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因为其引发的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问题而在近几年来一直备受关注和非议。在2014年8月31日的新预算法及10月2日的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通过后，融资平台的存在价值和未来命运再一次成为人们质疑的对象和关注的焦点。而当12月8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发布《关于加强企业债券回购风险管理相关措施的通知》，限制城投债质押回购资格后更是直接在资本市场上引发了机构投资者对地方融资平台的恐惧。在这样纷繁复杂的新的政策环境和经济形势下，透过现象、揭示本质、澄清思想、指明地方融资平台的未来发展思路就显得尤为急迫和至关重要。笔者通过分析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诞生的经济根源、历史贡献及其现有体制环境下的不可替代性，论证了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存在价值和不可替代性，并在此基础上结合国际经验和中国实际，针对融资平台存在的体制机制缺陷和问题，同时根据新的政策环境和经济形势，提出了中国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未来转型和发展路径的政策建议。
在经济社会条件转变、养老保险制度发展失衡的背景下，中国养老保险制度政府财政责任表现出模式差异、地区差异和城乡差异的特点，这种差异对养老保险制度可持续发展提出挑战。中国可根据劳动者和居民的身份进行养老保险制度财政责任模式的改革，统一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和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财政责任模式，以纵向和横向转移支持手段缩小养老保险制度财政责任地区差异，通过扩大农村养老保险财政支持规模以缩小养老保险制度城乡差异。为了实现养老保险制度的财政责任的适度差异，中国应实施构建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促进养老保险制度单位和个人责任的合理化、促进养老保险费改税、促进养老保险制度政府财政责任制度化、改革政府官员晋升激励机制和完善弱势群体利益表达机制的具体措施。
近年来，我国对石油的消费量不断增加，石油依存度已接近60%，但是石油利用效率低、单耗水平高、浪费现象严重，因此，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矛盾日益突出，节能减排任务艰巨。同时，我国成品油市场还存在着秩序混乱等问题，大量调和油和“裸油”冲击正规成品油市场，严重侵蚀消费税税基。因此，调整成品油消费税的政策，“调整征收范围，优化税率结构，改进征收环节，增强消费税的调节功能”，推动成品油消费税改革对于我国未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笔者首先简要介绍现行成品油消费税征管的困境，然后重点分析改革中面临的宏观、微观难点问题。进行成品油消费税改革时，不仅会面临技术操作和税收征管等微观难题，而且还会面临关乎现代财税体制和国家治理体系建设等宏观难题。最后从三个方面对成品油消费税改革提出相应的改革建议。
笔者运用已有的行为金融学方法研究证券市场监管者的非理性问题，通过采用有情境元素的问卷调查法，向监管部门及其他市场参与者发放问卷并根据问卷的数据，对监管者和市场参与者的非理性行为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我国证券市场的市场参与者，普遍存在着代表性偏见、锚定和调整效应、证实性偏差、框定陷阱、过度自信、损失厌恶、后悔厌恶、处置效应、沉没成本偏差、心理账户、模糊厌恶等偏差，这些偏差影响并制约着他们的决策行为。其中，监管者的后悔厌恶最明显，其他依次为锚定和调整效应，损失厌恶，处理效应，框架效应，心理账户，代表性偏见，模糊厌恶，过度自信等。分析表明：从总体上看，监管者与被监管者的非理性程度没有显著差异。由此，笔者提出了监管者处理自身和其他市场参与者非理性行为的思路和对策：对自己的非理性要警觉与预防；对其他市场参与者的非理性在监管过程中要予以重视。
