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交易成本和投资效益影响企业运营过程中作为在一定资源、条件和环境下实现目标能力和结果的绩效。笔者在依据经济学生产理论关于生产过程和要素配置理论构建一个企业数字化转型影响绩效机制研究模型的基础上,以2007—2022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相关有效数据,实证检验了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交易成本和投资效益两个基本中介变量与企业绩效之间的结构关系及其受制于其他相关要素发生方向和程度变化的运行方式。实证检验结果证实:企业数字化转型与绩效正相关;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绩效的影响通过交易成本和投资效益完成,又受制于知识产权保护、高新技术企业资质、劳动密集程度等因素的调节。本研究遵循企业通过组合要素和创新技术实现产出增长和效率提高的基本原理,实证研究企业数字化转型影响绩效的机制,拓展了经济学生产理论的运用边界,丰富了有关企业投资和成本管理方面的现有文献,研究结论有助于为企业以加快数字化转型改善企业绩效提供理论依据。

企业团队动机氛围与员工主动创新行为二者之间的内在关联,体现出一种在团队领导政治技能调节下通过员工和谐型工作激情运行的方式。笔者依据资源保存理论,在构建了一个“企业团队动机氛围影响员工主动创新行为机制研究模型”的基础上,以478份来自问卷调查不同企业团队领导和员工的有效数据,运用层次回归和Bootstrap方法,分别从团队精熟动机氛围和团队绩效动机氛围两个维度实证检验了企业团队动机氛围与员工主动创新行为的内在关联及其变化。检验结果证实:团队精熟动机氛围与员工主动创新行为正相关,团队绩效动机氛围与员工主动创新行为负相关;员工和谐型工作激情分别相应地中介了团队精熟氛围和团队绩效氛围与员工主动创新行为的关联性;团队领导政治技能既正向调节团队精熟动机氛围与员工主动创新行为的正相关性,也负向调节团队绩效动机氛围与员工主动创新行为的负相关性。本文拓展性地将资源保存理论运用于实证研究企业团队动机氛围与员工主动创新行为之间的影响机制上,丰富了企业内部治理方面的现有文献,研究结论有助于为企业通过建设良好的团队动机氛围激发员工主动创新积极性提供理论依据。

本研究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构建投资者信息互动网络,探讨散户投资者在网络社交金融平台上的互动行为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研究发现,投资者在股吧论坛中的交流互动显著增加了股价崩盘风险,并通过机制分析验证了社交互动所引发的情绪效应对股价崩盘的推动作用。此外,社交互动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在不同宏观经济情境下表现出显著的非对称性,尤其在熊市、经济下行及高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时期,该效应更加明显。进一步分析表明,分析师关注能够有效缓解由社交互动引起的股价崩盘风险,而新闻媒体报道则会加剧这一风险。本研究为理解社交媒体时代投资者行为对市场稳定性的影响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并对防范金融市场系统性风险及完善信息传播监管机制具有一定的政策启示意义。

充分发挥政府采购支持绿色发展的政策功能,是落实“双碳”目标,推动经济社会绿色转型的重要举措。基于2015—2022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笔者考察了政府绿色采购对企业绿色转型的影响。研究表明,政府绿色采购能够推动企业绿色转型。机制分析表明,提升绿色创新水平、强化高管绿色认知和增加市场竞争程度是促进企业实现绿色转型的关键。异质性分析发现,这种正向效应对地方环境治理力度较强的地区、非污染行业、低融资约束和治理水平较高的企业更为显著。因此,政府应制定更具针对性的绿色采购政策,引导并持续推动我国企业绿色转型。同时,企业应积极参与政府绿色采购活动,实现自身绿色转型与国家绿色发展同频共振。

为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中国陆续推出沪港通、深港通和债券通等一系列制度,这不仅增强了内外股市的互通互联,同时还强化了跨境资本流动进而可能对人民币汇率稳定产生冲击。在此,本文构建包含沪市、深市、港市和汇市的拓展投资组合模型,并通过时变溢出指数来识别互联互通下的内外股市波动对人民币汇率的风险溢出影响。研究表明,互联互通机制会增强股市风险溢出,其中人民币汇率市场是风险溢出的净接收方。从改革的影响看,2014年沪港通和2016年深港通推出均在短期内增强内地股市对人民币汇率的风险溢出,而2018年港股IPO改革吸引内地企业赴港上市,这也增强了港股对人民币汇率的风险溢出影响。从作用机理看,互联互通下北向资金和南向资金的规模变化会直接增强内外股市对汇市的风险溢出,而地缘政治风险和股市恐慌情绪则通过信息渠道强化风险冲击。此外,资本市场流动性紧张以及失业率上升等基本面利空会加剧股市波动,进而对人民币汇率产生风险溢出。基于此,本文提出降低股市风险溢出和维持人民币汇率稳定的若干建议。

