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从区域协调发展出发,提出了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京津冀协同发展是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重要体现,是引领京津冀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纲领。为此,借助空间杜宾模型,立足空间溢出效应视角,本文尝试探索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实施前后,绿色金融和环境规制如何对京津冀经济高质量发展产生影响。选取京津冀13个城市,借助2008—2022年的面板数据,研究发现京津冀经济高质量发展总体呈现“高-高”和“低-低”的集聚现象;绿色金融和环境规制对京津冀相邻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空间溢出效应,且不同空间权重矩阵下溢出具有明显的差异性;绿色金融和环境规制对城市相邻与否作用效果异质性显著,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提出以后,绿色金融和环境规制显著提升了京津冀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本研究践行了区域协调发展的重大战略,对实现京津冀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参考。

预算绩效管理是加强财政收支管理、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的重要手段,也是加快建立现代预算制度的必由之路,更是提高政府治理能力和水平、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笔者以政府治理能力的内涵为切入点,从经济、政治、社会三个维度探讨了预算绩效管理改革影响政府治理能力的内在逻辑,论证了实施预算绩效管理改革所取得的预期成效,提出了“双动力”“内外力”和“三方面”三条路径来提高政府经济、政治和社会民生治理能力,为我国全面推进预算绩效管理改革、进一步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提供理论指引,助力地方政府治理能力提升。

本文基于网络爬虫挖掘东方财富股吧中个股的发帖文本,搭建卷积神经网络和长短时记忆神经网络特征融合模型(LSTM-CNN),对样本股的股吧发帖文本进行情感识别,构建投资者情绪指标并分析了其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效应及其机制。实证发现,当期投资者情绪对下一期股价崩盘风险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效应,投资者情绪高涨加剧了未来股价崩盘风险;不同市场环境下,情绪对股价崩盘风险影响具有不对称性,熊市状态下投资者情绪对崩盘风险的正向影响效应更为明显。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表明,规模较小、股权集中度较低、卖空限制大、公司所在地市场化水平低的样本公司中投资者情绪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更为明显。此外,我们发现股票流动性是投资者情绪影响股价崩盘风险的一个重要的中介变量。研究结论有助于从投资者情绪视角来解释股价崩盘风险的形成机理,丰富了对股价崩盘风险影响因素的认识。

专精特新企业是激发创新活力、完善产业生态不可或缺的关键主体,也是我国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重要力量。政府补助作为引导专精特新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手段,能否促进企业提高研发人员投资、营造良好创新环境值得深入探究。本文基于A股上市公司中专精特新企业2018—2021年数据,探讨政府补助对企业研发人员薪酬安排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并进一步探究项目属性类政府补助与待遇属性类政府补助对企业人员薪酬安排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性。结果表明,政府补助可以通过认证效应,提高企业的市场关注度与产学研协同能力,进而促进企业加大研发人员投入;相比待遇属性类政府补助,项目属性类政府补助对研发人员薪酬安排的影响更为显著;政府补助会因企业和区域特征而产生差异化效果;进一步分析表明,政府补助扶持企业薪酬水平提升有助于增加企业的长期价值。相关结论对理解企业创新活动中的政府补助定位及政策的后续推进提供了经验启示。

企业领导权变奖励影响员工职业承诺有赖于由员工心理契约违背中介完成并受制于员工权力距离的调节。笔者基于组织公平理论,构建了企业领导权变奖励影响员工职业承诺机制的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在此基础上以590份来自对中国大陆企业普通员工问卷调查的有效数据,运用层级回归和bootstrap方法实证检验了企业领导权变奖励与员工职业承诺之间的关联。检验结果证实:企业领导权变奖励显著正向影响员工职业承诺;员工心理契约违背部分中介作用于企业领导权变奖励对员工职业承诺的影响;员工权力距离既与企业领导权变奖励影响员工职业承诺的关系负相关,也反向调节此间员工心理契约违背的中介作用。本研究通过尝试性地将员工心理契约违背和员工权力距离等相关变量引入对企业领导权变奖励影响员工职业承诺关系模型的实证检验,揭示了企业领导权变奖励对员工职业承诺的相关影响机理,从领导奖励层次与员工职业承诺的关联上扩展了组织公平理论的应用边界,丰富了有关公司内部治理方面的现有文献,研究结论有助于为企业经营管理中制定科学合理的奖惩条例和处理好企业领导与员工的干群关系提供理论依据。

