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财政因对土地出让依赖过多而备受关注，并认为是推高房价的重要原因。而地方主政官员变更可能会对辖区内的土地出让产生影响。为了检验该问题，本文基于2008—2016年我国地级市长和市委书记数据，结合微观住宅用地交易数据，研究官员变更对住宅用地出让价格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1)官员变更降低了辖区内的住宅用地出让价格；(2)官员异地调动、非正常变更和长期任职的官员变更对当期土地价格的负向影响更为显著，而市场化水平将弱化其负向影响；(3)地方官员上任后将推高土地出让价格，而且经济增长压力对其正向影响更为明显。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地方官员的变更会对辖区内住宅用地市场产生显著影响，为理解我国的土地市场价格波动提供了一个新视角。

 本文首先建立一个扩展Angeleto和Lao（2013）［1］的理论模型，推导证明企业家信心对固定资产投资有正向促进效应，然后采用2006—2021年中国27个工业行业月度数据，基于PVAR模型和TVPVAR模型对其影响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1）企业家信心对固定资产投资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2）企业家信心对固定资产投资的正向影响具有滞后性，长期效应的程度几乎是短期效应的三倍；（3）在企业家信心普遍高涨时期，信心的提升对固定资产投资的促进效应随时间推移呈现不断强化态势，而在企业家信心低迷时期，正向影响效果减弱且持续时间明显缩短；（4）从不同制造业类别看，传统制造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受企业家信心冲击正向影响显著，高技术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不受影响。本文的研究结论为提振信心以促进固定资产投资相关政策的实施提供依据与参考。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其核心是健全碳排放权市场交易制度。本文通过构建新古典一般均衡模型，理论推导与实证检验了碳排放权交易政策的效果，研究结果表明：该政策显著降低了试点地区的碳排放，且东部试点遏制了向非试点的碳泄漏，但中部、西部试点却促进了向非试点的碳泄漏。进一步分析导致政策效果差异的原因发现，控排地区的综合交易效率高是实现碳排放内部化的必要条件；跨区域交通运输效率的提高将促使碳排放向非控排地区泄漏，而清洁生产研发投入的提高将遏制碳排放向非控排地区泄漏。得出的政策启示：借鉴东部地区的成功经验与城市圈辐射效应，建立跨区域的协同减排机制，助力全国统一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进一步完善，实现对资源的优化配置，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横向转移支付是地方政府在上级政府的要求或引导下，按照一定的标准而形成的地方政府间财政资金和资源转移的一种行为，其主要目的是解决地方政府之间共同的政治、经济、社会和生态等利益诉求，是我国现行财政转移支付体系的一种延伸和补充。横向转移支付的产生是多种因素相互叠加作用的结果，具有导向性、匹配性和合作性的特征。作为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政运行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横向转移支付在我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快区域协同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等国家目标过程中发挥着一定的作用。目前，横向转移支付仍然只是作为非正式财政制度安排而存在，在实践中面临不少挑战，笔者拟从深度不确定性视角分析横向转移支付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并在稳健性和自适应原则基础上提出了具体政策建议。

 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是当前经济工作的一个重大问题，为此必须深入研究地方政府债务增长的驱动因素。基于手工整理的各地区投资目标数据，文章首次实证研究了地区投资目标设定对地方政府债务的影响效应。文章发现：地区投资目标对地方政府债务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并且地方政府掌控的财政金融资源会显著增强这一正向影响；全面深化改革之后，投资目标对地方政府债务整体上不再具有显著影响，但在中西部地区仍表现出较弱的显著影响；地方政府债务对实际投资增长和实际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文章从投资目标的新视角揭示了地方政府债务增长的成因，不仅为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提供了政策方向，而且也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了经验证据。

 主动投资与被动投资孰优是证券投资领域一大热点问题。本文以2011—2021年股票基金和偏股混合基金为样本来比较中国主动基金和指数基金业绩，进而基于因子择时视角逐步揭示业绩差异的形成机制。研究发现：主动基金费后的年化收益率超出指数基金约5%；主动基金的胜出主要来自定价因子贡献部分，其中盈利因子贡献收益显著超过指数基金年化约22%，动量因子和规模因子贡献亦有一定优势，体现纯粹选股能力的alpha部分则存在劣势；主动基金的因子贡献优势源自其强于指数基金的因子择时能力。进一步研究表明，主动基金胜出并非由少数绩优基金驱动，其原始收益率和因子贡献的优势展现于整个分布，而alpha的劣势仅存在于部分分布区域；主动基金有因子择时能力并不意味着频繁调整风格，在因子表现稳定时也能维持既有风格。本文结论对于“大力发展机构投资者”具有明确启示。

