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升级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维度，但僵尸企业严重影响中国产业升级进程。本文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实证分析僵尸企业对产业升级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产业内僵尸企业比例越高，产业升级进程越缓慢。机制分析发现，僵尸企业通过扭曲资源配置和抑制技术进步两种渠道拖累产业升级。从资源配置角度看，静态上僵尸企业扭曲企业资本要素投入，对资本投入不足的企业危害更为突出；动态上僵尸企业不仅阻碍在位企业增加值率提升，还妨碍潜在高增加值率企业进入市场。从技术进步角度看，僵尸企业具有自身创新懈怠和挤出正常企业创新的特征。本文从资源配置和技术进步的视角揭示了僵尸企业对产业升级的拖累效应，为更好处置僵尸企业和推动产业升级提供了重要政策启示。

预算绩效管理是加强财政收支管理、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的重要手段,也是加快建立现代预算制度的必由之路,更是提高政府治理能力和水平、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笔者以政府治理能力的内涵为切入点,从经济、政治、社会三个维度探讨了预算绩效管理改革影响政府治理能力的内在逻辑,论证了实施预算绩效管理改革所取得的预期成效,提出了“双动力”“内外力”和“三方面”三条路径来提高政府经济、政治和社会民生治理能力,为我国全面推进预算绩效管理改革、进一步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提供理论指引,助力地方政府治理能力提升。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从区域协调发展出发,提出了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京津冀协同发展是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重要体现,是引领京津冀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纲领。为此,借助空间杜宾模型,立足空间溢出效应视角,本文尝试探索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实施前后,绿色金融和环境规制如何对京津冀经济高质量发展产生影响。选取京津冀13个城市,借助2008—2022年的面板数据,研究发现京津冀经济高质量发展总体呈现“高-高”和“低-低”的集聚现象;绿色金融和环境规制对京津冀相邻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空间溢出效应,且不同空间权重矩阵下溢出具有明显的差异性;绿色金融和环境规制对城市相邻与否作用效果异质性显著,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提出以后,绿色金融和环境规制显著提升了京津冀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本研究践行了区域协调发展的重大战略,对实现京津冀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参考。

本文基于网络爬虫挖掘东方财富股吧中个股的发帖文本,搭建卷积神经网络和长短时记忆神经网络特征融合模型(LSTM-CNN),对样本股的股吧发帖文本进行情感识别,构建投资者情绪指标并分析了其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效应及其机制。实证发现,当期投资者情绪对下一期股价崩盘风险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效应,投资者情绪高涨加剧了未来股价崩盘风险;不同市场环境下,情绪对股价崩盘风险影响具有不对称性,熊市状态下投资者情绪对崩盘风险的正向影响效应更为明显。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表明,规模较小、股权集中度较低、卖空限制大、公司所在地市场化水平低的样本公司中投资者情绪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更为明显。此外,我们发现股票流动性是投资者情绪影响股价崩盘风险的一个重要的中介变量。研究结论有助于从投资者情绪视角来解释股价崩盘风险的形成机理,丰富了对股价崩盘风险影响因素的认识。

本文在考虑开放经济和金融摩擦的新凯恩斯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框架下，引入多种财政政策工具，利用中国经济数据进行校准和估计，研究了中国财政政策乘数大小，并分析了参数的敏感性问题。研究表明：（1）金融摩擦情况下，政府支出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大于无金融摩擦情况，且金融摩擦情况下政府支出乘数较大。（2）开放经济下政府支出乘数的数值始终小于1。（3）税收的宏观经济效应小于政府支出效应，且乘数也小，但是税收的远期效果比近期效果大。（4）福利分析表明，货币政策参数的最优组合会产生较小的福利损失。（5）参数的敏感性分析表明，金融摩擦参数和政府支出自回归系数的上升会导致政府支出乘数增加；开放性程度增加情况下，乘数出现下降。通过本文的研究可以为当前积极财政政策提供一定的实证支撑。

笔者从人口结构变动视角揭示地方政府债务的增长机制。研究显示，人口老龄化和人口流动是推动地方政府债务增长的重要因素，且人口流入越高的地区，老龄化对地方政府债务增长的推动作用越显著。同时，从财政收支的两大角度五个维度探析人口老龄化对地方债务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当前人口老龄化还未从经济增长和税收收入等财政收入端形成对地方债务的影响机制；但老龄化从财政支出端对地方债务的影响路径比较显著，老龄化对社会保障和医疗支出形成的压力是推动地方债务增长的显著路径，而对科教支出的挤出作用抑制了地方债务的增长。这一研究发现，有助于中国针对现阶段人口老龄化特征制定更加科学、合理的地方债务管理策略。一方面，要利用窗口期大力发展银发经济；另一方面，制定地方债务管理政策时需要考虑人口结构因素，且需要根据人口结构特征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并提高支出效率。

