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研究2011—2015年我国财政学领域研究工作的基本动态与特征，笔者选取以《财政研究》和《税务研究》为引领的19种典型代表性学术刊物作为研究样本。样本期刊5年间发表财政学论文3 175篇，平均每年发表财政学文献约635篇。其中高校学者发表的论文占四分之三，研究所和实务部门占四分之一；高校中财经类院校占三分之二，综合类院校占三分之一。一批主要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厦门大学、东北财经大学和中央财经大学的学者表现突出。研究主题可以分为财政学理论、税收学、财政支出、财政分权及均等化、政府债务及融资、财政管理及预算体制、宏观财政政策以及其他共8类。各主题的研究热度分布不平衡，税收学主题的文献数量占总数的58%，财政支出与宏观财政政策占比均超过8%，而研究发文数量最少的主题是财政学理论。
全球金融危机后许多城市政府出现财政困境，城市财政健康引起社会和学界的广泛关注。本研究从财力均衡的视角探讨城市财政健康，以浙江省为例，通过“收入-支出差额”法测度市、县政府的财政健康程度及其影响因素，并进一步分析转移支付在平衡地区间财力差异方面所起的作用。研究结果显示，浙江省市、县政府间存在显著的财政差异，这一差异既与辖区内税收资源禀赋有关，又与提供公共服务的成本有关。浙江省现行转移支付制度较大程度上平衡了市、县间的财力差异。未来我国专项转移支付制度改革可考虑两种路径：一是将部分专项转移支付转化为一般性转移支付；二是明确调整不同层级政府间财力和支出责任关系，将专项转移支付转化为其他财政支出，降低转移支付的比重。
税收负担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问题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重点问题。税收负担通常有名义税收负担和实际税收负担之分，本文研究的是实际税收负担，采用税收收入与GDP之比来衡量。在借鉴和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将我国划分为东部、中部、西部、东部三大直辖市和东北三省五个区域，以1994年至2014年间的面板数据为样本，构建计量模型来分析和探讨区域税收负担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和作用，为国家通过实施财政、税收政策来引导生产要素的跨区域流动，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从而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支撑。本文分别就流转税税负和所得税税负与经济增长进行实证分析，发现税收负担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显著程度以及方向和大小会因区域和税种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在东部区域，无论是总体税负，还是流转税税负，抑或是所得税税负，均对经济增长产生负效应；而在中部区域和西部区域，税负对经济增长均产生正效应。本文根据研究结果并结合我国具体国情提出相关政策建议，即为协调区域经济发展，缩小地区发展差距，在制定和调整税收政策时应考虑区域差异性、提高税收优惠政策的精细化和精准化程度、深化税制改革要坚持中性原则、提高税收收入使用效率以及提升税收征管水平等。
研究证实保险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作用，相对于已有的大部分基于国别层面的分析，笔者利用省级面板数据检验保险发展对各省份经济增长效应的研究具有明显的“同质性”，有助于拓展我们对保险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认识。以1999—2014年我国30个省份的数据为基础，利用门限回归模型检验了保险发展对各省份经济增长是否存在非线性影响。计量模型借鉴Hansen（1999）提出的“门限回归模型”（threshold regression model），根据数据的内在信息识别出具体门限水平，得到最优分组。文中选取人均实际收入为门限变量，通过检验把各省份分为低收入地区、中低收入地区、中高收入地区和高收入地区四组。实证结果表明保险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非线性；当某省份人均收入水平较低时，保险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不显著，但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升，保险发展对经济增长开始产生显著的、递增的促进作用。分别考虑寿险业和财险业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得到一致的结果。本文的结论印证了“经济越发展，保险越重要”这一论断。