财政可持续性关系到国家财政安全及政府职能履行,进而影响到国家战略目标的实现及经济社会发展。研究影响财政可持续性因素的联动机制,进而探究实现高水平财政可持续性的有效路径是值得研究的重要问题。笔者基于组态视角以我国30个省级地方政府为案例,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对影响财政可持续性因素的联动机制以及实现高水平财政可持续性的驱动路径进行研究。研究发现:(1)单个因素并不构成实现高水平财政可持续性的必要条件。这充分表明财政可持续性水平是多因素联动作用的结果。(2)3种路径可以实现高水平财政可持续性。这反映出不同省级地方政府实现高水平财政可持续性的驱动机制存在显著差异。(3)在实现高水平财政可持续性的3种路径中,有2种路径包含了高人口老龄化。这说明在现阶段,相比于其他因素,人口老龄化对实现高水平财政可持续性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发展供应链金融是改善中小企业融资环境、完善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重要抓手。本文以2011—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政策引导下的供应链数字化对企业开展供应链金融业务的影响。研究发现,供应链数字化对企业开展供应链金融业务具有明显的激励效应。机制检验表明,供应链数字化通过金融资源获取效应和融资成本控制效应推动企业开展供应链金融业务。异质性分析表明,当金融科技发展水平较低、银行竞争强度较高时,以及对于行业竞争强度较低、声誉较好的企业,供应链数字化对企业开展供应链金融业务的激励效应更加明显。此外,企业开展供应链金融业务有利于改善企业绩效表现、提高企业供应链运行效率。本文结论为推动供应链金融发展提供了现实指引,同时也为全面认识供应链数字化的微观效果、促进企业供应链安全稳定提供了经验证据。

在经济下行、财政紧平衡的背景下,财政可持续性成为社会各界高度关注的热点问题,土地财政作为地方政府获取财政资金的重要手段,一方面拓展了地方政府收入来源,另一方面也加剧了地方财政潜在的风险。笔者以2011—2021年地市级数据为样本,探究土地财政对地方财政可持续性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会对财政可持续性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且能够从人口规模和基础设施建设两方面影响地方财政可持续性,这一影响在区位和人口因素上也呈现异质性。笔者认为,地方政府出让土地应当综合考虑居民生活、人口政策、城市建设等多方面问题,使土地出让与地区的经济发展方向以及城市建设规划相适应,实现获得财政收入和推动城市发展一举两得的政策效果。

农险分散农业风险,稳定农业生产,是促进农民增收的重要保障工具。根据理论分析和模型推导,本文运用我国2008—2021年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农险的“增收效应”及传导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农险可以促进农民经营收入、工资收入和可支配收入增长,具有直接、间接和广义的“增收效应”。异质性分析发现在种植业欠发达地区农险的直接、间接、广义“增收效应”更明显。在牧业发达地区农险的广义“增收效应”发挥较好。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农险的直接、广义“增收效应”更显著。机制研究发现农业规模化和机械化分别是农险直接“增收效应”和间接“增收效应”的有效传输渠道。农险通过服务于农业生产促进农民可支配收入增长。基于本文研究,我国应继续坚定地推进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适当增加农险在支农政策中的比例,将农业直接补贴转为间接补贴。优化保险合约设计,构建满足不同农户需求的多层次农险保障体系,并将农险保费补贴适当向种植业欠发达、牧业发达以及经济欠发达地区倾斜。

本文以2011—2022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算力基础设施投入对企业新质生产力水平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地区算力基础设施投入增加能够显著提升企业新质生产力水平,数智化水平与内部控制质量提升是促进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机制。进一步分析发现,有为政府、有效市场及有志企业能够协同发力强化算力基础设施投入对企业新质生产力水平的促进作用,即获得政府补贴与税收优惠较多的企业、市场竞争激烈与市场一体化程度较高地区的企业、管理层具有战略眼光与CEO具有信息技术背景的企业更能运用算力基础设施促进自身新质生产力发展。此外,算力基础设施投入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促进作用在高科技行业与战略新兴产业尤为显著。本文有助于理解算力基础设施投入的作用机制与效果,为地方政府筑算促新提供了经验证据和政策启示。