 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各国经济和金融市场产生重大冲击，其是否以及如何对跨境资本流动产生影响，文献尚未进行充分研究。本文基于新冠病毒感染疫情数据和EPFR跨境股票基金层面微观数据，实证分析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新兴经济体跨境股票资本流动的影响及传导渠道。本文发现，新冠病毒感染疫情通过三种效应对新兴经济体跨境股票资本流入产生负向影响。第一，内部拉动效应。新兴经济体国内新冠病毒感染疫情程度加重，提高投资者对该国的风险情绪，显著降低了本国跨境股票型基金净资本流入。第二，关联国传染效应。新兴经济体的贸易和金融联系国疫情风险暴露水平上升，显著加剧新冠病毒感染疫情的影响。第三，全球性推动效应。美国新冠病毒感染疫情的暴发、全球风险情绪的加剧和美国股票市场波动性的上升等会进一步抑制新兴经济体的跨境股票型基金净资本流入。进一步研究发现，新冠病毒感染疫情的影响因各国经济特征和股票基金特征而具有异质性。本文为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是否以及如何传导到跨境金融活动提供了实证依据，也为金融部门如何防范和应对重大公共卫生事件风险提供了政策建议。

 供应链关系是企业在激烈产品市场竞争中获得持续增长的关键因素。本文基于匹配的2003—2021年上市公司供应商-客户关系对数据，考察供应商是否会对高财务风险的客户实施救助。研究发现：客户财务风险越高，供应商超额商业信用供给越多，证实了供应链风险情境下的企业间风险共担行为。异质性检验发现，客户销售潜力越高、供应商维系供应链关系的意愿越强时，客户财务风险与供应商超额商业信用供给的正向关系更加显著。进一步分析发现，供应商面临高财务风险的客户之所以选择救助而非远离，是基于转换成本的考虑。超额商业信用供给降低了供应链风险联动，增加了供应商的企业价值。本文的研究对企业超额商业信用供给决策提供了供应链层面的实证证据。

 本文基于手工搜集的2008—2019年我国上市公司发行的公司债限制性契约条款数据，考察了董责险对管理者运用债券限制性契约条款行为的影响及作用机理。结果显示，董责险的购买显著降低了管理者运用债券限制性契约条款的数量，并且主要作用于限制投资类条款和偿付保障类条款，对期权契约类条款和限制资产转移类条款没有显著影响。另外，公司购买董责险促使债券信用利差明显下降。作用机理检验发现，购买董责险的公司，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经业绩调整后的非预期盈余和信息不对称程度均显著更低。结论表明，董责险的引入改善了公司治理，使得管理者在与债券投资者的契约谈判中得以运用更少的债券限制性条款。进一步研究发现，董责险对管理者运用债券限制性契约条款的抑制作用主要存在于债券信用评级高、“四大”审计以及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高的企业。本文为理解董责险如何影响管理者行为提供了更为直接的证据，并揭示了董责险在债券市场上的治理效应。

  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城乡融合不应局限于市域范围之内，而应着眼于全国范围内跨地区的城乡间分工协作。当前，全国范围内已经出现了人口流入和流出两类地区的分化，存量建设用地（包括农村集体经营性用地和宅基地）与人口流动的空间布局日益呈现出巨大的错配。为了推动全国范围内的城乡融合发展，必须加快构建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和土地市场。随着户籍制度的改革加快推进，未来的改革重点将是土地市场。根据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试点经验，在维护农民权益的原则下，由中央政府提供制度保障与政策支持，地方政府根据试点经验和当地实际情况进行改革探索，助力共同富裕的目标。

 基于2011—2018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CMDS）数据，本文证实了城市昂贵的住房成本会增加流动人口子女成为留守儿童的可能性，且这一影响在处理内生性之后，以及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中仍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高房价会增加流动人口的生活成本和工作时间，使得流动人口将子女留守在家；但是城市优质的教育和医疗等公共服务资源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高房价的负面影响。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低收入、低经济地位、低教育水平的农村户籍流动人口对于子女是否留守的决策更容易受到城市房价的影响；在户籍制度更严格的地区这种影响也更明显。研究结论揭示了造成留守儿童的一个重要动因，在追求城乡协调高质量发展的大目标下，为决策者制定城市社会保障政策提供了决策依据。

