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采用40个经合组织成员国和合作伙伴经济体2013—2017年的数据，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评估了不同国家政府研发补贴政策组合对本国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并对5种实现高企业研发强度的政策“配方”进行了横向案例比较分析。研究结果表明：虽然多半高企业研发强度国家实行的是“高直接资助、高税收优惠”策略，但一些实施低直接资助或低税收优惠政策的国家同样能够实现高企业研发强度，表明没有最优的政策组合，只有最适合的政策组合。政府根据本国创新战略或科技政策，适当地资助高等教育研发或政府研发，也有助于激励企业提高研发强度，表明公共部门研发和私人研发是互补的。人均GDP相对较低的国家，企业研发投入强度通常也较低；企业研发投入强度相对较高的国家，人均GDP通常也较高。以上结果显示，中国应当加强科技制度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完善政府研发补贴政策体系，通过综合施策、靶向治疗，支持产学研等各类主体融通创新，切实把我国科技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4、2016、2018年三期数据，考察了健康状况对家庭风险金融投资参与的影响。研究发现，健康状况显著影响家庭风险金融投资行为，健康恶化，家庭持有风险金融资产的概率和比重均显著降低，且该结果具有稳健性。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健康状况主要通过医疗负担这一渠道影响家庭风险金融投资参与，健康恶化加重家庭所承受医疗负担，进而促使家庭减少风险金融投资。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这一影响在农村家庭和有负债家庭中更为显著，具有城乡异质性和负债异质性，即相较于城市家庭和无负债家庭，农村家庭和有负债家庭更易因健康状况恶化而减少风险金融资产持有甚至退出风险金融市场。提高家庭风险金融投资参与度，要大力推动“健康中国”建设，提升全民健康水平；持续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减轻家庭医疗负担；不断完善资本市场环境，增强投资吸引力。

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是一个长期性的问题，疫情冲击下的民营企业更是面临产业链断裂和企业破产的危机。本文从银企间信息不对称角度出发，建立了企业信息影响贷款决定的理论框架和有抵押物的银行贷款定价模型。本文以2000年到2014年间全国84个重点城市的土地抵押贷款微观数据为始，通过爬虫方式匹配了土地抵押企业的详细数据。以非上市公司和中小微企业为主体的数据为基础，本文改进了以往文献对于民营企业的识别方案，在控制了企业自主决策可能性、企业内、外部因素后，实证检验了民营企业在融资贷款中的融资约束。研究发现相比国有企业，民营企业贷款所得的抵押率和贷款期限显著更低，受到了更强的融资约束。从内部看，企业规模上升能有效缓解融资约束；从外部看，处于高新技术行业和受产业政策扶持的民营企业在贷款中更有优势，表现为抵押率显著上升。此外，当地的高市场化程度和强政治关联也能帮助企业降低融资约束。

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可持续性受到极大挑战，部分省份陆续出现累计结余赤字。提高养老保险制度可持续性，也就是要在尽量长的时间内让基金收入可以覆盖支出。从制度设计角度来看，实现全国统筹可以在全国范围内调节基金收支是现阶段提高养老保险制度可持续性的根本办法，而推进省级统筹、建立中央调剂制度、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是推动养老保险制度实现全国统筹的重要“渐进式”改革措施，笔者在客观评价分析上述改革措施实施进展和存在问题的基础上，提出进一步完善的政策建议和配套改革措施，包括合理划分政府间基本养老保险中事权与支出责任、健全省以下基金收支责任考核、加强划转后国有资本投资运营等。

本文探究了2015年9月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对于股指期货交易规则做出重大调整前后的区别，发现该调整增强了股指期货交易对于股票市场操纵行为的抑制作用，说明该调整具有一定程度的有效性。稳健性分析表明，剔除熔断机制的影响、控制内生性问题以及更换被解释变量指标后，实证回归结果依然成立；影响机制分析发现，股指期货交易通过降低信息不对称性和市场波动性，遏制了市场操纵行为的发生；进一步研究发现，沪深300主力合约对于市场操纵行为的影响程度要强于非主力合约，股指期货交易对创业板、中小板和主板的市场操纵影响程度依次降低，中证500、沪深300和上证50对市场操纵的抑制作用依次递减。