互联网金融的快速发展引起了各方关注，业内外也尝试从不同视角解析互联网金融发展现象。基于目前互联网金融理论框架缺失的现状，结合已有研究和理论分析，笔者沿着产业融合、金融创新、金融深化的脉络构建了互联网金融的经济学分析框架，即互联网企业在产业融合的背景下，充当了新金融中介，开展了金融创新业务，促进了金融深化；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选择阿里巴巴集团互联网金融业务的发展作为案例分析对该框架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该框架能较好地解释互联网金融发展的内在逻辑和诸多现象，特别是为什么互联网金融的承担者和推动者为互联网企业而非银行金融机构，该框架能为后续研究互联网金融奠定一定的理论基础。
笔者基于资产组合理论，构建出能够代表集合信托产品与银行理财产品理论定价水平的收益率市场线，并对集合信托产品和银行理财产品的市场定价效率进行了评估与比较。研究结果表明：我国无风险收益率和流动性风险的变化是集合信托产品定价的基础，流动性风险对集合信托产品定价的影响最为强烈；集合信托产品定价中的效率损失相对较小，定价效率要高于银行理财产品；市场风险的提高虽能降低集合信托产品的定价效率，但整体影响程度有限，说明集合信托产品在定价中不存在明显约束；集合信托产品收益率能够真实反映国内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与负担，可以充当我国利率市场化进程中的标准利率。
近年来，国内衍生品市场发展迅速，在服务实体经济发展和推动金融市场繁荣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实践过程中，市场对衍生品的理解还存在一些偏差，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国内衍生品市场的发展。笔者系统性梳理了衍生品交易的概念、特征与发展历程，结合近期国际监管动向分析了国际衍生品市场发展情况与监管经验，认为衍生品作为一种中性的风险管理金融工具，本身并无好坏之分，市场参与者运用不当加之部分领域监管缺失才是2008年金融危机的问题所在。与欧美普遍存在的投机过度、创新超前等问题不同，我国衍生产品发展尚处起步阶段，与实体经济的需求相比，发展程度还很不足。为此，笔者提出了促进国内衍生品市场发展的几点思考与政策性建议：一是要辩证看待，既要充分认识衍生品对经济与金融发展的重要作用，也要努力将衍生品的不利影响关进笼子里；二是既要大力推动市场扩容，也要持续加强市场规范化程度；三是银行等金融机构既要积极有序参与场内外市场，也要规范产品设计与业务流程；四是监管机构要统筹把握创新发展与加强监管的关系，为规范衍生品市场夯实基础。
IPO价格高估，大股东、高管减持，既分割中小投资者利益，又影响资源配置效率，从而危害市场的公平和效率。导致我国股票市场IPO“高发行价、高募集资金、高市盈率”的“三高”乱象的原因是什么？谁又是IPO高估的受益者？笔者进行了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笔者将Olhson模型①与GLS模型结合，构造了一个基于可观察的历史会计数据的股票估值模型，并用这一模型来估计股票的内在价值，进而估计股票IPO价格偏离率，以此来准确衡量IPO估值泡沫，为研究政治联系和IPO定价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合理的方法论基础。基于我国中小板资本市场数据，实证研究结果发现民营企业的IPO价格更高，上市公司中有政治联系董事会成员的比例越大，IPO价格偏离公司价值程度越高；或者说，民营企业有政治背景高管的比例越高，其IPO定价越高。这些发现，既有助于我们科学评估我国股市的公平、效率及其影响因素，也为监管部门评估并改进上市、退市制度提供可资借鉴的政策含义。
在我国依靠投资推动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中，为了防止经济大起大落需要保持投资的稳定，笔者结合公司产权性质和金融发展考察了营运资本管理在保持公司资本性投资稳定中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营运资本能够平滑公司资本性投资，在融资约束更为严重的民营企业这种平滑效果更为显著；金融发展弱化了营运资本平滑公司资本性投资的效果，这种弱化作用在民营企业中更为显著。笔者的研究证实企业营运资本管理的必要性，为解开民营企业在融资难的现实中依然保持不断发展的困惑提供新的研究思路，为金融发展如何缓解企业融资约束问题提供微观层面的经验证据。
近年来，产品伤害危机频繁发生，已经成为市场常态。CSR策略是产品伤害危机后企业经常采用的响应方式，而以往研究却较少关注其效果、适用条件和心理机制。笔者结合相关理论和现实案例，提出理论模型和研究假设。为了检验研究假设，笔者通过情景实验法收集研究数据，采用2（危机类型：不可辩解型&可辩解型）×2（CSR策略：有&无）的组间实验设计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1）CSR策略能够有效提升产品伤害危机后的品牌信任；（2）危机类型会调节CSR策略的效果，与不可辩解型产品伤害危机相比，可辩解型产品伤害危机后的CSR策略的效果更好；（3）消费者满意和消费者原谅在CSR策略影响品牌信任的过程中具有完全中介作用。本文研究贡献在于证实了CSR策略修复产品伤害危机后品牌信任的作用，识别了危机类型对CSR策略效果的调节作用，揭示了消费者满意和消费者原谅的中介作用，可为企业精准设计CSR策略提供理论参考。