近年来,中国家庭杠杆率的上升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人口老龄化可能对家庭杠杆率产生影响。理论推导表明,老年人口占比增加会提升家庭杠杆率。实证分析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检验得出人口老龄化对家庭杠杆率的影响为正。机制分析发现,老龄化导致低收入人群在面对住房需求和应对老龄化支出时,倾向使用住房抵押贷款以平滑生命周期消费,进而推高了家庭杠杆率。同时,本文发现家庭面临的健康风险与养老抚幼双重负担,也是老龄化导致杠杆率攀升的潜在作用机制。此外,老龄化对家庭杠杆率的影响在城乡类型和户主受教育水平差异,以及家庭小型化程度之间存在异质性。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全面实行股票发行注册制,建立常态化退市机制”,退市制度是资本市场的基础法律制度,完善的退市制度是建立良性市场生态的重要一环。本文以2020年12月31日退市新规的正式发布为研究事件,通过事件研究方法对退市新规发布后的短期市场反应进行检验。结果发现:市场对退市新规的审议通过体现了充分的关注并予以积极反应,依据公司特征进行区分后发现,经营风险和监管风险较高的公司市场反应较差,而信息环境较好、投资者保护水平较高的公司市场反应更加正向;进一步地,退市新规对于国企与非国企上市公司影响并无显著差异,投资者对创业板上市公司的市场反应相对负面;此外,较之征求意见稿,退市新规正式版发布的市场反应更为显著。结论显示,退市新规的正式颁布优化市场环境,高质量公司更加受益于资本市场改革红利,为资本市场的深化改革和促进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启示。

我国把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确立为基本国策,把可持续发展确立为国家战略,大力推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是基于中华文明“天人合一”的历史文化传承,结合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时代化,致力于实现经济社会与绿色发展的和谐统一。笔者通过文献调查,梳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生态文明思想的传承发展脉络。生态文明建设经历了从起步、发展到完善三个阶段:起步阶段,在我国生态文明思想史上具有开创与先驱作用,集中体现为毛泽东林业建设思想;发展阶段,我国生态文明思想呈现出接续性、连贯性和发展性,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完善阶段,我国生态文明思想体现了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灵活运用,对前代探索成果的继承,对于实践经验的高度概括,对于时代发展的创新开拓,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生态文明思想体系。在各个阶段的实践中,生态文明建设成效显著,尤其是新时代10年来生态文明建设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和标志性成果,为世界各国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财政支出效率是建设中国式现代化,提升高质量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所增加的基础设施投资和贸易合作,均需要沿线城市通过大量的地方财政支出给予支持。那么,进入该倡议体系的沿线城市是否存在一种内生动力,其财政支出是否变得更加有激励性？该政策冲击是否增进了财政支出的效率水平？笔者希望针对这一系列问题的深入研究可以揭示地方政府响应“一带一路”倡议的效率是否显著,是否有助于基础设施投资的高质量投入。我们将此倡议的实施视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基于2011—2021年全国272个地级市城市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双重差分模型检验了“一带一路”倡议对沿线城市政府财政支出随机前沿面的影响效果,并识别了其中的影响机制。

立足于金融供给的地理结构视角,本文利用2005—2012年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国商业银行分支机构数据与工业企业污染排放数据库的匹配数据,根据企业地理位置和中国商业银行分支机构的地理位置信息,计算得出银企间的距离数据,分析了银企距离对企业污染排放的影响,并进一步运用绿色信贷政策与绿色银行网点数量,分析了绿色金融政策对银企距离的减排作用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银企距离的缩短会显著降低企业排污水平,且该减排效应通过倒逼企业研发绩效增加和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来实现。绿色金融的发展与绿色银行网点数量的增加,会增强银企距离缩短对企业的减排效应。本文进一步丰富了银企距离的相关理论,同时对于金融发展助力“碳中和”实现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

