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线筹划是形成和强化预算-政策联结的前提和保障，但是相关研究和改革远不充分。实践中我国预算与政策脱节的现象非常明显，表现为预算偏离国家战略重点和政策优先性，因此造成严重的后果，不仅预算资金大量浪费，也削弱了政策可持续性。本文致力于论证，包括基数法、法定支出等各种原因导致的预算-政策间脱节问题，只有系统引入基线筹划才能得到最佳解决，伴随现行预算报告的深度改革，效果将更为显著。本文还表明，主流观点所推崇的零基预算作用有限，并不能解决预算-政策脱节问题。通过清晰区分政策变化和非政策变化，以及确认这两类变化的财政影响，基线筹划有望系统地强化预算-政策间联结，由此从根本上消除了基数法与零基预算的缺陷与局限性。本文最后针对中国预算报告的内容和问题，提出筹划预算变量、宏观经济变量和政策变量一致性的改革路径。

身份是一种社会规范，影响人的行为。本文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样本，从企业投资的视角，实证检验公司高管身份特征与企业投资之间的关系，以识别在任公司高管身份认同的“家乡优势”和“代理冲突”的适应性情境。研究发现，当高管在其家乡任职时，家乡优势效应更为显著，企业的投资效率相对较高。进一步研究发现，本地高管的家乡优势效应在制度质量较高的地区更为显著；董事长和总经理之间的同乡关系有利于发挥高管的家乡优势效应。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本地高管可以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和降低不确定性两个途径提高企业的投资效率。本文从身份认同的研究视角为高管在家乡任职的影响提供了实证证据，揭示了身份认同这一非正式制度是影响企业决策效率的深层次因素。

本文主要探讨数字经济对税收领域的影响，并揭示了其背后的作用机制。在理论层面，一般来说税收努力对税收增长有着显著的积极作用，而数字经济对税收努力的影响可能表现为正向促进或负向抑制，所以数字经济对税收增长的影响也存在两种可能。在实证层面，笔者基于我国2010—2019年省际面板数据，利用模糊综合评价方法和税柄法分别测度了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税收努力程度，探讨了数字经济、税收努力和税收增长三者间的内在联系。结果表明：数字经济抑制了税收增长，在考虑了内生性等因素后这一结论仍然成立，同时此效应存在区域异质性，中西部地区的抑制程度要高于东部地区。此外，作用机制的分析显示：税收努力是数字经济阻碍税收高速增长的重要机制。因此，要重视税收体系的完善和税收征管水平的提升，以把握好数字经济发展的时代契机，创造出税收收入的红利。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明确提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着力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增值税作为我国占比最大的税种，对促进社会分工，调节收入分配，提高劳动效率等方面起着关键作用。近年来，我国几次下调了增值税率为企业减负增效，助力企业健康发展，但目前界内关于增值税对收入分配效应的研究相对薄弱，对增值税有效税率变动调节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研究更为少见。因此，在现行增值税政策下，増值税有效税率变动对企业税收负担及初次收入分配效应的影响值得进一步探究。笔者通过构建数理模型分析得出增值税有效税率是决定劳动收入份额的重要因素，并利用2014—2020年全行业上市公司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研究发现增值税有效税率降低1%，企业劳动收入份额上升0367%，这种提升效应在不同类型企业中存在异质性，这为降低增值税率从而提高劳动者的收入提供了新证据，为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推进共同富裕，也为减税降费的进一步实施提供新思路。

我国平台经济已显示出寡头垄断的市场结构特征。此时平台创新动力可能不足。而各种价格比较APP的出现使平台用户更容易多归属。因此，明确用户多归属能否促进平台创新，以及找出影响平台创新的主要因素尤为重要，此外还需要进一步讨论用户多归属的价格效应和福利效应。本文通过构建双寡头Hotelling模型，在考虑卖方组内网络外部性的情况下，分析并比较了双边用户均为单归属、竞争性瓶颈两种环境下的市场均衡。研究表明：第一，用户多归属能够促进平台创新，这表明平台“二选一”必然会抑制创新，应对其进行反垄断规制。第二，当双边用户均为单归属时，平台创新水平仅取决于创新成本参数；而允许卖方多归属时，平台创新水平还受卖方一系列参数和买方组间网络外部性的影响。第三，在通常情况下，卖方多归属会使买方会员费下降，卖方会员费上升。第四，允许卖方多归属时，买方、卖方和平台企业分别可能会获利，也可能会受损。