聚束分析法（Bunching）是2010年以来在国外学术界兴起，基于大样本微观数据的经济实证研究方法，其基本原理是通过高阶多项式回归，利用不受断点影响的样本分布模拟出断点周围的反事实曲线，通过反事实曲线与实际分布曲线差异计算聚束值，并进行政策效应评估。由于避免了常用差分回归方法的不足，关于该方法的研究和应用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国际重要经济学期刊中，但我国在这方面的运用尚处于较空白状态。笔者以我国企业所得税业务招待费抵扣限额政策和小微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为背景，结合微观税收数据，分别讨论了拐点情形下和间断点情形下聚束分析法的基本原理、计算过程及实际应用，反映聚束分析法在我国经济政策效应评估领域的应用价值及前景。

笔者运用时变参数模型实证测度了宏观经济冲击下我国财政政策反应函数的结构性变化，并推导财政政策在系统性或可预期性方面的优化空间。实证结果表明，在我国宏观经济环境与财政体制改革的动态结构变化的背景下，财政政策对经济产出冲击的系统响应机制有所弱化，这意味着财政政策逐渐偏离规则型政策导向。随着国家的宏观经济环境发生了较大变化，通货膨胀对实际经济产出与政策变量冲击的敏感度大幅降低，政策的系统性响应及自动稳定器作用进一步边际减弱。笔者提出，财政政策的自动稳定器功能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得到适当拓展：基于实证依据统筹制定规则，增强财政政策的系统性；提升财政宏观调控政策的可预期性，降低政策对于市场主体的不确定性，由此加强财政自动稳定效应的逆周期影响范围及力度。此外，应充分考虑通货膨胀机理的潜在结构性变化，从多维度考虑货币存量的宏微观状态及其动态影响的变化路径，优化宏观调控政策组合的思路。

地理差异产生需求差异，为满足不同需求的投入与产出客观上存在差异，企业因客户地理距离不同而产生的需求不同影响其创新投入及产出。 笔者先以2007—2018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使用python获取企业前五大客户地理位置，运用OLS模型和泊松模型，实证分析了客户地理距离对企业创新投入及创新产出的影响之后，进一步将创新产出细分为实质性创新和策略性创新，并分别探究了客户地理距离对企业实质性创新和策略性创新产出的影响。研究发现，客户地理距离越远，企业的创新投入越多，但创新产出越少，且不论实质性创新抑或策略性创新，客户地理距离的增加均降低了企业创新产出。在此基础上，笔者按照企业融资约束程度、内部控制质量及所在省份的法制环境对样本进行分组，检验客户地理距离对企业创新产出影响的异质性，发现客户地理距离与企业创新产出的负相关关系仅见于融资约束程度较高、内部控制质量较低、所在省份法制环境较差的企业中。本研究从地理距离的视角考察了客户与企业创新的关系，研究成果丰富了客户集中度和文化多样性与企业创新关系的相关文献，为企业改进客户管理和提高创新产出提供了理论基础。

国内外股票市场都存在“有限参与之谜”，在以往解释股票市场有限参与的研究中很少关注职业声望的作用。本文借助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数据，采用Probit模型，实证分析了户主的职业声望对股票市场参与的影响及其机制。结果表明，户主的职业声望越高，其参与股票市场的概率越大，这一结果在考虑内生性、替换核心变量、删除极端值等之后仍是稳健的。进一步机制分析发现户主的职业声望会通过认知能力和风险偏好影响股票市场参与。因此，采取措施增加职业的向上流动有助于促进我国居民参与股票市场。

在全渠道营销背景下，零售商和顾客发挥自身优势并积极整合线上线下资源共创零售体验价值是零售商品牌资产的重要来源，但现有文献缺乏对有关全渠道零售体验价值共创行为与品牌资产之间内在关系及影响机理方面的学术探讨。笔者根据服务主导逻辑理论，构建了一个全渠道零售体验价值共创行为对品牌资产影响机理的研究模型；采取线上线下混合调查方法对全渠道购物者进行调查，搜集387份有效问卷，采取结构方法建模和Bootstrap分析方法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显示：全渠道零售体验价值共创行为通过认知体验价值和情感体验价值的中介作用对全渠道零售品牌资产产生积极影响；并且，共创利益预期、顾客角色准备度对全渠道零售体验价值共创行为与体验价值存在积极的调节作用。全渠道零售体验价值共创行为对品牌资产影响机理研究是从学术上对零售商品牌资产深入探讨的有益尝试，研究结论扩展和丰富了现有价值共创行为、品牌资产乃至营销理论的边界及相关文献，为促进全渠道零售情境中创造顾客体验价值和提升品牌资产的实践活动提供了理论依据。