笔者依据三支柱制度理论，从组织合法性视角出发，采用权变的观点，在将制度距离分为远近两种情形后，分析了制度距离影响跨国公司进入战略选择的机制，并构建了相应的权变框架。研究结果表明，在管制距离、规范距离和认知距离远时，在东道国的分支机构应该首先遵从当地制度环境的要求，以获取外部合法性，优先考虑的进入战略是并购、合资以及在合资企业中采用少数股权；而在管制距离、规范距离和认知距离近时，在东道国的分支机构应该首先遵从跨国公司内部制度环境的要求，以获取内部合法性，优先考虑的进入战略是绿地、独资，如选择合资的话，则在合资企业中采用多数股权。研究结果可以为跨国公司从内外合法性视角出发，在制度距离下选择合适的进入战略提供适宜的指导。
劳动力市场和产业结构转型的匹配程度影响京津冀都市圈人口有序转移。为此，笔者从产业视角出发，利用2001—2012年京津冀都市圈的面板数据建立联立方程实证研究劳动力市场变化与产业结构转型的内生性，进一步论证如何化解京津冀都市圈人口有序转移的难题。研究结果发现：京津冀都市圈劳动力市场变化与其产业结构的转型是相互作用的；其中资本、劳动和市场等因素对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和高度化发展起到促进作用，而劳动力市场的变化则主要受到宏观经济和政策等因素的影响。产业和劳动力的聚集和分散效应都会带来产业结构变迁和人口转移的匹配性，提升居民就业能力、协调城镇化发展以及促进劳动力市场完善与产业结构转型和调整产业分工格局，能够更好地实现京津冀都市圈人口的有序转移。
一直以来，高层管理人员作为公司重要的人力资源备受关注，然而高层管理人员的管理能力对公司的资本投资效率有无影响和有什么样的影响一直缺乏实证研究。笔者以2003—2013年在沪深两市A股主板上市的制造业公司为研究样本，基于投资现金流敏感性的视角研究了高层管理者的能力与资本投资效率之间的关系。研究得出以下结论：样本公司中资本投资均对其内部现金流高度敏感，而管理能力高的高层管理者能有效减缓资本投资与内部现金流之间的敏感性。分组后进一步的研究表明：管理能力高的高层管理者不仅能有效降低融资约束导致的资本投资现金流敏感性，而且还能有效缓解代理冲突形成的资本投资现金流敏感性问题。本研究从一个新的视角证明：随着公司高层管理者能力的提高，管理者会越来越注重缓解信息的不对称性，通过缓和融资约束和代理冲突问题，可有效改善公司的资本投资效率。
在我国社会分层背景下，残疾人这类典型弱势群体在职场中常遭受非公平对待并因此而工作绩效低下，这直接影响着我国和谐社会的构建。笔者利用上海市273名残疾员工调研数据和结构方程模型（SEM）分析，其结果表明：（1）组织公平感的三个维度即分配、程序和互动公平均正向显著影响任务绩效，而组织公平中仅有互动公平正向显著影响周边绩效；（2）工作嵌入对任务和周边绩效有正向显著预测作用;（3）工作嵌入在组织公平（分配、互动公平）与任务和周边绩效间具有中介效应，在组织公平（程序公平）与任务和周边绩效间无中介作用。这说明：对于职场弱势群体，员工组织公平感的提高，不仅会对其岗位说明书明确要求的任务绩效产生正向影响，同时也会带来那些非工作角色所要求的、不能被组织正式奖励系统所识别的周边绩效的提升；对于组织管理者而言，采取相关措施来构建组织公平氛围、提高员工工作嵌入度，是对职场弱势群体绩效提升和优化的一个有效途径。本研究的价值在于：一方面，探讨了组织公平与工作绩效多个维度间的关系；另一方面，突破现有组织公平和工作绩效研究对象多为普通员工的局限，关注了职场弱势群体这一类当前特殊且重要的工作人群展开实证。
笔者在理论框架分析的基础上，采用2003—2010年我国29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的省际面板数据，以人均GDP、土地价格和房产税为控制变量，运用层级回归方法探讨了经济适用房价格与商品房价格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经济适用房价格未能抑制商品房价格的表象是不真实的，两者存在着正向关系。而且，经济适用房供给量正向调节经适房价格与房价之间的关系。人均GDP和房产税均显著正向影响商品房价格。经济适用房供给量对商品房价格有显著负向影响。土地价格正向影响商品房价格，但不显著。最后，从合理确定经适房价格、增加经适房供给力度、调整房产税征收内容与范围和改革土地招拍挂制度等方面给出了降低商品房价格的政策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