电商直播是近年来中国消费市场快速崛起的领域，通过淘宝等直播平台，消费活动被带入了快车道，通过主播富有感染性的表达，一种新的消费氛围和场景被构建出来。网络直播如何通过话语来促进消费者购买？本文以福柯的规训理论视角，应用话语分析方法来探究直播间话语的构建特色，揭露出不同类型话语的功能：关系互动话语和关联构建话语构建了消费场景，信息提供话语制造了景观，符号话语和身份话语形成了纪律和指令。同时，基于对直播间话语受众的访谈进行互动话语分析，进一步呈现出直播间话语对消费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直播平台中的话语具有开放的双向沟通特色，但在这看似自由的“直播间共同体”中，消费者的主体性被消费主义所规训，消费者在互动交流和更为开放的消费场景中反而进一步丧失了主体性地位。

开放式创新帮助企业突破自身边界获取外部资源，推动企业加快研发调整速度，进而提升企业绩效。尽管以往研究成果已涉及开放式创新与企业绩效间的关系，但对开放式创新影响企业绩效中介路径的论证尚有不足且缺乏来自统计数据的实证分析。笔者基于资源基础理论、协同理论和知识基础观，构建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根据国泰安数据库（CSMAR）和中国研究数据服务平台（CNRDS）2013—2020年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运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验证了开放式创新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及研发调整速度、学习能力在其中的作用。结果证实：实施开放式创新通过加快研发调整速度促进了企业绩效的提升，而且学习能力越强的企业，这种促进作用越明显。本研究通过实证分析开放式创新提升企业绩效的中介路径，揭示了开放式创新影响企业绩效的作用机理，丰富了开放式创新与企业研发方面的相关文献，为企业实施开放式创新策略及提升绩效提供了理论依据。

服务业企业开展合作创新提升其创新产出水平的机理部分在于拓宽创新信息获取渠道，即开展合作创新的服务业企业因能够从更多渠道获得创新信息而促进其创新产出水平提高。笔者以中关村海淀科技园服务业企业为研究样本，对接了2014年企业创新调查数据与第三次全国经济普查数据，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方法、倾向得分匹配法及工具变量法检验服务业企业开展合作创新对包含产品创新、服务创新、流程创新在内的企业创新产出水平的影响，并进一步考察创新信息获取渠道数量在此影响过程中的中介效应。研究发现：服务业企业开展合作创新提升了企业自身的创新产出水平，且创新信息获取渠道数量增加部分中介了服务业企业开展合作创新对其创新产出水平的正向影响。本研究探讨了合作创新如何影响服务业企业创新产出水平，在理论上揭示出二者内在联系的机理，所得结论拓展了合作创新、创新信息来源的研究边际，为服务业企业通过合作创新提升创新产出水平提供了理论依据。

笔者借助状态空间模型测度了48个国家的财政政策持久性，以中国加入WTO作为准自然实验，利用回归合成法构造中国财政政策持久性的反事实框架，推断贸易开放对财政政策持久性的因果效应，并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分析贸易开放对财政政策持久性影响的内在机理。结果表明，发达国家的财政政策持久性略低于发展中国家，各国财政政策持久性呈现稳中有升的态势；贸易开放对财政政策持久性存在显著的负向因果效应，一国贸易开放程度的提高，倾向于降低其财政政策持久性；贸易开放度的提高，会通过“补偿效应”和“中介效应”扩大政府规模；政府规模的扩大，有利于提升财政自动稳定器功能，提高政策逆周期调节特征和效率，降低经济波动和不确定性，从而倾向于降低财政政策持久性。本文最后给出相关政策建议。