旨在平衡地区间经济发展的土地供给偏移政策可能存在扭曲债券市场资金配置效率的意外之失。本文基于2001—2017年债券和土地出让市场的省级层面数据，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欠发达地区土地出让对债券市场金融资源的干预程度均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欠发达地区土地出让面积每增长1%，债券市场金融深化程度平均降低014%。与此同时，欠发达地区债务“借新还旧”的现象超过发达地区，但呈现逐年递减的趋势。土地供给偏移政策间接抑制了欠发达地区债券市场价格机制的发挥，使得欠发达地区更加依赖土地抵押的举债投资增长模式，不利于经济高质量发展。鉴于实证结果，笔者建议作为掌握建设用地分配指标的中央政府应对建设用地指标进行适当的调整以实现全国层面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中央政府有必要使紧缺的土地资源与地区经济总量、人口发展需求相匹配。

2016年，中国去杠杆政策实施与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同时期发生，是巧合或是必然？造成劳动者福利损失了吗？本文将2016年去杠杆政策作为一次自然试验，基于2012—2019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数据，构建双重差分模型检验去杠杆政策的收入分配效应。研究发现：去杠杆政策显著降低了企业劳动收入份额。机制检验表明，去杠杆产生的融资约束和偿债压力并没有带来企业降薪或裁员行为，相反，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原因更多表现在企业经营成本与财务成本降低、投资效率提高等方面，没有出现“利润侵蚀工资”的现象。该影响在非国有企业、坏杠杆企业和过度投资企业中更加明显，一定程度抑制了资本过度投入和无序扩张的问题。本文研究为2016年以来中国劳动收入份额再次下降的现象提供了微观解释，为明确我国去杠杆政策的积极意义提供了经验证据。

本文将公募基金“高频低损”常态化赎回、流动性错配、管理资产规模激励等因素同时考虑在内，构建了一个多期理论框架分析公募基金抛售风险资产导致的风险传染与最优流动性管理。研究表明，第一，净值计算规则所导致的流动性错配放大了投资者赎回和风险资产抛售之间的棘轮效应；第二，相对单期基准模型而言，本文所构建的多期模型可以更加准确地刻画抛售风险，所确定的最优流动性储备可以有效降低抛售对关联基金的负外部性；第三，出于在管资产规模最大化激励目标，公募基金有动机持有额外流动性储备降低自身资产抛售对关联基金的外部性成本；第四，最优流动性储备与市场状态呈现正相关关系，与市场非流动性水平、投资者净值下跌敏感程度以及与关联基金风险资产持仓相似程度呈现负相关关系；第五，巨额赎回条款可以缓解基金在初期的抛售压力，降低剩余投资者承担的清算成本，显著降低资产抛售对风险资产价格的影响。

我国把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确立为基本国策,把可持续发展确立为国家战略,大力推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是基于中华文明“天人合一”的历史文化传承,结合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时代化,致力于实现经济社会与绿色发展的和谐统一。笔者通过文献调查,梳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生态文明思想的传承发展脉络。生态文明建设经历了从起步、发展到完善三个阶段:起步阶段,在我国生态文明思想史上具有开创与先驱作用,集中体现为毛泽东林业建设思想;发展阶段,我国生态文明思想呈现出接续性、连贯性和发展性,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完善阶段,我国生态文明思想体现了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灵活运用,对前代探索成果的继承,对于实践经验的高度概括,对于时代发展的创新开拓,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生态文明思想体系。在各个阶段的实践中,生态文明建设成效显著,尤其是新时代10年来生态文明建设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和标志性成果,为世界各国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2017—2020年我国一流大学建设高校的经费预算平均增长了3129%，一流大学建设的经费投入及效率受到学界及社会的广泛关注。笔者使用国际通用的投入产出指标，采用三阶段DEA方法分析一流大学建设高校经费投入效率情况，并运用Tobit模型分析经费投入和使用结构对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一流大学建设高校经费投入效率较高，并呈现“西部最高、东部次之、中部最低”的区域差异特征；规模效率是影响技术效率的主要因素，纯技术效率小于1会带来明显的学术产出不足；城市人均GDP、财政投入教育的比例、一流大学建设高校数量对经费投入效率有正向作用；财政拨款、事业经费、捐赠经费占比对效率的影响呈“U型”，基本支出占比对效率的影响呈“倒U型”。应适当控制一流大学建设高校的规模，提升学术影响力，优化经费结构，建立经费投入效率监督问责机制。