为了充分调动社会资本活力,促进基础设施建设及公共服务的良性发展,近年来政府致力于PPP模式的推广和对其监管的完善。上市公司响应政府号召,积极参与PPP项目。本文从注册会计师审计角度,基于手工数据和双重差分法的研究发现,上市公司参与PPP项目后其审计费用显著增加。上市公司参与的PPP项目投资规模较大、合作期限较长以及投资风险较高时,其审计费用增加幅度更高。进一步分析发现,对于经营风险和融资约束较高的企业、当事务所不具有行业专长和审计任期较长时、处在政企关系较差地区的企业以及所处年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高时,参与PPP项目后公司审计费用的增加更加明显。本文丰富了审计收费影响因素和PPP模式经济后果相关研究,对于注册会计师审计和PPP项目监管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文以2015年12月12日巴黎气候大会通过《巴黎协定》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了全球气温控制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相比非能源行业企业,能源行业企业的投资效率在设置2℃的全球平均气温上升幅度上限之后显著提高,并且主要表现为投资不足问题的缓解。这一现象在全球气温控制后公司生产经营活力提高、资金支持更多和社会责任表现更好的样本中更加显著。当企业受到更加严格的环境监管时,全球气温控制对能源行业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更加显著;能源行业企业投资效率的提高确实来自全球气温控制而非来自能源公司原本对环保问题的关注;地区升温污染物排放水平较高时,能源公司更需要通过提高投资效率来增加环保投资。进一步研究发现,能源行业企业提高投资效率可以显著增加公司的环保投资总额。本文直接检验了全球气温控制是否促进企业提高投资效率,进而促进它们增加环保投资,具有重要的理论和政策含义。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制造商需要不断进行产品研发才能保持其核心竞争力,而下游零售商在关注产品研发计划的同时也需要时刻掌握消费者偏好情况。为研究制造商不同研发模式下零售商的最佳信息获取策略,本文基于质量提升和成本削减两种研发模式,构建了不同策略组合下的博弈模型。研究发现:无论制造商是否进行研发投入,零售商都仅在信息获取成本低于相应的阈值时才会获取消费者偏好信息,但制造商的研发投入放宽了零售商获取信息的费用阈值,促进了其进行信息获取的意愿。同时,制造商研发模式的选择受到投资系数的影响,当质量投资系数较小而成本投资系数较大时,制造商选择质量提升研发模式,反之,制造商选择成本削减研发模式。最后,通过数值算例表明,零售商获取信息有益于消费者剩余和社会福利的提升。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此同时,数字经济已成为驱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数字经济的迅猛发展为居民经济地位认同偏移带来了潜在风险,为提升人民主观经济福利感知,增强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带来了新的挑战。在数字经济时代背景下,互联网实现跨越式发展,深度渗透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成为居民主观经济福利感知重要影响因素。本文基于2010年、2014年、2016年和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四年面板数据,对我国居民互联网使用行为对经济地位认同偏移的影响进行了系统研究,并对产生这种影响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实证结果表明:我国居民的互联网使用行为对其经济地位认同偏移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对其高估经济地位认同有着显著的负向影响,对其低估经济地位认同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使用互联网会导致经济地位认同产生偏移,同时会低估经济地位认同。我们认为导致这一现象存在的原因在于:人们使用互联网后会降低主观经济地位,提升客观经济地位。进一步研究发现,互联网使用对经济地位认同偏移的影响在收入不平等程度不同和户籍类型不同的群体中存在一定的差异性。本文的实证发现对于增加居民主观经济福利水平,进而提升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有着重要的政策涵义。

 高质量发展是“十四五”乃至更长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内容，也是政府履行公共服务职能关注的重点。企业作为市场经济的主体，显然是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一环。财政政策如何影响企业ESG表现助推企业高质量发展？目前鲜有文献从政府采购角度考察。笔者以2015—2021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了政府采购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研究发现，政府采购对提高企业ESG表现发挥了正向激励效应；通过异质性分析发现，这种正向激励作用对规模较大的企业、重污染行业和处于成熟期之后的企业更为显著；从作用机制来看，政府采购可以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改善企业内部控制以及提高企业的市场关注度等渠道为企业提升ESG表现提供内在激励和外在动力。因此，政府应当制定更加具有针对性的政府采购政策设计，推动我国企业ESG表现稳步提高；同时企业应当结合自身现状，积极参与政府采购活动，为自身的可持续发展获取资源支持。