会计信息是缓解企业内外部信息不对称的重要方式，是公司治理的基石，高质量的会计信息具有鉴别和治理功能。而可比性是保证会计信息有用性的最基本特征，它能够帮助使用者识别和理解企业之间的相似性和差异性，准确判断企业的实际经营状况。本文从会计信息质量治理效应出发，以2007—2019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并以期权定价理论为基础估算企业违约风险，考察会计信息可比性对企业违约风险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会计信息可比性能够降低企业违约风险。作用机制检验表明会计信息可比性能够通过缓解代理冲突以及降低融资约束抑制企业违约风险。异质性检验表明，产品市场竞争、股票流动性以及产业政策支持削弱了会计信息可比性与违约风险之间的负相关关系。本研究拓展了会计信息质量治理效应的研究，为会计信息决策有用观提供了进一步的证据，为政府部门强化风险管理体系提供了有益参考。

在双碳背景下，企业实现发展方式的绿色转型是一种必然趋势。如何平衡环境保护与企业经济增长的关系，是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2018年正式实施环保税，是我国第一次以立法的形式对环境污染进行约束，借助税收执法的刚性，加大环境规制强度。环保税可以通过对企业施加环境约束从而激励企业的绿色转型升级。本文基于沪深上市企业（2012—2020年)的相关数据，实证研究了环保税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1）环保税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2）环保税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具有区域异质性，对东部地区的促进作用最为显著，对西部地区的促进作用最弱。（3）环保税对非国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要显著于国有企业。（4）环保税可以通过技术创新、财务绩效和资产结构作用于全要素生产率。本文采用中介效应模型，对环保税作用于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机制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为优化环保税政策提供了有效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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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与收益的关系一直以来是学术界关注的重点问题，媒体新闻的内容和情绪会改变投资者决策并影响股票市场，因此从新闻情绪的角度分析风险收益的关系是十分有意义的。本文采用新闻文本数据构建了新闻情绪这一指标，并利用滚动回归的方法构建新闻情绪风险指数，基于2005—2020年的中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数据对新闻情绪风险和股票收益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新闻情绪风险较高的公司具有更高的市场风险和波动性，同时这些公司还具有市值较小、上市时间较短的特征；此外，新闻情绪风险较高的投资组合具有较低的超额收益，在公司规模相同的条件下依旧得到了相同的结论。由此可见，中国股票市场存在新闻情绪的低风险定价异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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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中国去杠杆政策实施与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同时期发生，是巧合或是必然？造成劳动者福利损失了吗？本文将2016年去杠杆政策作为一次自然试验，基于2012—2019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数据，构建双重差分模型检验去杠杆政策的收入分配效应。研究发现：去杠杆政策显著降低了企业劳动收入份额。机制检验表明，去杠杆产生的融资约束和偿债压力并没有带来企业降薪或裁员行为，相反，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原因更多表现在企业经营成本与财务成本降低、投资效率提高等方面，没有出现“利润侵蚀工资”的现象。该影响在非国有企业、坏杠杆企业和过度投资企业中更加明显，一定程度抑制了资本过度投入和无序扩张的问题。本文研究为2016年以来中国劳动收入份额再次下降的现象提供了微观解释，为明确我国去杠杆政策的积极意义提供了经验证据。

虚拟品牌社区质量对消费者品牌幸福感的影响有其自身的中介路径及其边界条件，但现有文献缺乏对此课题深入探究的研究成果。笔者基于营销学和心理学的相关理论，通过引入心流体验、品牌卷入度和消费者自我一致性变量，在构建一个虚拟品牌社区质量对消费者品牌幸福感影响模型的基础上，借助于对413名来自中国虚拟品牌社区参与者问卷调查的数据，采用结构方程建模、Bootstrap分析和层次回归分析，实证检验了虚拟品牌社区质量与消费者品牌幸福感之间的中介路径及其边界条件。结果证实：虚拟品牌社区质量的信息质量、服务质量、互动质量正向影响消费者心流体验，消费者心流体验又正向影响其物质满意感、自我实现感和社会贡献感；消费者心流体验中介虚拟品牌社区质量的系统质量、信息质量、服务质量、互动质量对物质满意感、自我实现感和社会贡献感存在正向影响；品牌卷入度和自我一致性在消费者心流体验对其品牌幸福感的影响中具有正向调节作用。本研究通过证实虚拟品牌社区质量与消费者品牌幸福感之间的中介路径及其边界条件，揭示了虚拟品牌社区质量影响消费者品牌幸福感的机理，研究结论拓展了营销理论和品牌理论，为企业加快虚拟社区与品牌融合以及提升虚拟品牌社区质量和消费者品牌福祉提供了理论依据。