鉴于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低消费、高储蓄”现象,本文使用2013—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深入探讨家庭金融脆弱性与购房行为如何共同作用于家庭消费。研究结果表明,家庭金融脆弱性指数对其消费产生了显著的负向影响,且购房行为在其中表现出显著的负向调节效应。我国家庭消费普遍存在的“黏性”特征能够削弱购房行为对家庭消费的负向调节效应。不同类型信贷约束在金融脆弱性、购房行为及消费之间的中介效应表现出明显的异质性特征。具体而言,金融脆弱性家庭的购房行为通过减轻资产型信贷约束,缓解了消费的下滑趋势;相反,通过加剧脆弱型信贷约束,推动消费进一步缩减。此外,在不同社保支出极化水平和城乡差异下,家庭金融脆弱性及其购房行为对消费的影响表现出显著的异质性特征。因此,为有效促进家庭消费,缓解经济发展中的“低消费”现象,应高度重视提升家庭财务健康水平,并采取有效措施减轻“房奴效应”给家庭带来的沉重债务负担。

推进高水平金融开放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战略任务。随着我国金融市场对外开放程度深化,与国际市场联动性增强,外部风险冲击传导渠道日趋多元。本文基于2004—2020年26个国家6 168只全球股票型基金的微观跨国面板数据,构建纳入地缘政治风险双重传导机制的国际资产定价模型,考察国别地缘政治风险对跨境股票资本流动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国别地缘政治风险通过影响全球股票型基金的追逐风险溢价和避险行为对跨境股票资本流动产生倒U型非线性影响,当风险低于临界值时促进资本流入,超过临界值则导致资本流出。该影响在被动型基金、新兴市场国家和低资本开放度国家表现得更为显著。通过构建基金网络溢出指标,本文进一步发现一国地缘政治风险会通过全球股票型基金网络对其他国家跨境股票资本流动产生显著的正向溢出效应。本文丰富了跨境资本流动理论,为我国防范地缘政治风险引发的跨境资本流动冲击提供理论依据与政策启示,对维护国家金融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银行业是我国金融业的主体,系统重要性银行的稳健经营关乎金融安全与社会稳定。本文基于TENET方法,通过引入非线性连通性函数,探究了在极端事件冲击下我国系统重要性银行的网络特征及其风险贡献。研究发现,系统重要性银行的尾部风险网络展示出明显的动态关联性和网络中心性特征。在极端事件期间,国有大型银行的网络关联强度更为突出,并在风险贡献中占据主导地位,而股份制商业银行的风险吸收能力则逐渐增强。本文的启示在于,在我国加快建设金融强国的大背景下,监管部门应充分考虑尾部风险网络的时变特征,藉此加强对危机时期系统重要性银行的识别和认定,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当前海外人才回国热潮对于国内企业数字技术应用有何影响？本文使用2008—2022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了高管海外经历是否以及怎样影响企业数字技术应用。考虑了内生性问题的实证结果发现,高管海外经历显著促进了企业应用数字技术。机制分析表明,高管海外经历在知识和技术溢出效应、战略决策能力提升效应、公司治理改善效应以及公司业务国际化效应的影响下对企业应用数字技术产生了积极影响。异质性分析发现,高管海外工作经历更能促进企业应用数字技术,并且在内外部薪酬差距较大的企业,以及所在地区市场化程度低、营商环境差的企业,高管海外经历的助推作用更强。相关发现从人力资本视角提供了企业数字技术应用动因的新证据,同时从公司治理视角为相关部门和企业推动数字技术应用提供了政策建议。

增值税制度自诞生一个世纪以来,凭借便于征收、避免重复征税以及税收中性等独特优势,在世界范围内迅速普及,对国家税收制度的深度和广度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本文系统梳理了近年来国内外主流期刊上发表的相关文献,在总结增值税推动社会经济发展重要作用的同时,分析了当前增值税领域日益凸显的问题,并结合特定场景下的应用实践进行深入分析。通过细化研究问题发现,增值税在重构政府间分配制度、完善抵扣链条、遏制虚开发票、简并税率等方面仍拥有较大的改革空间。最后,本文指出了现有文献在研究视角、政策实施等方面存在的不足,并尝试勾勒出增值税研究的未来发展方向和拓展领域,期望能够为增值税制度的不断完善提供有益的改革思路。