 平台劳动者“逆算法行为”有其自身形成及演化机制。笔者基于羊群效应理论和社会学习理论，构建了平台劳动者“逆算法行为”演化博弈模型，利用数值仿真分析方法对“逆算法行为”的形成及其演化进行了数值仿真实验。实验结果证实：羊群效应在平台劳动者“逆算法行为”及其影响因素之间发挥中介作用；平台劳动者生理与心理收益水平的提高正向影响“逆算法行为”的发生；增强平台惩罚力度不能有效抑制平台劳动者“逆算法行为”；提高负外部性水平能够正向影响平台劳动者“逆算法行为”的出现。本研究尝试性地将羊群效应理论和社会学习理论拓展到平台劳动者“逆算法行为”形成及其演化博弈模型的数值仿真实验中，揭示了“羊群效应”下平台劳动者“逆算法行为”形成及其演化机制，丰富了有关“逆算法行为”学术探究方面的相关文献，研究结论可以为平台有效防治“逆算法行为”提供理论依据。

 一国扩大金融开放必定引致其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动，且受制于人口老龄化程度和人力资本水平的调节作用，但现有文献尚未从实证分析上识别金融开放程度与劳动收入份额之间的因果效应和影响机制。笔者以1970—2018年不平衡跨国面板有效数据，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方法检验了金融开放程度与劳动收入份额之间的关系及其变化方向和变化程度。检验结果证实：一国金融开放程度与劳动收入份额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在此影响过程中，人口老龄化和人力资本均具有正向调节效应，这导致金融开放对劳动收入份额的负向影响在不同收入水平的国家间呈现显著异质性；中介效应检验证实了金融开放程度提高通过改善资本生产率这一渠道降低劳动收入份额的立论。本研究运用实证检验的方法揭示了金融开放程度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及其机制，丰富了金融全球化进程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方面的学术研究，研究结论可以为相关部门制定金融开放政策和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提供理论依据。

 数字金融素养是数字经济时代体现金融素养的新维度和新领域，也是在微观层面衡量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重要指标。本研究以Lyons和Kass-Hanna对数字金融素养的分析框架为基础，利用1 506位中国居民数字金融素养问卷调研数据，采用主成分分析确定了中国居民数字金融素养的构成维度，并通过多元回归分析实证检验了个体因素与家庭环境因素对居民数字金融素养的影响。结果显示：中国居民数字金融素养由金融知识、数字知识、数字金融可得性意识、数字金融参与性意识、数字金融使用技能和数字金融维权意识等六个维度构成；性别、教育水平、经管课程学习、个人收入、身体健康水平、家庭财商培养和家庭金融氛围等因素对居民数字金融素养水平存在正向影响，年龄因素对居民数字金融素养存在负向影响。本研究拓展了数字金融素养理论的应用边界，丰富了中国居民数字金融素养的相关文献，研究结论可以为提升我国居民数字金融素养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

 顾客通过在线品牌社区参与企业创新活动过程中，社区提供的社会支持能强化顾客心理授权和创新激情，进而提升顾客创造力。笔者基于社会支持和认知-情感人格系统（CAPS）理论，在构建在线品牌社区社会支持对顾客创造力影响模型的基础上，利用对523位具有在线品牌社区创新活动参与经历顾客的问卷调查数据，采用多元回归和Bootstrap分析方法，从在线情境下社会支持的信息支持和情感支持两个最主要维度检验社会支持对顾客创造力的直接影响以及其间顾客心理授权和创新激情的中介路径。检验结果证实：顾客参与在线品牌社区创新活动情境下，社区提供的信息性和情感性社会支持对顾客创造力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顾客心理授权在信息性和情感性社会支持影响顾客创造力的过程中具有中介作用；顾客创新激情在信息性和情感性社会支持影响顾客创造力的过程中具有中介作用。本研究拓展了社会支持等理论的应用范畴，丰富了顾客在线创新和顾客创造力等相关研究文献，为在线品牌社区通过提供有效的社会支持提升顾客创造力提供了理论依据。