最低工资标准是保障我国低收入者生活水平、激发我国城镇低收入家庭消费潜力的重要手段。在实现“共同富裕”目标背景下，从比较分析的视角对最低工资的消费带动作用进行准确检验，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本文运用1992—2009年中国城镇住户调查数据，以家庭人均收入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最低工资线家庭为研究对象，分别检验了最低工资认定及标准提升对于最低工资线家庭消费水平的实际影响效果。结果发现，最低工资线家庭本身具有抑制自身消费的倾向，其消费水平也显著低于相近条件下的其他家庭，并呈现出显著的结构性特征。本文进一步以2004年《最低工资规定》实施为政策冲击，检验了最低工资标准提升对于最低工资线家庭消费水平的影响，发现了不同条件下的差异性结果：与收入情况相近的家庭相比，最低工资线家庭的消费水平并未得到显著提升；而与包括中高收入家庭在内的全部样本相比，最低工资线家庭的消费水平得到了显著改善。这一结果与最低工资的消费抑制倾向形成了有效呼应，同时为我国消费升级背景下最低工资标准的实际影响效果及相关政策制定提供了思路与借鉴。

会计信息是缓解企业内外部信息不对称的重要方式，是公司治理的基石，高质量的会计信息具有鉴别和治理功能。而可比性是保证会计信息有用性的最基本特征，它能够帮助使用者识别和理解企业之间的相似性和差异性，准确判断企业的实际经营状况。本文从会计信息质量治理效应出发，以2007—2019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并以期权定价理论为基础估算企业违约风险，考察会计信息可比性对企业违约风险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会计信息可比性能够降低企业违约风险。作用机制检验表明会计信息可比性能够通过缓解代理冲突以及降低融资约束抑制企业违约风险。异质性检验表明，产品市场竞争、股票流动性以及产业政策支持削弱了会计信息可比性与违约风险之间的负相关关系。本研究拓展了会计信息质量治理效应的研究，为会计信息决策有用观提供了进一步的证据，为政府部门强化风险管理体系提供了有益参考。

近年来,中国家庭杠杆率的上升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人口老龄化可能对家庭杠杆率产生影响。理论推导表明,老年人口占比增加会提升家庭杠杆率。实证分析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检验得出人口老龄化对家庭杠杆率的影响为正。机制分析发现,老龄化导致低收入人群在面对住房需求和应对老龄化支出时,倾向使用住房抵押贷款以平滑生命周期消费,进而推高了家庭杠杆率。同时,本文发现家庭面临的健康风险与养老抚幼双重负担,也是老龄化导致杠杆率攀升的潜在作用机制。此外,老龄化对家庭杠杆率的影响在城乡类型和户主受教育水平差异,以及家庭小型化程度之间存在异质性。

 高质量发展是“十四五”乃至更长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内容，也是政府履行公共服务职能关注的重点。企业作为市场经济的主体，显然是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一环。财政政策如何影响企业ESG表现助推企业高质量发展？目前鲜有文献从政府采购角度考察。笔者以2015—2021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了政府采购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研究发现，政府采购对提高企业ESG表现发挥了正向激励效应；通过异质性分析发现，这种正向激励作用对规模较大的企业、重污染行业和处于成熟期之后的企业更为显著；从作用机制来看，政府采购可以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改善企业内部控制以及提高企业的市场关注度等渠道为企业提升ESG表现提供内在激励和外在动力。因此，政府应当制定更加具有针对性的政府采购政策设计，推动我国企业ESG表现稳步提高；同时企业应当结合自身现状，积极参与政府采购活动，为自身的可持续发展获取资源支持。