随着资产管理行业的快速发展，私募资产管理产品已成为居民财富管理的重要投资对象。但由于机构门槛低，产品运作隐秘，以及跨行业、跨市场运作等问题，私募产品风险频发，对社会稳定和融资环境造成了不利影响。笔者通过对私募产品风险来源、演化及监管的深入剖析发现，私募产品风险主要来源于投资者的大众化、行业门槛的不同、政府信用的隐性担保、交叉投资、杠杆风险和“资金池”等方面。私募产品风险监管所面临的困境在于监管制度建设的滞后、部门之间的各自为政和监管执法的威慑不足。为此，提出通过统一监管规则、明确投资者标准、强化门槛约束、完善信息平台和建立交易平台等对策与建议，来管控目前的私募产品风险问题。
本文通过构建模型，区分了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两个渠道。研究发现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最终影响取决于两种效应的相对大小：当逐利效应占优时，降低基准利率能够提高银行盈利能力，降低银行风险承担水平；当杠杆效应占优时，降低基准利率则会促使银行扩大信贷规模，降低信贷标准，提高银行的风险承担水平。进一步地，本文基于银行业整体层面构建了货币政策银行风险承担综合效应指数，利用GMM方法实证检验了不同货币政策对综合效应的影响，并利用VAR模型研究了不同货币政策与综合效应之间的动态联系。最后，本文在厘清货币政策对综合效应的作用效果的前提下，给出了化解银行风险承担的货币政策选择策略。
尽管提前确认收入往往被视为一种盈余操纵行为，但也有观点认为提前确认的收入能够反映未来的业绩信息，因此具有更高的盈余质量（Altamuro等，2005）。在软件行业的系统集成业务和定制软件业务存在着收入确认时点不同的两种方法，其中劳务完工百分比法在软件尚未验收结项之前便分期确认收入，商品法则是在软件验收结项时才确认收入，这为检验收入的提前确认伴随着更低还是更高的盈余质量提供了机会。基于2007—2014年我国软件业上市公司披露的业务分部数据，我们发现，不论是系统集成业务还是定制软件业务，采用劳务完工百分比法确认收入时形成的盈余均比采用商品法确认收入时形成的盈余更加平稳；对于系统集成业务，采用劳务完工百分比法还伴随着更显著的盈余持续性。综上，对于我国会计准则允许范围内的两种收入确认方法，分期确认收入的方法能够提供更及时、更平稳和持续性更强的盈余信息。
本文采用双阈值LSTR模型对我国菲利普斯曲线的非线性特征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我国菲利普斯曲线具有通胀预期为阈值变量的二阶LSTR的非线性形式，通胀预期的双阈值分别为243%和737%，当通胀预期低于243%或高于737%时，菲利普斯曲线处于高机制，当通胀预期位于243%~737%时，菲利普斯曲线处于低机制；产出缺口对通胀具有非对称影响，当菲利普斯曲线位于高机制时，产出缺口与通胀正相关，反之则负相关；我国通胀具有通胀预期和通胀惯性的混合动态特征，且高机制时通胀惯性对我国通胀的影响弱于低机制。
东道国风险是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面临的主要不稳定因素之一，因而也是区位选择时的重要考虑因素，基于此，本文研究东道国经济风险如何影响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集约和扩张二元增长的区位选择。在比较主要东道国经济风险的基础上，本文利用面板数据门槛效应模型界定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市场开拓横向动机和生产转移纵向动机，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在规模扩大的集约增长维度，我国横向动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倾向于选择宏观稳定风险较低的东道国，纵向动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倾向于选择经济增长风险较低的东道国；在新设项目的扩张增长维度，我国横向动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倾向于选择经济增长风险和宏观稳定风险均较高的东道国，而纵向动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不受东道国经济风险的影响。本文的实证研究说明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在集约增长维度属于风险规避类型，但在扩张增长维度属于风险偏好类型。