 本文利用我国A股上市公司2008—2021年的数据，探究并购业绩补偿承诺对商誉减值的影响。研究发现：在并购重组中签订业绩补偿承诺的公司，之后商誉减值的概率更高，且商誉减值金额更大。此外，并购业绩补偿承诺对商誉减值的负面影响在收购方为非国有企业，以及管理层过度自信时更为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并购业绩补偿承诺通过推高并购溢价从而导致了更多的商誉减值；在并购业绩补偿承诺未达标和业绩补偿承诺到期后的第一年，商誉减值的可能性更高，减值金额也更大；其次，并购业绩补偿承诺水平越高，也更容易引发商誉减值。本文研究结果不仅丰富了与并购业绩补偿承诺经济后果相关的文献，而且从制度层面拓展了商誉减值影响因素的研究视角，为监管部门优化并购业绩补偿承诺制度及防范商誉减值风险提供了经验与启示。

 本文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4—2018年三期面板数据，考察了母亲加班对儿童健康的影响。研究发现，母亲加班会使儿童健康状况变差，在进行稳健性检验并利用工具变量缓解内生性问题后，结果依然稳健。异质性分析发现，母亲加班对女孩、学龄前儿童、城市儿童以及由母亲照料的儿童健康的负面影响更明显。考虑到母亲面临的工作-家庭冲突，我们既要保障女性的合法工作权益，同时还要兼顾女性的家庭责任，因而需要为女性创造友好型工作环境和家庭生活环境。同时，重视家庭照料的基础地位并鼓励父亲积极参与到儿童照料中来，以减少女性的后顾之忧。

 企业生产经营中通过提高数据要素利用水平提升投资效率的机制，有赖于利用数据要素激活冗余资源所发挥的中介作用以及企业自身吸收能力的调节作用。笔者基于资源基础理论、代理理论以及吸收能力理论，构建了一个有调节的企业数据要素利用水平影响投资效率机制的研究模型，以国泰安数据库（CSMAR）2011—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相关有效数据，运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方法，实证检验了企业数据要素利用水平与其投资效率之间的关联及其变化状况。检验结果证实：企业数据要素利用水平与其投资效率正相关；企业利用数据要素激活冗余资源对企业利用数据要素提高其投资效率具有中介作用；企业自身吸收能力正向调节企业利用数据要素激活冗余资源之间的关系。本研究尝试性地将资源基础理论、代理理论和吸收能力理论拓展到实证检验企业数据要素利用水平与其投资效率之间的内在关系上，所揭示的关于企业数据要素利用水平影响投资效率机制之研究结论，将丰富有关数据要素、投资效率、冗余资源、企业吸收能力等方面的相关文献，有助于为企业利用数据要素提升投资效率提供理论依据。

 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网络结构洞直接影响创新绩效且受制于企业营销能力和组织冗余的调节作用，但现有相关文献中缺乏关于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网络结构洞影响创新绩效机理方面的学术成果。笔者根据知识基础理论和结构洞理论，构建了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网络结构洞、企业营销能力和组织冗余影响创新绩效的研究模型，采用2012—2019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的有效数据，利用多元线性回归方法，检验了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网络结构洞与创新绩效之间关系的变化方向和程度,以及企业营销能力和组织冗余于其间发挥的作用。检验结果证实，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网络结构洞显著正向影响创新绩效；企业营销能力和组织冗余分别正向调节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网络结构洞对创新绩效的影响。本研究通过尝试性地将知识基础理论和结构洞理论开拓至实证检验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网络结构洞与创新绩效关系的应用范围，揭示了二者之间的影响机理，丰富了公司治理和企业创新等学术领域的相关文献，研究结论可以为上市公司选聘独立董事和企业提升创新绩效等实践提供理论依据。

“新基建”与高新技术产业技术创新效率二者之间客观上存在直接效应、中介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笔者依据产业创新理论和信息资源理论,在构建“新基建”影响高新技术产业技术创新效率机制模型的基础上,利用2006—2020年中国28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新基建”与高新技术产业技术创新效率的关系及其变化。检验结果证实:“新基建”正向影响高新技术产业技术创新效率;在“新基建”影响高新技术产业技术创新效率过程中,产业结构高级化发挥中介作用;“新基建”正向影响高新技术产业技术创新效率时具有空间溢出效应。本研究通过尝试性地构建“新基建”影响高新技术产业技术创新效率机制模型并予以实证检验,揭示了当下“新基建”与高新技术产业技术创新效率二者之间的影响机制,在一定范围内拓展了产业创新理论和信息资源理论的应用边界,研究结论可以为相关政府部门制定产业发展规划和企业提高高新技术产业创新效率提供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