 数字金融素养是数字经济时代体现金融素养的新维度和新领域，也是在微观层面衡量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重要指标。本研究以Lyons和Kass-Hanna对数字金融素养的分析框架为基础，利用1 506位中国居民数字金融素养问卷调研数据，采用主成分分析确定了中国居民数字金融素养的构成维度，并通过多元回归分析实证检验了个体因素与家庭环境因素对居民数字金融素养的影响。结果显示：中国居民数字金融素养由金融知识、数字知识、数字金融可得性意识、数字金融参与性意识、数字金融使用技能和数字金融维权意识等六个维度构成；性别、教育水平、经管课程学习、个人收入、身体健康水平、家庭财商培养和家庭金融氛围等因素对居民数字金融素养水平存在正向影响，年龄因素对居民数字金融素养存在负向影响。本研究拓展了数字金融素养理论的应用边界，丰富了中国居民数字金融素养的相关文献，研究结论可以为提升我国居民数字金融素养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此同时,数字经济已成为驱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数字经济的迅猛发展为居民经济地位认同偏移带来了潜在风险,为提升人民主观经济福利感知,增强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带来了新的挑战。在数字经济时代背景下,互联网实现跨越式发展,深度渗透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成为居民主观经济福利感知重要影响因素。本文基于2010年、2014年、2016年和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四年面板数据,对我国居民互联网使用行为对经济地位认同偏移的影响进行了系统研究,并对产生这种影响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实证结果表明:我国居民的互联网使用行为对其经济地位认同偏移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对其高估经济地位认同有着显著的负向影响,对其低估经济地位认同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使用互联网会导致经济地位认同产生偏移,同时会低估经济地位认同。我们认为导致这一现象存在的原因在于:人们使用互联网后会降低主观经济地位,提升客观经济地位。进一步研究发现,互联网使用对经济地位认同偏移的影响在收入不平等程度不同和户籍类型不同的群体中存在一定的差异性。本文的实证发现对于增加居民主观经济福利水平,进而提升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有着重要的政策涵义。

财政支出效率是建设中国式现代化,提升高质量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所增加的基础设施投资和贸易合作,均需要沿线城市通过大量的地方财政支出给予支持。那么,进入该倡议体系的沿线城市是否存在一种内生动力,其财政支出是否变得更加有激励性？该政策冲击是否增进了财政支出的效率水平？笔者希望针对这一系列问题的深入研究可以揭示地方政府响应“一带一路”倡议的效率是否显著,是否有助于基础设施投资的高质量投入。我们将此倡议的实施视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基于2011—2021年全国272个地级市城市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双重差分模型检验了“一带一路”倡议对沿线城市政府财政支出随机前沿面的影响效果,并识别了其中的影响机制。

企业领导权变奖励影响员工职业承诺有赖于由员工心理契约违背中介完成并受制于员工权力距离的调节。笔者基于组织公平理论,构建了企业领导权变奖励影响员工职业承诺机制的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在此基础上以590份来自对中国大陆企业普通员工问卷调查的有效数据,运用层级回归和bootstrap方法实证检验了企业领导权变奖励与员工职业承诺之间的关联。检验结果证实:企业领导权变奖励显著正向影响员工职业承诺;员工心理契约违背部分中介作用于企业领导权变奖励对员工职业承诺的影响;员工权力距离既与企业领导权变奖励影响员工职业承诺的关系负相关,也反向调节此间员工心理契约违背的中介作用。本研究通过尝试性地将员工心理契约违背和员工权力距离等相关变量引入对企业领导权变奖励影响员工职业承诺关系模型的实证检验,揭示了企业领导权变奖励对员工职业承诺的相关影响机理,从领导奖励层次与员工职业承诺的关联上扩展了组织公平理论的应用边界,丰富了有关公司内部治理方面的现有文献,研究结论有助于为企业经营管理中制定科学合理的奖惩条例和处理好企业领导与员工的干群关系提供理论依据。

以2011—2018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基于尾市价格偏离模型探究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持股对股票市场操纵的影响。研究发现：QFII持股与市场操纵显著负相关，在使用工具变量、倾向得分匹配（PSM）、模型替换等方法检验后，结论稳健。机制分析表明，QFII持股可通过提升上市公司信息透明度、提高股票流动性来抑制市场操纵。进一步分析发现，在单一大股东、低独立董事占比、低市场化水平等弱监督环境下QFII对市场操纵的抑制作用更显著。本文从市场公正的角度证明了我国循序渐进引入QFII以稳定和规范A股市场的政策是正确且成功的。同时，本文建议通过提升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加大资本市场开放程度、完善市场操纵监控体系等措施推动我国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