农业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是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而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不断提高是农业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根本路径。本文基于30个省份2010—2022年的面板数据结合中介效应模型,系统诠释农业保险能够有效配置劳动力资源进而推动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农业保险具有劳动力要素配置效应和生产普惠效应,农业保险的保障性表现为分散风险和改变农户生产预期,提升劳动力的经济效率和生产活动的灵活性,促进劳动力资源合理配置,形成劳动力要素配置效应;农业保险的政策性表现为减轻农民负担和促进农业生产投资与技术创新、优化劳动力资源配置和增强市场活力,推动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发展,形成生产普惠效应。劳动力资源配置是农业保险推动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发展的中介机制。同时进一步的拓展分析发现,农业保险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因农村现代产业融合程度、农村人力资本水平和农村自然禀赋程度的不同而存在异质性。此外,通过对农业保险多维生产普惠效应的研究发现:农业保险对农业技术进步、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农产品市场标准化和农业生产绿色化都具有重要影响。

在消除了绝对贫困的“后扶贫时代”,如何为脱贫不稳固的边缘群体织牢防范返贫的“保障网”,降低返贫风险,防止规模返贫,是我国下一阶段社会治理的重要命题。数字金融工具的应用因其具有的普惠性,被认为是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抓手。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微观数据,本文构建了贫困脆弱性指标测量返贫风险,并对数字金融使用行为何以降低农户返贫风险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1)数字金融使用行为总体上降低了农户返贫风险,但其防范返贫作用主要来自普及率较高的移动支付业务;(2)在不同的贫困线划定标准下,数字金融使用行为均能降低返贫风险,但作用强度呈现出异质性;(3)机制分析表明,数字金融会通过促进农户家庭自主创业、缓解信贷约束与减少预防性储蓄来防止返贫,并且建档立卡贫困户在家庭经济方面的相对弱势地位会制约数字金融减缓返贫风险的作用;(4)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金融使用行为对于非少数民族自治区、失业风险更高、收入更高、社会网络强度更高的农户家庭具有更加强烈的防范返贫效果。本文为数字金融发展降低返贫风险提供了重要的经验证据,为防范返贫的政策制定提供了重要启示。

本文以我国A股集团型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上市公司异地子公司是否开通高铁的视角,研究了子公司地理分散对集团审计质量的影响。我们的研究发现:上市公司子公司地理分散程度的提高会导致集团审计质量的降低,而异地子公司所在地高铁的开通,特别是重要的异地子公司所在地高铁的开通能够显著提高集团审计质量。通过横截面分析,本文发现异地子公司比例越高,异地子公司所在地开通高铁对操纵应计的影响越大。同时,当管理层业绩预告误差较大,内部控制存在缺陷,母公司和异地子公司之间的平均距离较远时,子公司所在地开通高铁更有助于促进企业内部信息传递的增量效应,提高上市公司财务报告质量和审计质量。本文的研究拓宽了信息传递的文献,同时也丰富了高铁开通以及集团审计相关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审计意见购买作为破坏资本市场有效性的信息操纵行为备受学术界和监管层关注。本文以2007年至2021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探讨了董事会断裂带对管理层审计意见购买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董事会断裂带显著增加了管理层的审计意见购买行为,这一效应在管理层购买动机更强、董事会正式层级较高且非正式层级较低、内部与外部监督机制较弱、管理层在董事会中占比较高以及非国有企业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进一步研究表明,尽管董事会断裂带未显著削弱董事会的咨询功能,却显著降低了其监督效率,导致管理层盈余管理等机会主义行为增加,使得公司支付了更高的审计费用,但这一行为并未显著提高非标准审计意见的获得概率,间接验证了审计意见购买的存在及其动机。本文研究不仅深化了对审计意见购买影响因素的理论认知,还为理解董事会构成对公司治理功能的作用机制提供了重要启示。

金融摩擦是影响资本配置效率的重要因素,也使得信贷渠道成为货币政策传导的重要渠道。有鉴于此,本文构建了一个包含双重金融摩擦和企业生产效率异质性的DSGE模型,研究了货币政策如何通过信贷渠道对产出和资本配置效率产生影响。研究发现:(1)双重金融摩擦环境下,逆周期性的企业外部融资溢价由顺周期的银行和企业资产负债表共同推动,从而货币政策对投资、产出等具有双重金融加速器效应。(2)由于信贷需求端存在金融摩擦异质性,紧缩性货币政策对民企融资的影响更为显著,并且通过信贷供给端摩擦产生的金融加速器效应放大,这会导致民营企业融资成本大幅上升。此时,信贷配置背离了企业生产效率与其借贷成本相匹配的原则,从而恶化企业间资本配置效率。对此,政府实施货币政策应充分考虑 “双重金融加速器”效应,避免政策调控力度过大或过小;要改善民企融资困境,除了缓解金融摩擦异质性问题外,政府还应该关注政策对银行资产负债稳定性的影响,这有利于改善资本配置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