笔者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库数据，运用OLS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了在不同样本下随户口迁移变化的父辈贫困代际传递效应的显著性影响，结果显示：在不同样本下，父辈收入对子辈收入都有明显的正向传递效应；引入子辈迁移变量及交互项后，迁移交互项明显削弱了父辈收入的传递效应，其中低收入、绝对贫困家庭样本的削弱程度明显要高于全样本的削弱效应。在进一步的分析中，对于未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子辈，迁移能够明显提高其收入，且其对代际贫困的削弱效应要高于接受过高等教育的；而在非高收入家庭的迁移类型中，省外迁移明显增加了子辈收入，外省迁移与父辈收入交互项对代际传递效应的削弱作用更加明显。对代际贫困传递因素分解后回归结果显示，迁移强化了BMI值、教育以及社会网络对子辈收入的正向效应。最后，根据实证结论提出应完善各项保障措施，减少个人迁移的成本等政策建议。
企业年金既是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环节，也是企业内部激励机制的有机构成，对于企业细胞的价值创造意义重大。笔者使用正处于年金制度普及阶段的中国上市公司样本，研究了年金这项长效激励机制对于企业竞争力的影响，并使用中介效应模型进一步检验了其内在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建立年金制度确实能够提升企业竞争力水平，且这一正向的“竞争力效应”在经过内生性控制、样本调整以及估计区间调整等一系列稳健性处理之后仍然显著。进一步的机制分析表明，企业年金的员工激励属性是上述“竞争力效应”的重要来源，建立年金制度可以通过提高员工教育素质、增强员工结构稳定性以及促进人力资本投入的渠道进一步提升企业竞争力；但企业年金的高管激励效应则相对较弱，未能通过中介效应检验。上述研究结论不仅丰富了我国企业年金制度的治理效果类文献，也为微观企业提升其竞争力水平提供了一定的方向性参考。
集聚对生产率的积极作用已经得到理论和实践的证明，但集聚对产品质量有什么影响尚未得到关注。笔者基于Hisamitsu（2016）理论框架和微观层面数据，从理论和实证方面论证了经济活动的集聚效应对公司产品质量造成的影响。理论分析表明，集聚经济作为生产功能领域希克斯中性技术进步的代表，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降低集聚区内产品生产的边际成本，而边际成本的降低可提升公司的运营利润，从而公司能够在产品质量提升方面投入更多。根据制造企业产品层面相关数据，对企业的产品质量进行估计。实证结果表明，产品质量随着市场规模的增加而增加，同时发现出口比本地市场对产品质量的影响大，且该结论是具有统计学意义的。不同区域和规模的稳健性检验也证实了上述结论。集聚对产品质量的影响应当能够有利于制定完美的集聚诱导政策并有助于公司平衡质量提升与生产率提高之间的关系，以便公司能够在最大程度上提升整体竞争力，同时在提升集聚水平的基础上尽量降低过度集聚的影响。
在动态的工作环境下，激发员工创新行为已成为当代领导力的重要内容。谦卑型领导是领导行为研究领域最新的热点问题，笔者通过对领导下属的546个配对样本进行问卷调研，试图探究谦卑型领导对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谦卑型领导对员工创新行为产生正向影响；内部人身份认知在谦卑型领导与员工创新行为关系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员工不确定性规避负向调节了谦卑型领导对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关系。研究结果丰富了谦卑型领导效能研究，为领导摆脱自上而下的命令型和权威型的领导风格，开展一系列的谦卑行为与知识员工进行良性的互动交流，进而提升员工创新行为提供新的见解。
房地产业作为城市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城市经济有重要的影响。笔者基于北京市2000—2012年的投入产出表，建立房地产业和城市经济其他产业的投入产出模型，采用后向关联度系数、前向关联度系数、影响力系数、感应度系数等统计指标，定量分析房地产业对城市其他产业的需求拉动效应和供给推动效应并分析其变化，以及测度房地产业对城市经济的拉动与推动效果及其变化。研究发现，房地产业对其他产业的需求拉动效应下降和供给推动效应下降，关联的产业相对稳定，并且逐渐以服务业为主；房地产业推动城市经济的能力和受城市经济的拉动能力位于中间水平，并且后者较弱；随着时间的推移，房地产业对总体城市经济的总带动效应逐渐降低；将房地产投资调入房地产业后 ，其对城市经济的推动能力和受城市经济的拉动能力有所提升，但依然呈下降趋势。最后，探讨了北京市房地产业所面临的挑战以及相关的政策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