 风险治理是世界各国的普遍难题，特别是在对外开放过程中，全球性风险更是各国发展面临的共同难题，二十大报告中也将国家安全提升至事关民族复兴根基的新高度。本文以中国共产党历次重要文献为主要文本语料库，利用机器学习、文本分析和隐含狄利克雷分布主题模型分析等方法，探索中国共产党在建党百年历程的不同历史阶段，有关对外开放的风险治理思想，进而提炼党在对外开放过程中的风险治理经验。研究发现，尽管不同阶段面对的风险状况、应对措施各有所异，但是风险治理思想的内在逻辑和主线始终清晰且一致，即集中表现在安全观、制度观、提质观、策略应对观和合作观五个方面。本文的研究发现对深刻领会党的风险治理精神，促进总体安全观及实现高水平的对外开放、防范化解风险危机具有较强的借鉴意义。

 数字金融素养是数字经济时代体现金融素养的新维度和新领域，也是在微观层面衡量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重要指标。本研究以Lyons和Kass-Hanna对数字金融素养的分析框架为基础，利用1 506位中国居民数字金融素养问卷调研数据，采用主成分分析确定了中国居民数字金融素养的构成维度，并通过多元回归分析实证检验了个体因素与家庭环境因素对居民数字金融素养的影响。结果显示：中国居民数字金融素养由金融知识、数字知识、数字金融可得性意识、数字金融参与性意识、数字金融使用技能和数字金融维权意识等六个维度构成；性别、教育水平、经管课程学习、个人收入、身体健康水平、家庭财商培养和家庭金融氛围等因素对居民数字金融素养水平存在正向影响，年龄因素对居民数字金融素养存在负向影响。本研究拓展了数字金融素养理论的应用边界，丰富了中国居民数字金融素养的相关文献，研究结论可以为提升我国居民数字金融素养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

特需门诊是医院为了提高利润而采取的一种价格歧视策略。本文通过构建博弈模型,分析了医院对普通门诊和特需门诊的资源配置行为和特需门诊对不同类型患者福利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了数量管制政策的效果。该博弈模型的子博弈精炼纳什均衡结果表明,如果政府没有采取任何管制政策,那么医院将把全部医疗资源配置到特需门诊,全体患者的福利受损。当政府采取数量管制政策时,价格歧视对患者福利的损害程度减轻,但是特需门诊患者和普通门诊患者的福利水平依旧是下降的。从保护患者福利的视角出发,政府应该进一步完善管制政策体系,限制特需门诊的发展。

综合保税区在以其扩大对外开放政策平台功能推动经济外向型转型的同时,改善城市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效应。笔者以2005—2021年中国大陆地级市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了设立综合保税区与城市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效应二者之间的关联。检验结果证实:设立综合保税区促进了所在城市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效应的提高;综合保税区的制度示范效应和产业结构升级效应与所在城市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效应正相关,综合保税区的FDI技术溢出效应与所在城市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效应负相关;综合保税区与城市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效应的关联性因设立综合保税区城市的地理位置、行政等级和城市规模等不同而表现出异质性;设立综合保税区对城市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效应的影响存在某种程度的负空间外部性。本研究将综合保税区通过整合各类海关特殊监管区所具有的多种功能聚焦于如何影响城市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效应上,通过实证检验揭示了设立综合保税区与城市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效应之间的影响机制,所得研究结论有助于为国家批准、设立综合保税区以及相关部门制定综合保税区具体政策和城市企业充分利用综合保税区改善绿色技术创新效应提供理论依据。

“新基建”与高新技术产业技术创新效率二者之间客观上存在直接效应、中介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笔者依据产业创新理论和信息资源理论,在构建“新基建”影响高新技术产业技术创新效率机制模型的基础上,利用2006—2020年中国28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新基建”与高新技术产业技术创新效率的关系及其变化。检验结果证实:“新基建”正向影响高新技术产业技术创新效率;在“新基建”影响高新技术产业技术创新效率过程中,产业结构高级化发挥中介作用;“新基建”正向影响高新技术产业技术创新效率时具有空间溢出效应。本研究通过尝试性地构建“新基建”影响高新技术产业技术创新效率机制模型并予以实证检验,揭示了当下“新基建”与高新技术产业技术创新效率二者之间的影响机制,在一定范围内拓展了产业创新理论和信息资源理论的应用边界,研究结论可以为相关政府部门制定产业发展规划和企业提高高新技术产业创新效率提供理论依据。