中国经济进入转型关键期，面对高失业率、“结构性用工荒”等现实问题，研究企业劳动力投资问题显得尤为重要。本文全面研究了资本市场开放对企业劳动力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沪港通”和“深港通”机制的启动能够提高企业的劳动力投资规模；资本市场开放对民营企业、融资约束企业劳动力投资规模的影响更为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融资约束、其他资产投资对资本市场开放与企业劳动力投资关系具有中介效应；资本市场开放增加了企业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此外，研究还发现在控制其他资本投资的影响后资本市场开放能够对劳动力投资产生直接影响。最后，本文采用的样本通过了平行趋势检验，而且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之后研究结论不变。本文拓展了资本市场开放经济后果以及劳动力投资影响因素的研究，为中国以及新兴资本市场国家稳步推进资本市场开放政策提供了经验证据，同时为解决中国经济转型时期劳动力市场面临的问题提供政策启示。

随着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和保有量的提升，新能源汽车市场不平衡，技术发展不充分的问题也逐渐凸显。充电基础设施欠缺，核心技术创新度不强，续航里程和快充时间不能保证等问题，成为新能源汽车进一步发展的绊脚石。政府在大力发展新能源汽车产业，加快产业升级和技术革新，挣脱现有瓶颈，优化补贴模式等方面，不断调整政策措施，保障新能源汽车市场健康的发展。本文通过构建政府、企业和消费者的三方演化博弈模型，分析政府补贴、企业生产以及消费者购买的策略选择，揭示不同补贴和监管方式下，企业生产和消费者购买策略选择行为的演化过程，并通过仿真模拟的方式，对演化过程及结果进行分析，最终发现在政府和消费者协同监管下，企业将主动改进新能源汽车的生产技术，在刺激性政策退却后，新能源汽车行业朝着独立、自主和健康的方向继续发展。

从中央和省级政府的政策实践审视预算绩效管理改革过程与运作逻辑，是求解中国预算绩效管理改革困境和推动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重要命题。笔者以中央和省级政府2003—2019年出台的预算绩效管理政策为分析样本，运用计算机文本分析技术定量识别我国预算绩效管理改革的外部表征与内涵指向。研究发现，中国预算绩效管理改革整体经历了政策低密期和政策高密期两个阶段，对应萌芽探索和试点推进到立体扩散与全面推进的变迁过程。同时，省级层面的政策实践与中央顶层设计保持了时间和内容上的双重趋同。政治势能的注入是影响预算绩效管理改革的重要变量和关键节点，在很大程度上催化了预算绩效管理改革的进程。压力型相似主义是中国预算绩效管理改革的执行逻辑，省级政府倾向于采纳与中央保持一致的政策精神与行动策略。从政策层面的高位推动走向法制化、从压力型相似主义走向实质性贯彻落实是推动预算绩效管理改革行稳致远的必然要求。

本文以2004—2016年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考察了国有企业高管政治晋升激励对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国有企业高管政治晋升激励会降低会计信息质量，且对地方国有企业会计信息质量的抑制作用更为显著。进一步地，高管政治晋升激励与企业会计信息质量的关系受企业业绩和地方政治环境的影响，表现为，业绩较好的国有企业，高管政治晋升激励更容易导致会计信息质量的下降；非政治周期期间、政治氛围较弱的地区，国有企业高管政治晋升激励对会计信息质量的抑制作用更显著。研究结论丰富和拓展了国有企业高管政治晋升以及会计信息的理论研究。

分析师是上市公司与市场沟通的桥梁。本文根据已有研究，将分析师关注对公司投资的影响分为信息效应（正向）和压力效应（负向），以2007—2017年的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通过实证分析发现，分析师关注度的提高能够促进公司实物资本、研发资本与组织管理资本投资，即分析师关注能够通过信息效应（渠道）影响上述三类投资；而分析师的压力效应会导致公司减少组织管理资本的投资。通过异质性分析发现，信息效应与压力效应在国有上市公司及高科技上市公司中的作用，显著不同于其他类别的公司。另外，分析师关注的信息效应还促进了公司研发创新。本文的结论揭示了分析师在市场中发挥的积极作用，有助于理解分析师行为及其对公司投资的经济意义。

本文试图从有限注意力理论出发,解释我国A股盈余公告后的市场异象。研究发现：首先,市场在有行情时盈余公告后漂移现象比市场无行情时更强。即使笔者选择不同的事件窗口,或者使用业绩快报作为事件日,或者控制其他相关变量（例如周五效应、公司市值、分析报告数量）,该现象依然在统计意义上显著。其次，机构投资者持股对盈余公告后漂移现象有显著影响，具体体现为在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高的情况下，盈余公告后漂移现象更不明显，受市场行情的影响也更小。最后，在有市场行情时公告前个股部分信息泄露所带来的超额回报也明显减弱。研究结果扩展了现有文献的研究成果，进一步证明了由于注意力有限，投资者们对于整体市场信息的关注程度会高于个股，从而造成对个股盈余公告后漂移程度的影响。