内幕交易严重损害了资本市场的“公开、公正、公平”原则，备受各界关注。本文以2009—2018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重大资产重组事件为样本，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非执行董事对上市公司内幕交易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非执行董事能够显著降低上市公司内幕交易的发生；其次，不论是控股股东还是非控股股东委派的非执行董事都可以有效抑制上市公司的内幕交易行为；进一步研究发现，高管激励机制和外部监督机制对非执行董事抑制内幕交易的作用存在调节效应，二者均会削弱非执行董事与内幕交易之间的负向关系。本文的研究丰富了董事会治理作用和内幕交易的现有研究，为中国上市公司完善董事会治理结构提供了新的实践思路。

本文将公募基金“高频低损”常态化赎回、流动性错配、管理资产规模激励等因素同时考虑在内，构建了一个多期理论框架分析公募基金抛售风险资产导致的风险传染与最优流动性管理。研究表明，第一，净值计算规则所导致的流动性错配放大了投资者赎回和风险资产抛售之间的棘轮效应；第二，相对单期基准模型而言，本文所构建的多期模型可以更加准确地刻画抛售风险，所确定的最优流动性储备可以有效降低抛售对关联基金的负外部性；第三，出于在管资产规模最大化激励目标，公募基金有动机持有额外流动性储备降低自身资产抛售对关联基金的外部性成本；第四，最优流动性储备与市场状态呈现正相关关系，与市场非流动性水平、投资者净值下跌敏感程度以及与关联基金风险资产持仓相似程度呈现负相关关系；第五，巨额赎回条款可以缓解基金在初期的抛售压力，降低剩余投资者承担的清算成本，显著降低资产抛售对风险资产价格的影响。

产业升级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维度，但僵尸企业严重影响中国产业升级进程。本文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实证分析僵尸企业对产业升级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产业内僵尸企业比例越高，产业升级进程越缓慢。机制分析发现，僵尸企业通过扭曲资源配置和抑制技术进步两种渠道拖累产业升级。从资源配置角度看，静态上僵尸企业扭曲企业资本要素投入，对资本投入不足的企业危害更为突出；动态上僵尸企业不仅阻碍在位企业增加值率提升，还妨碍潜在高增加值率企业进入市场。从技术进步角度看，僵尸企业具有自身创新懈怠和挤出正常企业创新的特征。本文从资源配置和技术进步的视角揭示了僵尸企业对产业升级的拖累效应，为更好处置僵尸企业和推动产业升级提供了重要政策启示。

当零售商与生产商分享需求预测信息时，对延保服务供应链的产品定价、服务定价和服务质量决策均产生影响，但现有文献尚未涉及有关零售商信息分享对延保服务供应链成员企业定价及服务质量决策的影响机理。笔者依据主从博弈理论，通过建立延保服务供应链分别采用集中决策与分散决策两种模式、零售商进行信息分享或不分享情形下的决策模型，对不同决策模式下延保服务供应链成员的均衡产品价格高低、延保服务价格高低及延保服务质量优劣之对比分析，探讨零售商与生产商进行需求信息分享对延保服务供应链成员的产品价格、延保服务价格及延保服务质量决策的影响机理。研究发现：随着消费者的延保服务质量敏感性提高、价格敏感性降低及延保服务成本系数减小，集中决策模式下需求信息分享使得延保服务供应链整体利润提升的额度增大；分散决策模式下，若零售商对市场需求的预测值大于市场需求的均值，信息分享使得产品批发价及零售价、延保服务批发价及质量均提高。本研究揭示了需求信息分享对延保服务供应链成员定价及延保服务质量决策的影响机理，丰富了延保服务供应链运营决策研究的现有文献，为合理运用需求预测信息优化延保服务供应链运营决策提供了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