与讨价还价的演化学习理论相结合，运用演化博弈模型对有限理性的并购双方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定价谈判优化策略进行分析。首先改进谈判贴现因子并引入外资限制因素，构建矿企跨国并购的无限期定价谈判演化博弈模型，并求出双方的预期收益矩阵。然后运用复制动态方程对并购方矿企和目标矿企预期收益进行计算，求出不同条件下二者的演化稳定策略，着重分析了并购双方矿企采用接受策略概率的影响因素和双方在不断学习中调整谈判策略的过程。最后以并购方矿企为例，对目标矿企的演化稳定策略进行分析，认为并购方矿企可以根据目标矿企策略调整的速度、报价以及自身价值评估等要素优化自身的定价谈判策略，在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前提下完成并购。笔者构建的包含外资限制因素的矿企跨国并购定价谈判演化博弈模型，不仅是对定价谈判演化博弈模型的扩展，更能够对现实中的矿企跨国并购讨价还价策略提供理论指导。
笔者以新产业组织理论的“结构—行为—绩效”分析范式为逻辑主线，实证研究在现有市场结构下，我国光伏产业能否通过纵向并购行为改善企业绩效，研究成果对于帮助光伏企业走出当前困境拥有推广意义。笔者首先利用GMM动态面板数据度量我国光伏产业的市场势力溢价与规模弹性，并据此对该市场的垄断程度以及是否存在倾销行为做出分析，目前尚未见国内学者运用动态面板数据定量分析光伏产业市场结构。在此基础上，为了探讨并购行为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笔者以光伏产业龙头公司天威保变为例，对其并购行为带来的投资收益与EVA进行协整分析，探讨光伏企业的纵向一体化行为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基于该方法分析光伏产业并购绩效在国内也属首次，它试图弥补传统比较静态分析法和CAR法存在的一些缺陷。笔者基于上述研究结果认为：我国光伏上下游企业均未获得垄断利润且不存在倾销行为；并购行为对企业绩效有显著影响，但不是任何时期、任何形式的并购行为都会提升企业绩效。
为了指导企业科学地构建个人信息使用及保护业务，笔者采用规范研究的方法，从业务环境、业务目标与内容、业务模式与绩效评价、业务风险与管控方法四个方面提出了一个企业个人信息使用及保护业务规划与设计框架。研究结果显示，随着个人信息安全呼声的日益高涨以及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个人信息的使用与保护工作越来越受到全社会的重视，企业作为国家经济的基本单元，有义务承担保护个人信息的社会责任；企业开设该项业务的短期目标在于取得个人信息所有者的信任，为顺利开展其他业务打下基础，长期目标在于取得良好的社会声誉，培育企业的战略性资产；该项业务的内容涵盖个人信息的收集、使用、转移和删除四种活动；依据自身条件和所处环境的特点，企业可以分别采用自营或外包、独立或嵌入等不同模式开展该项业务，平衡积分卡方法适用于该项业务的绩效评价；该项业务存在着过度和非法收集个人信息、擅自使用和转移个人信息的风险，企业可以采用内部控制的方法管控这些业务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