品牌标识的边界是品牌设计中的重要元素，企业通过对品牌标识中边界的调整向目标顾客传递品牌信息。已有研究表明品牌标识的多种设计元素（如文字、颜色、图形等）对消费者的品牌评价产生重要影响，但是关于品牌标识的边界对消费者品牌创新性评价的影响机制，仍缺乏实证研究。笔者基于具身认知和空间隐喻的视角，构建了品牌标识边界、消费者感知开放性对消费者品牌评价影响过程的理论框架，并通过一系列心理学实验，深入探讨了品牌标识中有无边界对消费者品牌创新评价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品牌标识中有无边界对消费者品牌创新性评价产生显著影响，其中消费者的感知开放性起到中介作用；进一步的研究还发现，消费者的调节聚焦导向在此过程中起到显著的调节作用。本文基于具身认知和空间隐喻视角展开品牌标识边界影响消费者品牌创新性评价的研究,是对品牌设计学术领域一种有益的拓展性探索,研究结论丰富了消费者品牌评价理论，为企业品牌标识的设计实践提供理论支持和管理启示。

笔者在产品具有网络外部性的背景下探讨产品网络外部性对于低碳供应链中各节点企业的碳减排水平、产品定价及最优利润等的影响，进而设计了低碳供应链节点企业间的决策协调机制。现有相关研究成果主要涉及政府规制、节点企业行为特征等因素对低碳供应链决策的影响，尚无产品网络外部性对低碳供应链决策影响机理的探讨。笔者基于Stackelberg博弈理论，在集中决策与分散决策两种模式下分别构建了产品存在网络外部性的低碳供应链决策模型，运用逆向归纳法对决策模型进行求解，并对决策结果进行比较分析。研究发现：低碳供应链在集中决策抑或分散决策模式下，随着产品网络外部性增强，单位产品的碳减排水平提升，产品的零售价格提高，低碳供应链整体的利润增加。在分散决策模式下，随着产品网络外部性增强，低碳供应链的决策效率损失加大。收益共享契约可以实现低碳供应链决策效率的Pareto优化，但无法达到完全协调状态，而Nash谈判－两部定价契约则可以实现低碳供应链决策的完全协调。研究结论揭示了产品网络外部性对低碳供应链节点企业减排与定价决策的影响机理，有助于低碳供应链节点企业更好地理解产品网络外部性对企业决策的作用与价值，为产品具有网络外部性下低碳供应链的科学管理提供了理论依据。

应急预算作为公共危机状态下的公共收支资金安排是应急财政的核心内容，构建规范的应急预算制度对完善公共财政体系和提高应急管理能力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尽管应急预算与常规预算都具有公共预算的基本特性，但突发公共事件的特点决定了应急预算不同于常规预算。笔者以对突发公共事件特点的分析为研究的逻辑起点，以常规预算制度作为参照系，通过对应急管理目标的分析，来确定应急预算要实现的目标以及应遵循的原则。应急预算制度是实现应急预算目标和贯彻应急预算原则的制度保障，是由应急预算决策制度、应急预算执行制度、应急预算绩效评价制度以及应急预算监督制度组成的应急预算制度体系。笔者依据应急预算原则，针对应急预算的特点以及实践中遇到的困境和问题，提出构建应急预算制度的系统思路和政策建议。

理解保险产品的理论属性对确立一个国家的保险市场发展阶段至关重要。本文基于不完全市场理论和保险市场均衡视角，利用2008—2018年人身保险公司和1998—2018年财产保险公司在中国31个省份经营的分险种微观数据，通过构建高维固定效应面板数据回归模型，首次采用稳健的实证方法检验了中国保险市场各险种的发展效果，发现了一些保险产品需求、供给和市场均衡层面的重要特征性事实。回归结果表明，对数人均GDP对各险种深度有着显著影响。各险种需求收入弹性的异质性分析表明，中国保险市场上高档品、必需品和低档品并存，这拓宽了保险需求理论关于Mossin悖论的解释；人身和财产保险公司在险种供给的质和量上存在一些差异；各险种的产品属性与其在地区、公司和时间维度的异质性存在着规律性特征。本研究对理解中国保险市场由高速增长阶段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变，引导保险行业更好地探索社会服务领域的险种创新和结构优化，形成多层次、广覆盖和有差异的保险机构体系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